鄯爱红,：与中国传统社会重视政德修养

鄯爱红,：与中国传统社会重视政德修养

作者介绍

鄯爱红,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教授, 伦理学博士。

摘 要

政德也称官德, 是从事政事的官员在政治生活、公共管理以及个人日常生活中应当遵守的道德准则和行为标准, 是官员群体应当具备的道德品质和职业修养。与中国传统社会重视政德修养一脉相承,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党员干部的政德修养。中国共产党在政德理念的阐释、政德原则与政德规范的建构、政德修养方法的运用等方面, 都体现了对传统儒家政德的继承和创新。今天, 加强领导干部的政德建设, 既要注重对传统儒家政德思想的继承, 也要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特征, 推陈出新, 将中国传统政德规范、马克思主义公仆意识与现代职业精神相结合, 将之融会于现行制度中, 形成“观念—人格—制度”相互支持的系统, 推动传统政德思想的转化与发展。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儒家政德;政德建设

政德也称官德, 是从事政事的官员在政治生活、公共管理以及个人日常生活中应当遵守的道德准则和行为标准, 是官员群体应当具备的道德品质和职业修养。儒家重视德政, 倡导“修己以安人”, 认为统治者提高自身修养, 才能达到“安百姓”的治国目标。治心为上的理政方式是儒家总结政治现实和历史规律后得出的结论, 是儒家重民思想的具体实践。在“敬德保民”“厚德载物”思想的基础上, 孔子“祖述尧舜, 宪章文武”, 提出了“为政以德”的思想, 奠定了儒家政德思想的基础, 此后历代思想家将这一想想不断理论化、体系化。儒家政德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政德思想的主要来源, 经由革命战争年代、建设改革时期不断发展, 推陈出新, 形成了包括政德理念、政德原则、政德规范和修养方法等等的系统的政德思想。

政德理念:从“仁政爱民”到“以人民为中心”

儒家倡导政德, 目标在于“以德配天”, “修德配命”, 其核心是要解决执政合法性问题, 本质上是如何处理君主和臣民的关系问题。对于君民关系, 儒家的基本认识是“民惟邦本, 本固邦宁”;“民以君为心, 君以民为本”;“君以民存, 亦以民亡” (《礼记·缁衣》) 。老百姓是国家的根本, 治国之道, 在于安民, 老百姓安定了, 国家的根基就能稳定。基于此, 儒家政德观的核心理念就是“仁政爱民”。“仁”是儒家人际关系的核心范畴, 孔子主张“仁者爱人”, 将“仁”扩展到政治领域, 就是要“重民”“安民”“教民”“赏民”。主张对百姓要“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 并以此引导示范普天下的人都有恭敬、宽厚、诚信、勤敏、慈惠的美德, 从而实现天下为仁的美好境界。

孔子之后, 孟子把孔子的仁德思想发展为仁政说。一方面, 孟子继承孔子的“仁者爱人”思想, 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推己及人的思想。另一方面, 孟子总结历史教训, 认为“桀纣之失天下也, 失其民也;失其民者, 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 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 斯得民矣” (《孟子·离娄上》) 。民心向背事关国家兴衰, 得民心者方能得天下。孟子提出了“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 (《孟子·尽心下》) 的思想, 大力倡导“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孟子将民本思想贯穿到施政原则和社会理想中去, 形成了“仁政”思想。“乐民之乐者, 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 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 忧以天下, 然而不王者未其有也。” (《孟子·梁惠王下》) 与民同乐, 为民分忧, 就能得到民众的拥护。

宋代以二程、朱熹等为代表的理学家把孔孟的仁爱思想与《周易》的生生之德论相结合, 建立了以生命为本体的宇宙论, 使“仁”与天地万物之生相联系。他们认为“仁”是生命精神和生长之道, 天地以生为道, 生生不息是宇宙的根本规律。清代思想家戴震主张:“一个遂其生, 推之而与天下共遂其生, 仁也。” (《孟子字义疏证》卷下) 。戴震看到了个人只有在物质需求的满足下才得以生存与发展, 同时也认识到了天下人都是如此, 所以要求由己之生而遂人之生, 这样就把追求个体的幸福推至社会整体即天下共生的层面, 儒家的仁政思想由此获得了本体论意义上的价值支撑。

