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复兴是个热点问题，又关乎中国文化的自信力

传统文化复兴是个热点问题，又关乎中国文化的自信力

传统文化复兴是个热点问题，此问题既关乎中国文化之传承，又关乎中国文化的自信力。

鲁迅先生在1934年10月20日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此文章和民族文化复兴话题有关。

鲁迅的看法是：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些人是真正的中国人，可以代表中国文化的脊梁。

鲁迅既批评妄自菲薄、盲目崇洋的心理，又反对盲目排外、自视甚高的心态。鲁迅的立场自尊、自信、自强，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中国文化是民族生活的根本，是维系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源泉。国人常说，做人不能忘本，文化何尝不是如此？

中国人的生活不应失去传统文化之根，否则将失去依靠，成为无源之水，这将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

同时也要看到，当今世界已进入全球化时代，任何国家、地区的文化很难与世隔绝。国际间的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文化联系越来越密切，文化输出已是常见现象。

如中国已在欧美、非洲等地开设孔子文化学院，对汉语知识传播和文化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

再如中国的古装影视剧，像《还珠格格》《琅琊榜》《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等，不仅在港台很流行，在东南亚、韩国等地区同样很流行。

这些现象都代表中国文化的现代输出，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标志，应客观看待、积极鼓励。

反过来也一样，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也产生了诸多重要影响。

比如自晚清起始，中国社会已向西方敞开大门，积极吸收、学习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相结合，共同推动中国社会文化不断走向进步，这也是历史事实，不应忽视。

像许多西方文化元素已融入中国人生活，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组成部分。

如电灯、电话、电视、汽车等现代科技，最早起源于西方欧美，现已成为中国人的日常消费品。

从社会进步方面看，晚清戊戌变法、洋务运动、近代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及由日、俄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皆和西方文化有关。

这些文化元素或直接借鉴于西方，像洋务科技、民国的宪政；或者受到西方文化激发，如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等。

联系中国近代史可以看出，自晚清民国开始，中国文化慢慢走向现代化，这其中既有中国文化自身的内因，也有外来文化的影响。

其内部原因在于：中国文化不缺少创造革新理念，如孔子托古改制思想，荀子“法后王”立场、王充《论衡》的进化观、《周易.系辞下》的“变则通、通则久”思想等。

外部原因在于，西方外来文化的引进，推动中国社会摆脱封建帝制，走向现代化，如民主宪政、新文化运动等。

关于东西方文化交流和中国文化复兴，并不是老问题，在民国时期已成为重大课题。

1919年巴黎和会，西方列强否定了北洋政府提出的合理要求，如废除“二十一条”、收回租界权、关税自主权，收回德国在山东殖民权益等。

最终“巴黎和会”外交的失败直接引发1919年“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后，中国知识分子重新反思东西方文化的关系，展开了一系列重要文化论争。

如梁启超在考察欧洲后认为，中西方文化各有优劣，不应把西方文化看成完美无缺，也不应把中国文化说得一无是处。

梁启超指出，在希腊、罗马时代，西方并没有肯定或否定科学的观念；中国先秦时期同样没有否定科技的观念；西方中世纪一直压制科学；中国秦汉后的社会同样对科学不重视；西方科技腾飞只是近三百年左右的事，只要中国奋起直追，将来迎头赶上并非不可能的事。

梁启超上述看法得到了近代思想家胡适的赞同。

胡适也认为，中西文化各有利弊，不应以西方否定中国，也不应以中国否定西方。他指出，那种认为中国文化已包含全部西方文化元素的看法固然可笑；但如果认为西方文化在所有方面均胜过中国文化，这种看法同样不妥。

梁启超、胡适对中西方文化的立场，得到当时许多知名学者的认可，像严复、蔡元培、梁漱溟等都同意梁、胡的看法。

当然也有反对者，最具代表性的是陈独秀和东南大学“学衡杂志”（吴宓主持）

陈独秀是近代新文化运动的革命派，他对中国儒家文化的批判态度最为激进。

陈独秀认为，如果像严复、梁启超一样，主张复兴中国儒教文化，一旦以后想要建立“德先生”（民治）、“赛先生”（科学）的国家，将从何入手呢？故必须坚决清除儒家文化余留，将旧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陈独秀的主张非常激进，但在当时某些知识分子阵营中很有势力，不可小视。

正像钱穆在《中国思想史》中所言，五四运动后，一些激进知识分子像李大钊，转向革命一途，投身社会政治革命，他们对儒家文化批判最为激烈。

在东西方文化论争中，另有一种主张同样有代表性：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如北大哲学讲师梁漱溟。

梁漱溟在北大及外地做了多场东西方文化演讲。

他认为，首先应排斥佛教，佛教不适合中国（梁漱溟为佛教文化专家）；其次，应全面接受西方文化，但又要从根本上改变之。这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基本立场。

