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的经典——封建郡县转型中的河间儒学和汉中央帝国儒学

记忆的经典——封建郡县转型中的河间儒学和汉中央帝国儒学

序

颜世安

祖明的专著《记忆的经典——封建郡县转型中的河间儒学和汉中央帝国儒学》，历十多年寒暑，斟酌砥砺，今日终于付梓。此一研究记忆的经典——封建郡县转型中的河间儒学和汉中央帝国儒学，发端于他读研究生时，由河间儒学问题入手，考《周礼》《毛诗》《乐记》诸文献的成典，探究河间儒学思想特质，以及与中央朝董仲舒春秋学的关系。博士毕业后，祖明在大学教书这十多年里，学术思考的中心，始终围绕河间儒学引发的种种问题。思考和研究的线索，由《周礼》《毛诗》等古文经成典的考辨，扩大到秦火以后历史文献“断裂”情况下，儒生“集体记忆”如何“重构”古代经典；战国以下郡县制社会发展的内生矛盾，如何孕育汉代诸侯王以“封建”为背景的王国学术，又如何在复杂的思想演变和残酷的政治冲突中，过渡到中央王朝的大一统儒学。此一学术思想衍化发展的复杂过程，正当中国古代氏族王朝解体以后，由父家长制集权组织推进到帝制郡县王朝，并发展出相应学术思想体系的关键时期。祖明之著用力甚深，视野阔大，或可为这一重要时段思想史研究开一新局。

河间儒学的思想史意义，学界以往不是十分注意。学者言汉初思想，大抵黄老、申商之学儒家思想对西汉中期政治的实际影响，陆贾、贾谊之儒学，王国学术则淮南，然后进到董仲舒春秋公羊学，此为一般的理解线索。经学史研究有时注意河间古文，也不甚重视。古文经学一般认为始于西汉末刘歆，河间为古文经典可能的来源之一而已，究竟怎样亦少有详说。河间学术的重要性遂长期隐伏不彰。徐复观先生《两汉思想史》曾说到，汉初淮南、河间以王国学术遭武帝之忌，发淮南大狱，河间献王被逼死，河间典籍或流散民间，或转入中秘，古文经为皇帝所忌，此后悬为厉禁，直至西汉末。此说颇能揭示古文经源自河间，传入中朝的重大线索，涉皇帝专制制度下中央王朝学术与地方学术之间的紧张。这一见解已触及到河间学术历史地位的关键，惜未有展开的论述。

祖明新著的研究，深入地探究了河间儒学的来龙去脉。奠基的工作，是考订古代文献所记河间献王时出现的古文诸经，如《周礼》《左传》《毛诗》《礼古经》《乐记》等，尤其对《周礼》《乐记》《毛诗》进行了详细考辨和思想分析。《周礼》作于何时，自古至今学界聚讼不决，比较有影响的见解，是战国晚期说和西汉早期说。此事纷纭复杂，不易论定。祖明辨析前人研究，取其所长，以《周礼》特点入手提出辩证。认为该典籍内容繁博，非一人之力能完成，必是集体著述。集体著述能做的如此缜密而“盛水不漏”（朱熹语），应是官方性质的精心组织的集体编撰。考战国末至西汉初，具有这样大规模学术集结条件的，河间最为可能。此外，《周礼》内容若干方面，亦可见作于河间的证据。这项考证工作在《周礼》撰作问题的长期争论史上，无疑是一个重要推进。此外，本书承前人研究基础，进一步考定《乐记》非战国公孙尼子作，旧说东汉卫宏作《毛诗序》实为《毛诗序注》，由此确定《乐记》和《毛诗》作于河间。这两种考证也都细绎前人学术争辩，详析相关文献记载，有扎实细致的功夫。《周礼》《乐记》《毛诗》等古文经成于河间，此前并非没有战国以来先师旧说基础儒家思想对西汉中期政治的实际影响，关键是河间有一次重新组合的工作，不仅是学术结集，而且是思想重构。

祖明认为，《周礼》等几部古文经典，思想上有一个贯穿的理念，重视礼制，以礼为大一统政治的基础。这一理念有深刻含义，在汉初大一统专制体制的形成过程中，尝试以礼规确立古代宪制意义的政治权威，制约王权。这个祖明称为“天礼之学”的理念，不仅表达了诸侯王的政治立场，而且在秦火文献断裂、汉初重建帝国体制的历史关头，体现了“封建”和郡县之争的严重历史议题。河间古文经思想系统中的“封建”意识，并非不要统一王权，《周礼》和《毛诗》都甚重王权，关键在于王权应该嵌在什么样的制度结构里面。河间儒学在景、武之际出现，在武帝朝强盛时遭压制，中央朝尊春秋公羊学，董仲舒提出“天人之学”表达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王权政治观，这个由河间古文经“天礼之学”到中央朝“天人之学”的思想演进，展示了西汉前、中期思想发展的重要线索。祖明这一研究结论，发前人所未发，对汉代思想史和儒家经典成书过程的研究，有重要贡献。本书的研究，功力首在《周礼》《乐记》《毛诗》诸经的考定，我觉得几部文献的考辨工作都做得比较扎实，为全书论点的建立确定了基础。当然，其中一些具体问题或可再商，古文诸经是否全成于河间，学界可能会有质疑和讨论。这样千古聚讼的难题，指望一朝定谳也不实际。但无论如何，经本书研究，河间为一重要学术聚会，先秦儒学到汉代儒学转换之枢机，已无可疑。