中国共产党把儒家政德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公仆理论和中国革命道德实践相结合, 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阶段, 不断丰富并逐渐形成了“为人民服务”的政德理念。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适应,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 可以看作是“为人民服务”理念的当代表述。

毛泽东早年非常注重学习伦理学理论, 特别是系统学习了传统儒家经典。他曾经说:“吾人须以实践至善为义务, 即以发达吾人身心之能力至于极高为义务也, 即以实践具足之生活为义务也。”[1]以后, 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认识到广大民众, 特别是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秋收起义时, 毛泽东就鲜明地打出了中国工农红军的称号。在抗日战争中, 为了团结更广泛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逐渐将“工农”这一概念转变为“人民”, 使之更具包容性。他指出:“总括工农及其他人民的全部利益。”[2]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看作一个整体, 注重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一方面是因为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 另一方面基于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了接续数千年中华文明一以贯之的“民本”理念的重要性。1944年毛泽东在张思德追悼会上以“为人民服务”为题作了演讲, 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 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 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3]此后, “为人民服务”成为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执政理念, 也成为各级领导干部政德理念的经典表述。

中国共产党根据不断变化的国情, 准确判断依靠谁、为了谁的对象, 从经典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 到土地革命时期阶级矛盾的“工农”, 再到抗战时期民族矛盾后的“人民”, 实现了符合中国独特国情的历史性跨越。中国共产党的政德理念也从为无产阶级服务, 到为工农服务, 最后提炼和升华为“为人民服务”。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共产党把“为人民服务”五大金色大字镌刻于中南海新华门的红墙上, 使“为人民服务”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核心理念。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再次接续并重塑了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政德理念——“为人民服务”, 旗帜鲜明地提出“以人民为中心”。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人民”二字一共出现了203次, 可谓直指人心, 动人心弦。

在改革进入攻艰阶段, 面对全球化进程中价值观、权力观、利益观的变迁, 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种种模糊和混乱的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以“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为主题, 重申“一切为了人民、一切相信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 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政德建设方面, 其贡献在于:一是使“为人民服务”的政德价值理念更加明确, 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色。新的历史时期, 中国共产党面临脱离群众的危险, “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旗帜鲜明地重申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二是使“为人民服务”的政德价值理念有了现实的针对性。现实社会中由于发展带来的公平失衡问题, 人民利益得不到保护问题、环境被破坏等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发展的目标。“以人民为中心”为解决一系列现实问题提供了价值导向。三是使新时代政德价值更加具有感召力、凝聚力和向心力, “以人民为中心”,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必将极大地增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政德原则:由“重义轻利”到“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如何处理道义和利益的关系, 是道德的基本问题, 也是政德观的主要原则。儒家认为, “趋利”或“趋义”是衡量一个人道德品质高低的重要标准。先秦儒家的观点非常鲜明, 即主张重义轻利, 先义后利。孔子说:“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 (《论语·里仁》) “义”成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分水岭。《论语·卫灵公》有“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之说;相近表述还有:“君子义以为上” (《论语·阳货》) , 只有“上好义”, 才能使“民莫敢不服” (《论语·子路》) 。孟子在见梁惠王时, 第一句话就是:“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把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生, 亦我所欲也, 义, 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 舍生而取义者也。” (《孟子·告子上》) 孟子认为, 义与包括生命在内的利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在二者不可兼得的情况下, 他作出了舍生取义的选择。

荀子也主张先义后利, 《荀子·大略》指出:“行义以礼, 然而义也。”《荀子·非二十子》谈到:“遇君则修臣下之义, 遇友则修礼节辞让之义, 遇贱而少则修告导宽容之义。”《荀子·儒效》也说:“不学问, 无正义, 以富利为隆, 是俗人者也。”而“义之所在, 不倾于权, 不顾其利, 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 重死、持义而不桡”, 这样才是“士君子之勇也” (《荀子·荣辱》) 。

需要指出的是, 先秦儒家并不是一味排斥物质利益, 孔子认为, 符合道义的利益取之无碍, 能做到“见利思义”, “义然后取” (《论语·宪问》) 则可。孟子说:“非其道, 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 则舜受尧之天下, 不以为泰。” (《孟子·滕文公下》) 荀子则主张以义制利。汉代董仲舒继承先秦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 提出“正其宜 (义) 不谋其利, 明其道不计其功” (《汉书·董仲舒传》) 的观点, 主张贵义贱利。宋明道学家进一步发展贵义贱利的主张, 提出“存天理, 灭人欲”的口号。南宋事功学派和明末清初实学派对宋明道学进行批判, 主张义利并重。综观儒家义利观, 虽曾呈现不同时代的重心转变, 甚至极端化倾向, 但总体来看, 儒家在义利观上的基本主张是重义轻利。

