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

王蒙：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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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

我今天抽出三个问题来讲传统文化。这三个问题与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洋文化对比起来，比较不同，而且对我们又有很深远的影响。当然，我不认为这三点就是中国文化的特点，我只是就中国传统文化作一个漫谈似的讲演。

中国的泛道德论与性善论

泛道德论就是重视道德，认为道德是根本，把做人道德化，把学问道德化。这确实是中国文化一个特点。中国自古以来有很多的这种说法，一个重要的说法就是“天下唯有德者居之”，这个文化特点一直延续下来，为什么道德能够作为合法性的依据呢?

第一，它使权力赋有一个教化的义务。过去旧中国的权力中心是皇帝，皇帝有责任自己率先垂范，同时要实行教化，使老百姓春风化雨，都能养成很好的道德，使他们的行为都有一个标准、一个规矩。

第二，道德性和天意结合起来。这个道德的典范是什么呢?是天和地。叫做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所以，你这个掌握权柄的人要有很高的道德修养，符合天意即天授君权，你才成为真正的天子。

中国古代绝对没有类似现代的民主思想，也没有一个对权力进行制衡的意识，更没有合理地有序地对权力进行更迭的思想，都没有。但是它又不是无条件地统治，是有条件的。什么条件呢?就是你要有道德，你得符合道德，你得符合天道。这里面隐藏着一种什么观念呢?这就是：如果你是无道昏君，你就必然灭亡。比如古人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这句话挺深刻的，是双向思维：第一层思维是臣子必须忠于君王，老百姓必须听从朝廷;第二层思维是如果君王失去了道德，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就要覆亡。中国自古以来有无数这样的故事，几百年就有大的朝代变更。正是在这样一种混乱和变更中，儒家的孔子力图提出一个合情合理的道德规范，使父子、夫妻、君臣之间能够有一个规矩和约束。

孔子提出过礼治，实际上是对个人行为举止、思维言语都做出了规范，要求人们按照规范来做。但是，你无法设想每一个掌握权柄的人都是道德的模范。这就形成一个矛盾，什么矛盾?儒家以德治国想法很美好，但大多都实现不了。翻开历史，很难看到历朝历代皇帝都是道德模范，相反看到的却是腥风血雨，权力斗争，朝为座上客、夕为阶下囚。但另一方面，这种道德规范本身又是对权力的文化监督，是对权力的一种“礼义”监督。

说到“礼义”一词，我多说几句。一般都说中国是“礼仪之邦”，实际上“礼仪”的“仪”应该是“正义”的“义”，就是说是“礼义之邦”。“礼”字的后面是附带着深刻的内容的。当然这个“义”当什么讲?说法很多，但其中一种是，要求君王在他的行为、他的爱憎、他的举止方面符合一定的规范。中国有谏官，谏官一般是不要命的，所谓“文死谏”，所以才有海瑞，海瑞是抬着棺材去提意见的。另一个是史官，史官秉笔直书，杀头也决不退缩。掌权者犯了什么错误，办了什么冤案，都给记录下来。

当然，对这种泛道德论也有许多批评。从古代时就受到法家、道家的批评，认为它多余，把本来很正常很自然的父慈子孝——父母喜爱子女，子女也很依恋顺从父母变成说教，比如二十四孝里的“卧冰求鲤”之类的，都是无法实现的，听着让人很难受。到了戊戌改良主义思潮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候，更有对儒家的猛烈批评，与谭嗣同同时代的改良主义者，严厉批评中国儒教杀人。

中国文化传统中很多东西都是双向的。一方面讲忠义，忠得没法再忠，肝脑涂地，不足为报;另一方面又讲如果你是无道昏君，你就要灭亡。所以，《三国演义》里面讲劝降将归降于己时，就会说“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侍”，这棵树很脏很乱很不像样子，可以不在这个树上，另挑一棵好树。

这种泛道德论还建筑在一个性善的基础上。我们有一个非常美好的理念，什么呢?就是挖掘出每一个人身上天然的本性。老庄与孔孟都是这样主张的，他们认为人的本性很好，是很正常很合理的。饿了就吃，渴了就去掘井或者到河边打水，该干活时就干活。让孟子一分析，就解释成了“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所以，他提倡德治，提倡礼治，让人回归到最美好最正常的状态。这种状态下，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好的，是互相照顾的，是互相礼貌的，不会发生那些坏的事情。老子走得最远，认为最好的道德就是和婴儿一样，和刚出生一样，和襁褓中一样。