在钱穆先生看来，梁漱溟既不敢得罪陈独秀的革命派，因害怕受到攻击；又反对完全西化，故作折衷之态，但最后还是暧昧不明，含混不清。钱穆不赞同梁漱溟的模糊表述。

东南大学的“学衡杂志”，打着“整理国故”的旗号，用西方思想反对西方思想，主张弘扬国学文化，继承文化传统。

吴宓认为，西方物质主义文化（科学），只注重功利目的，忽视精神和谐，感性、理性相分裂，极为片面，不如中国文化全面。学衡派对白璧德哲学、卢梭浪漫主义进行了激烈批评。

从民国文化论争可以看出，晚清民国以后，中国知识界对中西方文化的关系，一直密切关注，思考没有中断，直至今日重提传统文化复兴。

今日之传统文化复兴，已大大不同于民国历史。一是中国已融入全球化；二是中国文化现代化已成历史事实。

其中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理解中国文化复兴的含义。

换言之，中国文化复兴已不仅局限于复兴儒家思想，同时要重视和儒家同时期的先秦诸子，梳理先秦诸子思想的现代意义和价值。这是当下文化复兴所面临的重大课题。

比如，当下国学热主要侧重学习儒家经典，即国学的“经”部，像《论语》《中庸》《孟子》《礼记》，或儒经通俗化版本，如《三字经》《朱子格言》。

其实这里面包含不少局限，因传统国学除了儒经，还包括史、子、集各部，“子”部至关重要，即先秦诸子之学。

诸子之学范围教广，如孔、孟、荀三子，墨、道、法、阴阳、农、杂家等同属诸子学，汉代司马谈称为百家之要旨。

以全球化视野为参照，对诸子之学的现代价值应辨证分析，一分为二，既不应全盘肯定，也不应全盘否定。这也符合马克思的认识论辩证法。

例如当下流行一种看法，好像一提及现代文明价值，一些人首先想到西方，如科学、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其实这是一种文化偏见，部分原因在于对诸子之学不太了解或过于轻视。

即使放在现代文明的价值坐标中，先秦诸子之学中的许多思想并未过时，反而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现代意义。

一，荀子之学的现代意义。

先秦儒家分为两大方向，一是孔孟儒学；二是荀子之学。

孔孟儒学是道统，历来被人追捧，荀子之学属于旁支，经常被人忽视。其实这是一种历史、文化的误读。

以现代文明标准看，孔孟儒学中的某些道德观念，已落后于时代，如三从四德、内圣外王、礼乐至上、刑政居下等。

上述观念已不太符合现代社会法治文明，不合乎依法治国的现代要求。在此意义上，荀子儒学给人们提供了许多启发和借鉴。

不同于孔孟最为看重人心的“深情厚意”（钱穆语），荀子儒学别开生面，把礼法建设放在第一位。

荀子认为，人性本恶，圣人治国以创礼制法为第一要务；创制礼法的目标是“化性起伪”，以外部规章、制度约束人的行为。用现代法律概念说，这叫依法治理。

荀子思想启发了后来的韩非、李斯。韩、李皆为荀子学生，两人后来辅佐始皇帝，统一天下。

尽管秦朝法律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民法》《刑法》《劳动法》《合同法》等，但依法治国的基本精神，并不违背现代法律要求，不应一概否定。

荀子儒学还包含其他有现代价值的思想。

如反对墨子“天志”观，强调人定胜天——“制天命而用之”；批评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重视人的实践力量和能动性。这种看法和西方科学主义世界观有异曲同工之妙。

可惜荀子之学和孔孟儒学不合节拍，故自汉儒董仲舒后，荀子儒学始终处于边缘地位。

尤其是经汉唐经学巩固，宋明理学强化，儒家“内圣”思想被演绎到极致，成为“圣人气象”、“致良知”的代名词。荀子思想更加默默无闻了。

二，墨家之学的现代意义。

墨子紧接着孔子而来，是对孔子儒学的反动。

墨家明确反对孔子的等差之爱，强调“兼爱”伦理。

“兼爱”类似于基督教博爱精神，指向人的同情心、人道主义情感，不同于儒家“礼义”之爱。

孔子认为，人和人间的爱有差别，有等级，不可混淆先秦儒家哲学思想，如一个人爱自己的父母不同于爱别人的父母。

墨子则认为，个体之爱的最高境界是兼爱——无条件之爱，彼此间没有等级之分。

儒家反映古代贵族阶级思想，内含阶级意识。墨子一派出身下层，像农夫、役夫、刑徒，墨派思想反映下层民众心理：反对阶级压迫，追求人人平等（人格、劳动平等）。

墨派观点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

韩非说，儒、墨皆道尧舜，但取向不同。儒家的尧舜形象是“仁爱”的化身——仁者爱人、大公无私。墨家最推崇像大禹那样的“平民”型圣人。

《墨经》说，大禹治水，身先士卒，不辞劳苦；和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

墨子认为，大禹是古代圣人的表率，是后世君王学习的榜样。墨子的政治理想已超越春秋时代，无法实现。

春秋战国之际，中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各路封建诸侯，皆和周天子同宗同祖，同属贵族阶级。墨家希望君主和百姓平起平坐，共同劳动，这显然是一种空想，不合乎历史条件。