在道义与物质利益的关系问题上, 儒家主张重义轻利, 这一标准也成为儒家为政者的基本道德原则。重义轻利这个“义”, 就是“宜”, 就是个人与他人、与集体的关系中应爱他人、爱国家、爱民族。中国共产党在对待义利问题上, 对儒家“重义轻利”的原则进行了批判继承, 提出了义利统一的革命的功利主义原则和集体主义原则。1942年12月, 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文中说:“我们的第一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 而是给人民以东西”, “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 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 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4]1948年1月毛泽东又说:“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 至少不损害其利益, 同时又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5]毛泽东主张要按照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三者兼顾的原则来解决义利矛盾, 他指出:“必须以合乎做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 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6]判断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干部道德与不道德的标准就是:是否为人民谋利益, 是否符合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 这一道德原则被毛泽东表述为革命的功利主义。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牢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努力抓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各项工作, 不断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不断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7]“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是对“为人民谋福利”的革命的功利主义的继承与发展, 相对于“为人民谋福利”而言, 是否有利于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不只是强调满足人们群众的物质利益, 而是包含了物质利益在内的政治诉求和精神追求的满足。这是在“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 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 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的新时代, 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需要坚守的政德原则。

政德原则:由“忠信廉慎”到“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

《尚书·立政》中有“九德官人”说: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在众多的德目中, 儒家特别推崇忠、信、廉、慎等德目, 这些德目构成了儒家主要的政德规范。“忠”作为一个道德规范, 与孝相对应, 主要规范君臣关系, 但其内含不仅仅是忠君, 也含有忠于国家和民族、忠于职守的意思, 所以有私忠和公忠之分。“致忠而公” (《荀子·臣道》) , 就是只有绝对的忠诚才能实现“奉公尚忠”“天下为公”。“信”作为儒家的政德德目, 主要是取信于民。“信则人任焉” (《论语·阳货》) , “政令信者强, 政令不信者弱” (《荀子·议兵》) 。“廉”是巩固政权的重要保障, 《周礼·天官·小宰》中说:“平治官府之计有六事:一曰廉善, 二曰廉能, 三曰廉敬, 四曰廉正, 五曰廉法, 六曰廉辨”。强调官员无论“善”还是“能”“敬”等均要以“廉”为根本。此外, 儒家特别强调慎德。“慎”就是小心谨慎的意思。《易经》中有句名言:“如履薄冰, 如临深渊。”《中庸》中讲“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 恐惧乎其所不闻, 莫见乎隐, 莫显乎微, 故君子慎其独也”。曾国藩在《诫子书》中第一条讲的就是慎独。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 对传统政德规范进行了继承和创新, 忠于国家、服务人民成为最为重要的道德规范, 同时, 结合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践, 对儒家政德规范进行了继承和创新。毛泽东特别重视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来剖析传统思想文化, 通过对其内涵的改造, 引伸出有利于实践的新义。对于儒家倡导的智、仁、勇“三达德”, 毛泽东认为, 有必要对这三个概念重新作出唯物论的改造, 拿来为无产阶级所从事的现实斗争服务。他以制定正确的理论政策释“智”, 以“亲爱团结”释“仁”, 以“克服困难”释“勇”, 又加上做事“忠实”等, 遂成别具一格的一家之言。[8]对于忠孝仁义, 毛泽东说:“一个真正的孝子慈孙, 必然是对国家民族尽忠尽职的人。这里唯一的标准, 是忠于大多数与孝于大多数, 而不是仅仅忠于少数与孝于少数, 违背了大多数人的利益, 就不是真正的忠孝, 而是忠孝的叛逆。对于仁义也是一样, 有益于大多数人的思想行为谓之仁, 处理关系于大多数人利益的事务而得其当谓之义。”[9]