在中国要注意伦理，就是人际关系。特别注意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父应该慈，子应该孝;君应该是明君，臣应该忠;朋友之间应该是义。注重人际关系的结果就是把情义两个字看得很重。

最近，我在山东教育台讲《红楼梦》的时候，我讲过里面的一段故事。王夫人的玫瑰露被彩云偷走了一瓶，这是因为彩云跟贾环(赵姨娘的儿子、贾宝玉的弟弟)关系挺好的。她偷去以后反咬玉钏，因为金钏、玉钏原来伺候王夫人，后来王夫人一个嘴巴打得金钏跳了井，就只剩下一个玉钏伺候王夫人。平儿负责处理这件事情，平儿说这件事我很清楚。但是这件事投鼠忌器，赵姨娘还有一个女儿，贾环的姐姐是探春。探春这个人，有头有脸，很有身份也很有头脑，而且由于王熙凤生病正由她来管理荣国府。因此这件事不能把彩云挑出来，否则就会伤害到探春。于是贾宝玉说，这件事我担着，就说玫瑰露是我拿的好了。平儿说好!于是平儿把玉钏、彩云这些人都找来，说，这里丢了一瓶玫瑰露，是我一个好姐妹拿的。窝主(指赵姨娘和贾环)很平常，窝主的面子我不看，但是这里面牵扯到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传统儒家生命智慧是什么，我不能随便点名，宝玉已经把这件事应承下来了。彩云一听脸红了，知道平儿已经了如指掌，于是就说了实话。说姐姐不要冤枉别人，我去自首，要杀要剐要打要罚一切听主子的。全场的人都很感动，认为彩云是侠肝义胆。平儿也很激动，今天想不到彩云妹妹有这样的侠肝义胆，自己出来勇于承担责任。这件事我已经说了，是宝玉偷的，就是宝玉偷的。任何人都别再提了，这件事就算过去了。自古以来，第一称颂平儿，第二称颂彩云。平儿处理问题一碗水端平传统儒家生命智慧是什么，天衣无缝，投鼠忌器，该抹过去的抹过去，该隐瞒的就隐瞒，本来是小事，不是大事，没丢了什么重要的东西。这是好人，又厚道、又聪明、又智慧、又灵活。

当然，另一方面中国人的情面也不利于法制。《秦香莲》这出戏里，本来包公一看事情越闹越大，皇后也来了，已经毫无办法了。戏词里包公跟秦香莲说：给你一点钱，你回去吧，你要求处理陈世美，现在很难做到。这时候秦香莲说了一句：都说包大人明镜高悬，想不到也还是官官相护!包公杀陈世美也是有这样一个过程的。可是这件事要是平儿来处理，不见得这样做，所以包公很少。

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只能把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东西作为一种资源，我们现在需要有现代的观念，法制的观念，实证的观念，是非的观念。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中国的泛哲学论，也就是整体论

在中国，最重要的学问还是哲学，并且把许多问题都哲学化。我是觉得这和汉字有关系。汉字提供的是综合的信息。特别注意各种事物之间的关系。它尽量把关系弄清楚。比如说牛，一个牛字，一个是以牛为实体的，分小牛、老牛、耕牛、公牛、母牛、奶牛、水牛、牦牛，这一些都叫做牛。另外从牛出来的牛奶、牛毛、牛肝、牛肺、牛蹄、牛筋，一直到借用的钻牛角尖等说法，词义非常清晰。还有吹牛，吹牛是从吹牛皮上来说的王蒙：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也有关系。可是别的语言里未必这样，它注意的是具体，水牛是[ˈbʌfələʊ]，母牛是cow[kaʊ]，公牛是Bull[bʊl]，这中间没有什么联系。而且我们的很多文字本身，就代表了一种自大而小、自高而低这样一个分析的过程。中国自古以来注意万物之间的关系和共同性。