虽然如此，墨家思想毕竟主张君民平等、个体独立、劳动光荣，根据现代文明标准看，墨家思想没有过时，具有现代意义。

三、先秦道家思想的现代价值。

先秦道家是诸子之学的奇葩，其中包含许多现代文明理念，像尊重自然、天人合一、个体自由、民本自治等。

老庄提出的“道法自然”观和“天人合一”思想，和现代生态伦理学，非常接近，具有重要现代价值。

现代生态伦理学产生于20世纪中叶的欧美，目前已成为国际显学。

生态伦理学主要研究地球生态系统，强调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维护地球生态环境平衡。像中国政府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模式、青山绿水理念，都和生态学、生态伦理学有关。

老庄生活的时代，尚无生态伦理学之说，但老庄的“道法自然”观，本质上蕴含生态伦理学思想——宇宙全美论、自然至上论。

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是天地万物之道体，人类生活只应顺从，不可逆为。道家哲学和现代生态学信念不谋而合。

著名生态伦理学家阿伦.奈斯认为，地球是人类生命的母亲，生态具有内在价值，人类活动应遵循自然规律，以不破坏生态平衡为前提。

他强调指出，一旦地球生态（如大气层、海洋生态）遭到人为破坏，很难快速修复，其负面后果难以预料。

现代生态伦理学在先秦道家思想中找到了远古知音，其中真意耐人寻味。

另外，先秦诸子当中，道家最看重精神独立、人格自由先秦儒家哲学思想，强调个体生活超越性。这种文化精神既反对儒家，又内含现代文明理念，值得人们重视。

如庄子不喜欢做官，向往自由自在的生活。庄子认为，醉心俗务只能劳心劳力，精神不独立，人格不自由，实在得不偿失。

庄子的追求远不止如此。他认为，生命之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道，这就是人生最大幸福了。

庄子思想比老子超越、洒脱许多。老子哲学包含权谋、算计之道，显得谨小慎微，思虑过多。钱穆先生认为，老子在庄子之后，是把庄子哲学进一步落实化。

和庄子的超越、豪迈不同，老子对于治国、治人之术非常重视。

《道德经》的核心治国精神是，“治大国如烹小鲜”，君王不应干涉百姓生活，让百姓自我治理，自我安顿，人心自然平和，社会自然安定。

老子的治国理念接近于现代社会学的地方自治主义，具有特定的历史条件和背景。

钱穆认为，老子思想具有无政府主义色彩。国学大师章太炎认为，老子观点具有非政治主义意味道。其中的含义差别不大。

老子反对儒家礼乐之治，强调道法自然，无为无不为。所以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

老子的观点包含“放权”思想和民本自治理念，和西方某些社会学理论比较接近，此主题复杂，不再展开。

四，韩非“重农“主义功利思想。

先秦诸子当中，韩非的经济”功利“思想较为特殊，虽在儒家思想眼中，有些另类，带有明显反叛色彩。

如果依照现代社会学标准看，韩非思想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

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主流，历来重视道德人格修养，明显轻视农、工、商、贸等经济活动。

根据儒家社会等级划分，“农工商”阶层排在社会最底层，居于”士“的后面，歧视态度一目了然。

此为儒家思想之历史局限性，应当客观看待。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第一推动力。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已被人类社会历史经验所证实。

尤其当今世界，世界各国都在大力发展经济，比拼科技实力，经济科技实力是衡量国家综合力量的重要标准。这已是现代社会共识。

儒家道统一贯主张的”轻工商“伦理，已落后于现代社会潮流，不太符合时代精神。

韩非在《五蠹》《六反》《孤愤》等篇章中提出了自己的经济功利主义思想。

韩非认为，一国之君应调整治国理念，重塑价值观，以”刑赏法术“作为治国根本；把那些倡导仁义（儒家）、高论微妙之言（老庄）、夸夸其谈（公孙龙等名家）等六类人物，全部清除传统文化复兴是个热点问题，又关乎中国文化的自信力，以增强经济实力作为参考标准。

韩非所谓的”刑“是指法律惩罚，用法律惩戒不当行为；”赏“是指奖励农业和军备战事；”法术“是君王权势和手段，依靠国家力量规范社会秩序。

剔除掉韩非思想中的封建糟粕，不难看出，韩非提出的“重农“思想和“经济”观念，符合时代要求，具有现代意义。

事实证明，韩非的经济功利思想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推动作用。

像秦朝的商鞅变法，北宋王安石变法，公元8年王莽改制，清朝洋务运动等，均着眼于改善国计民生，大力发展经济生产力。这些都是历史事实，不应忽视。

综上所述先秦儒家哲学思想，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复兴不仅是社会发展的要求，也是中国参与国际文化交流和文化竞争的要求。

我们努力的方向、目标是传统文化复兴是个热点问题，又关乎中国文化的自信力，让中国文化走向全世界，让世界各族人民领略中国文化的风采和现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