新时代, 习近平从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三个角度, 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深刻阐释了政德的涵义及其基本要求, 进一步清晰地勾勒出一个统一的、明确的、科学的政德规范体系, 为加强政德建设指明了方向。大德、公德和私德构成了政德的三个层次, 大德是理想信念层次, 公德是岗位角色层次, 私德是个人修养层次。所谓大德, 就是政治生活中关涉根本原则和根本方向的道德要求, 是由政党的性质、宗旨和价值追求所规定的。具体地说, 大德就是政治品质, 指党员干部的政治信仰与政治忠诚。政治要求在政德规范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并起主导作用。所谓公德, 是指存在于社会群体中的道德, 是生活于社会中的人们为了群体的利益而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作为政德的公德是指领导干部管理公共事务中应当遵守的道德准则。在公共事务活动中, 领导干部的政德要求就是服务人民, 恪尽职守, 公正廉洁。所谓私德, 是指个人品德、作风、习惯以及个人私生活中的道德。作为政德的“私德”是相对于公共管理中的公德而言的, 是指领导干部个人的操守和行为。

大德、公德和私德从内容构成上呈现为由高到低的三个层次, 但从修养的角度而言, 三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私德为基础和起点, 公德为本分, 是职业生活中的基本道德, 大德是理想信念, 是政德的核心理念, 贯穿于公德与私德中。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构成了一个完整而系统的政德体系。

修养方法:由“自律自省”到“批评与自我批评”

《大学》开宗明义, “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起点。修身的目的就是要修养人性, 进而实现儒家“内圣外王”的价值目标。修身的路线有两条, 一是向外——“道问学”, 所谓“格物致知”, 通过读圣贤书, 明天地理而净化自我的心灵世界;一是向内——“尊德性”, 所谓“反求诸己”, 即回归自己的内心, 通过道德反省来塑造人格。这两者又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向外求学必经过自我检查反省才可实现内化, 根本来说, 修养的立足点是自我修养。

儒家认为, 形成高尚的人格, 主要靠内在的自觉, 所谓“为仁由己”, 通过自律、自警、自重、自省的方式修养君子人格。首先, 为政者要自律。“政者, 正也。子帅以正, 孰敢不正?” (《论语·颜渊》) 为官从政者要自我约束、自我控制、自我教育, 做到“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论语·颜渊》) 。其次, 为政者要自警。自警强调自我防范, 自敲警钟。对待财富, 要以义为标准来警示自己。“不义而富且贵, 于我如浮云” (《论语·述而》) 。见贤思齐, 近君子而远小人, “见善如不及, 见不善如探汤” (《论语·季氏》) 。第三, 为政者要自重。孔子说:“君子不重则不威” (《论语·学而》) , 当官要庄重、忠信、威严, “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 斯远暴慢矣;正颜色, 斯近信矣;出辞气, 斯远鄙倍矣” (《论语·泰伯》) 。第四, 为政者要自省。“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论语·学而》) 为政者要经常自省自己的动机和行为有无过失, 从而“迁善改过”, “择其善者而从之, 择其不善者而改之” (《论语·述而》) 。荀子说:“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 则知明而行无过矣。” (《荀子·劝学》) 王阳明提出“省察克治” (《传习录》) , 不仅反省自己的行为, 而且要反省自己的动机。儒家这种通过对自身的道德认识、动机和行为进行反省的修养方式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共产党继承了儒家的修养论, 将儒家“三省吾身”的修养方法改造为“批评和自我批评”, 不仅强调自省, 也主张相互批评。这是对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和创新。自我批评是对自己的反思, 查找自身的缺点和不足。但是, 俗话说“医者难自医”, 只靠自己反省、自我批评难以发现自己身上隐藏的深层次问题, 这就要借助他人的批评来认识自我和修正自我。对个人来讲, 开展自我批评, 是灵魂深处闹革命, 要有反省知错的勇气。对他人进行批评, 更需要“忠诚”与“勇气”。事实上, 儒家思想中的“忠”和“勇”也包含勇于对他人“批评”的意思。孟子说:“分人以财谓之惠, 教人以善谓之忠, 为天下得人谓之仁。” (《孟子·滕文公上》) 惠、忠、仁是三种不同的道德层次与境界。第一层次是“分人以财”, 第二层次是“教人以善”, 通常, 分人以财人皆高兴, 教人以善则未必, 所谓忠言逆耳,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听进去劝善之言, 教人以善者必须放下利害的计较, 因为, 劝人为善很可能会使对方产生怨恨, 得罪人, 给自己招致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但是, 如果能不畏自己的私利, 一心出于对他人的考虑, 而劝其为善, 这样方显示出一种利他的品格和精神。