而中国的很多学术思想从东周时，就已经形成基本的格局。此后几千年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没有特别巨大的颠覆。那时候的混乱、争夺、多变，已经培养起中国人追求一个大的概念，一个无所不包的概念，一个至高无上的概念;用至高无上终极性的概念追求，取代了对于终极人格即神的追求。什么叫人神?我们想象一个世界有一个主宰，这个主宰是有意志的，是有好恶的，是有道德感和正义感，有权力和能力的，所以它能保佑你，也能惩罚你。比如说，耶稣教教堂里，一个是有耶稣的像，一个是有圣母玛丽亚的像，当然也有些宗教画里面可以看到耶稣的父亲，但是耶稣跟父亲没有血缘关系，圣母是从她肋条骨那儿生出来的耶稣，基督教是这样讲的。因此耶稣和圣母是人而具有神格。但是对于耶稣又有一个解释，耶稣的父亲是上帝，神爱世人将他的儿子赐给他们。最至高无上的神具有人的特点，你说你怎么办?这个说不清楚!现在神学院还讨论这些问题。作家米兰·昆德拉提出过一个问题，在欧洲争执了上百年——耶稣进不进洗手间?当你创造一个和人相同的神的时候，你会碰到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让虔诚的信徒们感到非常尴尬。

而中国人比较聪明，所以早在孔子时期，老庄时期，儒家和道家都讲，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六合就是三维空间，上下前后左右，或者上下东西南北。我们讨论的是三维空间内存在的事情，我们无法讨论三维空间以外的事情，就把这个问题搁置了。但是，你能说中国人没有宗教情怀吗?你能说中国人没有终极关怀吗?

我读过神学院的讲义，它给神学下的定义是，神学就是对人生的终极眷顾，终极关怀翻译成眷顾更雅一点。就是你已经超出你的经验或者你的知识所能达到的东西，比如世界从哪儿来的，世界到什么地方去?生命是从哪儿来的，生命到哪儿去?运用科学永远有某一点是解释不了的。

中国老百姓是多信教的，信什么的都有，信灶王爷的，信妈祖的，信花娘娘的，信玉皇大帝，玉皇大帝完全是按照封建王朝考虑的。但是，在老子那里，他就把道说成了世界的本原，既是本原也是本体，世界的规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那么把万物有无都综合起来。

中国的泛易变论，物极必反

泛易变论就是物极必反的辩证观点。这体现了应变能力，反思能力，反者道之动。中国有随机应变的泛相对论，可以简称为泛易（变易）论。而理由也许在于：”长期的战乱，纷争，瞬息万变的格局，养成了一种聪明，善变多变，戏路子广，在东周时期传统儒家生命智慧是什么，形成了传统文化的基本格局与基本路线图”。

中国人没有什么事办不成的，比如，在美国，有个中国人他信用卡脏了要换王蒙：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拿去办卡的那里，工作人员说换新卡要交10美元，中国人问，要是注销了呢，回答不用钱；再办一张新卡呢，回答不用钱。于是中国人就撕了那张信用卡注销然后办了张新卡，这样子就达到目的了。

中国人总结了各个国家的特点：法国，法律没有规定的都可以做（因为法国人比较自由）；德国，法律有了规定的才能做（德国人比较死板/比如规定了在湖里可以游泳，可以钓鱼，但是如果没规定，就不能烧烤，如果规定了在湖旁边可以烧烤，就不能在那旁边煮面条）；俄国，法规允许和不允许的都不允许做；中国，允许做的和不允许做的都可能允许做或者可能不允许做。中国人比较会善变，比较会变通，正是“穷则变，变则通”。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论语。公治长第五》。这就是说有道没道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出来提供谋略，一个是装愚或者变愚。孔子说前面的一般人还是可以学得到的，后面的只有得到一定境界的人才能够做得到了，是学不了的。

中国有自己特色的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我们要倍加珍惜。我们必须继承传统，面向世界，开创未来。

王蒙，河北南皮人，祖籍河北沧州，1934年10月15日生于北平（今北京市）。中共党员，中共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委员，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当代作家、学者，文化部原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 任解放军艺术学院、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安徽师范大学教授、名誉教授、顾问，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四川文化艺术学院名誉校长、中央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

现在居住在北京，著有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等近百部小说，其作品反映了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的坎坷历程。曾获意大利蒙德罗文学奖、日本创价学会和平与文化奖、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与澳门大学荣誉博士学位、约旦作家协会名誉会员等荣衔。作品翻译为二十多种语言在各国发行。

2015年8月16日，80岁的王蒙首次获得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是《这边风景》。

2019年9月23日，王蒙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2019年9月17日，授予王蒙“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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