第十一篇第9章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

第十一篇第9章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

第十一篇第9章

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

颜渊：（公元前521年—公元前481年），曹姓，颜氏，名回，字子渊，鲁国都城人（今山东曲阜市），居陋巷（今山东省曲阜市旧城内的陋巷街，颜庙所在之地）尊称复圣颜子，春秋末期鲁国思想家，儒客大家，孔门七十二贤之首。

十三岁拜孔子为师，终生师事之，是孔子最得意的门生。孔子对颜回称赞最多，赞其好学仁人。

颜回极富学问，素以德行著称。严格按照孔子关于“仁”、“礼”的要求，“敏于事而慎于言”。

《孔子家语》中记载，孔子常称赞颜回具有君子四德：强于行义，弱于受谏，怵于待禄，慎于治身。

颜回终生所向往的就是出现一个“君臣一心，上下和睦，丰衣足食，老少康健，四方咸服，天下安宁”的无战争、无饥饿的理想社会。

颜回一生没有做过官第十一篇第9章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也没有留下传世之作，他的只言片语，收集在《论语》等书中，其思想与孔子的思想基本是一致的。后世尊其为“复圣”。

历代儒客文人学士对颜回推尊有加，配享孔子、祀以太牢，追赠兖国公，封为复圣，陪祭于孔庙。

天：颠也，至高无上，从一大。会意字，大一结合，会其大无有二之意。

甲骨文的“天”字，像正面站着的“人”形，突出头部，以示人之顶颠。义同“颠”（头顶）。人至高无上的部位就是天（头），如两眉之间称为“天庭”。

王国维《观堂集林》：“古文天字本像人形。”金文更像人形了，仍突出人头。天字上部象征人头部分的圆点，小篆变成一横画。

“天”字本义是人的头顶，又表示人的头顶上方、日月星辰所在的太空苍穹。也就是自然界至高无上的部分。

中华传统关于对天的最早解释，在《简易道德经》（又称《简易经》，作者无可考，齐家数代家传之宝）有所记载：“常言天，齐究何也？昊曰：无题，未知天也，空空旷旷亦天。”

荀子曰：“天无实形，地之上至虚者皆天也。”

《朱子语类》：“《离骚》有九天之说，诸家妄解云有九天。据某观之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古代哲学，只是九重。”

刑天指神名。如《山海经》：“形（刑）天与帝争神，帝断其首，乃以乳为目，脐为口，操干戚以舞。”陶潜诗：“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

《九州要记》：“凉州古武城有天山，黄帝受金液神丹于此。”天山即祁连山。

《正字通》谓：“至尊莫如天，天以下又莫如君父。”上天给予人间阳光雨露，所以古人把天当作是最尊贵的。并形成了“敬天爱人”的思想。

在中国传统的伏羲传说中，就蕴含着“敬天爱人”的思想。有人认为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古代哲学，伏羲对于易道的朴素思考，源自“敬天爱人”四个字，伏羲教育后世子孙，要敬天爱人。

天地间万物的运转皆有其规律，人与天地规律相契合，才能让人过得更好。这正是后世所说“道法自然”的道理。

周王朝建立后，总结桀纣失国的教训，迅速确立了民本德政的思想和国策。他们认为，上天可以在统治者有德的情况下给予天命，也可以在失德的情况撤回天命，转给别的有德者。

统治者必须谨慎地认识和理解天命，并通过礼乐来发扬和实施让周获得天命的“德”，也就是“以德配天”。孔子曾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

古人又认识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即上天并不直接向人说话，而是借着人民来表达意思和施行选择。

于是，这种德性政治最后的落脚点，自然而然地由“敬天”转到了“爱人”，由“以德配天”过渡到“保民而王”。

也就是说，周朝民本德政的核心在于，通过让人民实现安居乐业来彰显他们所具有的“德性”，并在“天命”之下，通过实施以“德性”为基础的礼乐措施，完成代天理民的国家和社会治理，从而通过民安保证国泰。由此，这种德性政治最重要的原则就是敬天保民、明德慎罚、厚利民生。

“敬天爱人”作为中国儒教的基本思想，对于东南亚各国的影响非常深远。

全文理解为：

颜渊死了，孔子说：'唉！上天要亡我啊！上天是要我的命呀！”

儒分八家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古代哲学，其中之一就是颜氏之儒，主要特点是：安贫乐道，特别下功夫实践孔子的仁德思想。这也说明了颜回在世时是有开班收徒，让自己的思想学说传于后世的。