中国共产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法宝不仅包含了传统儒家的“自省”, 而且也包含了“教人以善”的互相帮助、互相提醒、互相警示的含义。毛泽东说:“因为是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事、老部下, 明知不对, 也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 任其下去, 求得和平和亲热。或者轻描淡写地说一顿, 不作彻底解决, 保持一团和气。结果是有害于团体, 也有害于个人。”[10]这是从批评者的角度说的。对于被批评者如何看待别人的批评, 毛泽东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 所以, 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11]习近平2005年在嘉善县调研时曾指出, 开展批评的出发点是为民、为公, 而非为己、为私。只要我们为了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 为了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 个人又有什么“面子”不能抛开呢?2013年, 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 教育实践活动要以“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为总要求。这一思想和活动成为新时代保持党的纯结性和先进性的重要方式。

余论:继承和创新儒家政德思想的几点思考

习近平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 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 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 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12]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在建设时期, 中国共产党都没有也不可能离开中国传统政德的批评和继承。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复兴伟大使命, 离不开与当代社会现实相适应的领导干部队伍, 领导干部具备什么样的政德理念、以什么样的政德原则引导和规范这支队伍, 既是落实“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的要求, 还是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根基的要求。在国际化、全球化、现代化的背景下, 如何进一步挖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政德文化的优秀养分, 实现新时代的转化与创新, 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首先, 关于继承和创新的方法论问题。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 针对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 冯友兰提出了“抽象继承法”。“抽象继承法”一提出来就引起广泛的讨论, 而今逐渐成为多数学者的共识。抽象继承法事实上就是批判、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方法。对于一个命题、概念或范畴, 可剔除其所包含的特殊内容的保守性, 继承其具有一般意义的命题、概念或范畴, 将符合时代精神的内容融入, 并加以创新。对待儒家政德思想, 也应遵循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方法。今天中国共产党以及各级领导干部和群众的关系, 与传统社会君臣关系和君民关系有着根本的区别。建构新时代的政德思想, 应以中国共产党新时代的历史使命为宗旨, 对儒家政德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其次, 关于政德修养的目标。中国共产党人要承继传统政德思想的仁政爱民理念, 将之注入“为人民服务”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时代内容, 以此涵养新时代的政德价值观。传统儒家追求“圣人”“贤人”“君子”的政德教育和修养目标, 现代社会, 面对国际国内复杂的政治经济环境, 面对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的发展, 面对互联网时代的信息社会, 要领导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大业, 毕竟不能靠追求自我完善, 致力于“成人”修养的“君子”和“圣人”, 而应当把道德人格修养和执政能力建设相统一, 培养既要政治坚定品德高尚, 又要本领高强的新时代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应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 从当前干部队伍的现实出发, 以建设专业化的干部队伍为目标, 将传统的政德思想与现代社会职业化趋势的要求相结合, 建构新时代的政德思想体系。

其三, 新时代的政德建设, 应吸收传统儒家自律自省的修养方法的同时, 更加注重制度建设和机制建设。重品德, 在失去有效法规的监督和制约时, 不但不能够弘扬品德, 而且会因为其无客观标准, 反而成为虚假、腐败的工具。儒家在提出非常丰富的政德规范和修养方法的同时, 历朝历代官员也在政德考绩方面做了一些尝试, 但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偏差或问题。比如, “举孝廉”作为汉代的一种选官制度, 目的是让有“德”者为官。但由于重德不重行, 在现实操作中出现察举多为世袭大家族所垄断, 弄虚作假等问题。今天, 注重政德考核时, 倡导什么样的“德”和如何鉴别“德”是需要特别谨慎处理的难题。

建构与现代社会实践相适应的政德体系, 应将中国传统政德规范、马克思主义公仆意识与现代职业精神相结合, 并将之融会于现行制度中, 从而形成“观念—人格—制度”相互支持的系统, 推动传统政德思想的转化与发展。具体地说, 为培育现代独立而稳定的人格以支持传统政德的现代转化, 在制度方面, 要注重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的稳定与统一, 在管理层面, 建构组织成员之间的承诺、交流机制, 以培育组织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相互团结、相互支持的组织文化。

本文参考文献从略，完整版刊载于《新视野》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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