河间儒学重礼儒家思想对西汉中期政治的实际影响，背景是汉初诸侯“封建”。实际上，“封建”内含的制度和思想问题，不仅在汉代经学中重要，也在先秦儒学有其渊源。今古文之争起自汉代，刘歆时公开，思想分野始于西汉前期，而思想线索则可追溯至儒学创始时。早期儒学文献如《论语》《春秋》《仪礼》等，原无经学时代的争议，但经学观点分歧的种子已经种下。廖平曾列“今、古学宗旨不同表”，其中有一条“今学近于王，古学师乎伯”，是从文献中总结的线索，非常重要，可惜后来谈经学的学者不大留意。“今学近于王”，在《春秋》公羊学一望可知，不用多说。“古学师乎伯”，明显见于《左传》。封建制起自西周，地方治权的发展，却造极于春秋时代。《左传》在汉为古文经，在先秦原为儒家记述春秋史事的典籍，《左传》不仅记“伯”制，而且记伯制之下诸侯、卿、大夫诸级贵族承担政治责任，建立政治秩序的努力。《左传》的资料，便是古文经学“封建”意识在先秦儒学的一个重要来源。此外，《论语》和《仪礼》也是。说《论语》政治观近于“伯”，学界或有人不同意。但《论语》记孔子论政，内容多是与弟子讨论地方小邦或邑的治理，如冉有所言“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曾子所言“寄百里之命”。而且重要的是，孔子从来不说天子或国君管控下的小邦治理，谈论的全是君子独立行政的小邦政治。

孔子所愿，应是王制秩序之下，基层君子有主动权的政治，以小邦或邑的良好治理为“道”的基础。这正是“封建”理念的落实。后来《大学》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是自下而上的政治理想。《大学》当在战国中期以前，所说“治国”即是地方性邦国而非秦汉以后统一帝国。这种地方治理为“天下”政治基础的思路，正是承孔门小邦政治的讨论而来。《仪礼》原名《士礼》，主要记述士、大夫礼，西汉时虽立今文经，内容却近于“伯”。廖平《今古学统宗表》谓“《仪礼记》为今学”，“《仪礼经》为古学”，虽未必全是，但此见解是有道理的。《仪礼》主要篇籍撰成当在孔子以后一、二代人时间，篇章或有亡于秦火而不传记忆的经典——封建郡县转型中的河间儒学和汉中央帝国儒学，但以士礼为重心却无疑问。儒家早期礼学以“士”为政治秩序枢轴，正与孔门讨论“方五六十里”君子责任的政治观相通。《礼记》较晚出，其中一些礼学文献，如《礼运》《王制》等篇，论礼制明显近于“王”。由此看，西周春秋“封建”演变而来的君子责任意识，本就是早期儒学一个内在的政治理念。这个理念的意义可以理解为，在古代贵族政治崩溃，集权政治形成的历史转变时期，儒家思考文化之“道”落实于政治，该由何人承担责任，是顶层的王还是基层的士，如果二者应取合作，此合作的框架又当如何。

这一理念就是早期儒学影响后来今、古文学分野的一个思想线索。祖明研究河间儒学与中央儒学的关系，所论古文经的“封建”意识，又揭示新的思想特点。《周礼》《毛诗》皆言王制，主一统，但此种王制一统，以礼为最高原则，以政府各机构部门分工合作为基础，对统一秩序有独特要求，希望中央权力与地方或部门权力有良性互动，祖明称之为“大一统封建制”。汉代今、古文学思想分歧，涉及不少问题，有没有居于中心地位的问题，如果有，是什么？学界未有定论。廖平所谓“今学近于王，古学师乎伯”，是其所列今、古学宗旨不同诸项中的一项。祖明的研究，深刻揭示了这一项所含的丰富内容，对将来经学思想史研究的深化，可能会有重要推动作用。

祖明治学，视野开阔，基础扎实。他本科就读于金陵神学院，以古代犹太文化和基督教圣经学为学术入门的起步。后入南京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师从徐兴无教授学习中国古典文献学和两汉经学，在这段时间接受徐教授严格的文献学训练，为以后的学术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博士阶段转入南京大学历史系，随我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进一步开拓视野，研读先秦儒家典籍和大量史学著作。博士毕业后到复旦大学哲学系师从张庆熊教授做两年博士后，研究方向是现象学及其后的西方现代哲学，重点关注现代西方《圣经》学的进展。在转益多师的求学过程中，祖明经受了不同学科的学术训练，使其学术思考有宽广的视野，和深刻的问题意识。在大学任教期间，祖明读书研究十分勤奋，连续在历史、哲学、宗教等学科的权威刊物发表论文，内容涉及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犹太《圣经》学，引起学界瞩目。在研究过程中，祖明对河间儒学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地位的认识，日趋成熟。这部研究专著，就是他这一段时期研究工作的结集。本书的研究质量和思想深度，可由学术界同行品评检验。我个人看法，这部著作是汉代思想史研究近年所出的一部力作，会启发相关领域的研究同行，重新认识和思考汉初思想和政治发展中一些根本性的问题。

2019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