颜回一生拒绝做官，志于“道”，一边教学一边帮助孔子整理古籍，成为孔子的精神寄托和人生伴侣。

《四书解义》曰：孔子上接文王之传，则曰“天将丧斯文”，下失颜渊之传，则曰“天丧予”。然则道统之绝续，皆天也！

日本的伊藤仁斋曰：此悼颜子死而叹学之将绝也！

颜师古曰：盖天生圣人，必有贤才辅之，今天生德于夫子，复生颜子为圣人之偶，并不见用于世，而颜子不幸，短命死矣，此亦天亡夫子之征，故曰：“天丧予！”

哲学家董仲舒

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广川（河北省景县广川大董故庄村）人，西汉哲学家。

汉景帝时任博士，讲授《公羊春秋》。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董仲舒认为，统治者首先要让天下统一思想。

当时可以提供选择的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四家，其中法家学说是最开始得宠的，结果法家让秦朝灭亡了，所以统治阶级是不能全部使用法家思想的。

墨家是肯定不能用的，因为墨家是主张使用选举制度来选举天子的，不管哪朝也不会赞成。

汉朝初期70余年推行道家思想，清净无为，任老百姓自然发展。结果国家强大，经济恢复，老百姓安居乐业，但是诸侯王势力也坐大了，北方边境的匈奴威胁也大了。这么看来，道家也不行。

比来比去，就只有儒家可以选择了。儒家提倡仁政，民贵君轻，它强调民权，忽视君权，为了配合统治阶级的需要，所以董仲舒把儒家思想给改造了。

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把儒家思想与当时的社会需要相结合，并吸收了其他学派的理论，创建了一个以儒学为核心的新的思想体系。

董仲舒的哲学基础是“天人感应”学说。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继承了思孟学派和阴阳家邹衍的学说，而且将它发展得十分精致。

他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人格神，不仅创造了万物，也创造了人。因此，他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和人一样“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

董仲舒认为，天生万物是有目的的。天意要大一统的，汉皇朝的皇帝是受命于天来进行统治的。各封国的王侯又受命于皇帝，大臣受命于国君。

家庭关系上，儿子受命于父亲，妻子受命于丈夫，这一层层的统治关系，都是按照天的意志办的，这就是“大一统”和“三纲五常”的理论基础。

这里所说的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指“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为董仲舒提倡之后，成为我国古代维护历代封建皇朝统治的工具。

董仲舒认为“道”是源出于天的，“天不变，道亦不变”。也就是说“三纲五常”、“大一统”等维护统治秩序的“道”是永远不变的。

董仲舒精心构筑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正是把一切都秩序化、合理化，正是为汉皇朝统治者巩固其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服务的。

那么，如何解释皇位的更换和改朝换代呢？为此，他提出了“谴告”与“改制”之说。

他认为统治者为政有过失，天就出现灾害，以表示谴责与警告。如果还不知悔改，就出现怪异来惊骇。若是还不知畏惧，于是大祸就临头了。

他认为人的认识活动受命于天，而认识的目的是了解天意。通过内省的途径就能判断是非，达到“知天”的目的。

另外还必须通过对阴阳五行的观察，才能达到对天意、天道的了解。正是按照“尽心”、“知性”、“知天”的模式，达到“天人合一”。

他还认为通过祭祀能与神相沟通，使之能看见一般人所看不见的东西，这样就能知道天命鬼神了。这种认识论达到了神秘的程度。

董仲舒以“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宣称：帝王授命于天，是秉承天意统治天下的，因此成为“天子”。

按照这个说法，帝王自然就具有绝对的统治权威，这是汉武帝最需要的精神武器。

董仲舒建议统一学术，统一思想，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大一统”的政治思想第十一篇第9章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为维护封建统治帝王的绝对统治服务。

其学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说，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穿在一起，形成帝制神学体系。深得汉武帝的赞赏。

从此，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当然，这里的儒术，始终都夹杂着法家思想，汉宣帝甚至公开承认，朝廷的制度本来就是“霸道和王道杂糅”。

董仲舒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兴了被扼杀达百余年之久的儒家文化，而且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融会贯通了中国古典文化中各家各派的思想，把它们整合为一个崭新的思想体系。

董仲舒不仅是正宗神学的奠基者，又是著名的经学家。他的著作后来大都收集在《春秋繁露》一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