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瑾老师儒家的道德原则与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

南怀瑾老师儒家道德原则与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

一、儒家的道德原则

儒家的创始人是孔子。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他第一个把整体的道德条目规范、集中于一体,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

第一是儒家的“五常”,是指“仁、义、礼、智、信”。“仁”也就是像爱惜自己一样爱护别人,如同作父母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去爱护别人的孩子。就信仰、理想和理性而言,“仁”,就是无时无地地具有善念。“义”,则是将善念不失时机地付诸行动之上。“礼”,则是要求人明白是非曲直之理,然后做到以谦让为本,可守道德规范。其前提是有文化,有教养。“知”,则是明白自然变化之理、社会与人生消长之道。而以“温、良、恭、俭、让”为本,是社会成员在社会生活中最大的智慧。儒家的“神以知来,知以藏往”,是获得智慧的根本途径。“信”,是“五常”核心。儒家的最大的信,体现在孔子所说的中忠恕之道里。孔子在《论语·里仁篇第四》中说:“‘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孔子的忠信,是忠于天理,用现代的话,就是坚信科学道理,忠于公共道德,忠于地上万物和谐共处的道理。孔子的忠信,来自《易经》三才之道,是“仁、义、礼、智”的出发点、终极目的。所以孔子说:“自古人有死,民无信不立。”孔子还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哉?”

第二是儒家的“五伦”,是指“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同“五常”一样,“五伦”的哲学来源,在理论上只能从大道之门的《易经》中寻找。孔子提出“君臣”之间的关系,其核心是君臣共同配合,担当起国家的重任。孔子核心理念是祖述尧舜之道。至于中国周朝以后,封建统治者为了统治集团的私利而扭曲儒家“君臣”理念应该维持合理关系,则是另一码事,而不该归咎与儒家。而父子关系,是家庭的第一关系,只有父慈子孝,“父子在困境中团结一致”,社会上的每个家庭才能繁衍不息。而兄弟关系,只有相互尊敬、爱护,才能携手共进。夫妇关系,则是恒久的互助关系。家庭解体或家庭出现的不能或无力互助的变故,对每个家庭成员而言,等于失去了幸福之所和避风的港湾。“无伦”关系的核心则是朋友关系了。无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都需要以朋友关系为参照系或标准。人和人之间,只有以朋友关系相互对待,才能心心相认,两情相悦。孔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维持其乐融融地相处,不仅仅是幸福的原则,也是道德原则所追求的目标。

第三就是儒家的“五德目”,是指“恭、宽、信、敏、惠”。来而不往非礼也,礼尚往来,以礼节对待守礼节的行为,为“恭”。儒家的倡导的“宽”,是以“苍天大地一样包容万物”的胸怀,包容他人、他家、他乡、他国和其他族类,体现了伟大的仁爱胸襟。儒家倡导的信,如同四季周而复始,在变动中守信,因此能成为家国的中流砥柱。儒家倡导的“敏”,就是自继父志,长江后浪推前浪,这不仅仅体现一个家庭的自强不息的精神,也是一个民族坚持坚忍、奋发图强的意志所在、梦想所系、未来所托、成就所依。再就是儒家倡导的“惠”。崔觐曰:“人说,忘其劳死,而后可散之以征役,离之以家邦。”.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将心比心,与人同呼吸共命运,是最大的恩惠,也是最大的仁爱。《论语·雍也篇第六》:“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南怀瑾老师儒家的道德原则与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惠则足以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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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是儒家的“温、良、恭、俭、让”,这是儒家安身立命之本,全切命名为“五本”。“温”,就是容民蓄众,仁者应当以温和来包容他人,不可以苛求是非,锱铢必较。“良”就是亲近他人,仁者应该与人为善,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归结起来,就是“亲吾亲以及人之亲”。“恭”则如上所述。广义上,我们不仅要恭敬他人,最应该恭敬的是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让”,也就是谦让。与人交往而不知退让,不知道何时会如同踩到老虎尾巴。礼仪规范的在人心中的发端,就是谦让。

第五是儒家的“忠、孝、廉、耻、勇”。这是对优秀知识分子所提出的人格道德规范,我们全切命名为君子五节(也为有觉悟、有担当的社会精英的五种节操)。(1)这里“忠”是“恕”的根本。子曰:“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只有忠于自己的良知,才能持之以恒,才能坚忍不拔,才能勇于担当。(2)只有孝敬父母,才能恭敬尊长,才能继往开来。(3)只有廉洁,才不会陷于“小人喻于利”,才能做到“君子喻于利”。(4)廉平的品格,不仅仅是爱国诗人屈原的特质,也是儒家所要塑造的君子人格。耻辱感,体现的是人的非之心。公民如果没有是非标准,社会不会公平、公正。中有公民有是非之心,社会才会公平、公正。(5)一个公民,没有廉耻,没有勇气,就不能担当民族的使命,更不能成为一个团体或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论语·泰伯第八》:“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故而《中庸》云:“知耻而后勇”。

第六是孟子的理论是对儒家五常的继承和发展。孟子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所言,可归结如下:

(1)“富贵而不能淫”,就是孔子说的“富而好礼”,对应着《易经》中的“嘉会,足以合礼”。

(2)“贫贱不能移”,也就是孔子说的“贫而乐道”,“不义富且贵,于我若浮云”,对应着《易经》中的“利物儒家是哲学还是伦理学,足以和义”——贫贱而守利益和道义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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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威武不能屈”,对应着“元者,善之长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

(4)“此之谓大丈夫”,对应着《易经》中的“贞”,“贞者,事之干也”,“贞固,足以干事。”。

只不过孟子阐述的次序是“礼”、“义”、“仁”、“智和信”。

二、儒商的道德智慧

儒商是将儒家理念应用到商业或企业活动中的特殊群体,它与儒家学者、儒家官员的理念相同而职业不同。古有陶朱、子贡、白圭,后有徽商、晋商、淮商、闽商、郴商等儒商商帮。儒商的特征是:(1)注重跟人文化修养;(2)诚信经营;有较高的道德操守;(3)注重合作;具有较强责任感;(4)儒商有超功利的追求,对社会发展有崇高的责任感,有救世济民的远大抱负和忧患意识,追求达则兼善天下。儒商的主要标志是在商业或企业活动中可守儒家的“五伦”。

第一,儒商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道”作为最根本的交往原则。理论上,“己所不欲,而施于人”,就会引起争端、争讼甚至战争。儒家的仁道,就是向善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向善和行善的起点,而“己所不欲,而施于人”则为心怀歹念和作恶的发端。俗语说无商不奸,无奸不商,儒商反其道而行之。只有为商不奸,商业才有生命力,才有存在下去的理由和基础。作为商人,如果不恪守“仁道”,就是“皮质不在毛将焉附”。所以儒商的第一智慧,就是恪守儒家“五伦”中的“仁道”。

第二,儒商以“互利互惠”的“义举”作为行动指南。只有“互利互惠”才能在社会成员之间实现互助。只有互助南怀瑾老师儒家的道德原则与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才能共同受益,只有共同受益,才能使得商业活动长久。反之,如果为商片面地追求“利益最大化”,会渐渐导致无利可图,无利可化,最终还会剥夺所有既得利益。孔子说:“不义富且贵于我若浮云。” 所以儒商的第二智慧,就是恪守儒家“五伦”中的“义举”。

第三,儒商以“公平公道”的“礼节”作为道德行为规范。众所周知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和行动准则,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和宗旨。三大纪律中就有“买卖公平”原则。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不仅不是买卖公平的原则,倒是商业掠夺行为。而强买强卖、制造高端战争武器,不仅不是儒家倡导的公平原则,倒是强盗的商业原则。《易》:“劳谦,君子有终。”为商的道德规范,不是不劳而获,而是通过劳动获得应得的报酬,体现的同样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这有社会公民恪守“公平公道”的原则,社会商业活动才能兴盛不衰。所以,儒家维持商业繁荣的第三智慧,就是恪守儒家“五伦”中的“礼节”。

第四,儒商以“服务意识”和“忧患意识”并举原则作为智慧准则。首先,与人方便,就是与己方便,顾客是上帝的理念,看似简单,实际上是商业上的第一智慧。《易》曰:“有交方有利”。生产或销售出来的产品,如果不能服务对方,人家那里会成为你的产品对象?如果生产或销售出来的产品,没有人需要,结构必然是赔本的生意。所以服务意识,不是商业活动中可有可无的原则性问题。其次,作为商人,如果对自己的事业没有前瞻性,在变动的社会环境中,是无以为继的。虞翻曰:“巽为商旅,为近利市三倍。”巽为出入,为变动不已。商业不总是在风平浪静中行进,而是常常在大风大浪中求生存。作为商人,不仅对自己的企业要有忧患意识,对自己的国家都需要有忧患意识。不仅仅弱国无外交,弱国更是无利可图的。因此“服务意识”和“忧患意识”这个看似浅显的道理,却是儒商需要牢记的智慧之本啊!

第五,儒商“打造品牌,发展商业信徒”,体现的是以“信”为本的往来原则。世界有五大宗教,分别是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与新教)、伊斯兰教、佛教、儒教、道教。宗教的维持,靠的是“信”。而能维持商业活动长盛不衰,靠的也是“信用”。所以,产品的质量,是保持和发展商业信徒的根本。如果商家的产品出了问题,为商者就是不仁、不义、不礼、不智。德国、日本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有广泛的影响力,靠的是他们的产品质量。所以,儒商要想打造商业品牌,商业帝国儒家是哲学还是伦理学,必须维护自己的信誉。

三、弘扬儒家文化和培养儒商品牌的必要性

习近平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影响深远。它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从当代社会的现实意义角度,判定儒家文化是优秀的传统文化,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界定:(1)理论价值;(2)道德价值;(3)教育价值;(4)和政治价值。

第一,就理论价值而言,时至今日,西方关于道德伦理学始终没有建立起来。这是因为,西方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一直到康德所构建的理性批判哲学,始终没有实现将伦理学与自然哲学有极地结合到一起,从而形成能够规范人伦理道德的哲学理论。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哲学,无论是《论语》、《大学》、《中庸》还是《孟子》,都是一门以《易经》为蓝本的根植于宇宙学基础之上的伦理学。儒家传统哲学,从来不是简单的形而下学,而是以严谨的形而上学作为其理性基础的。

第二,就道德价值而言,西方自从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从其所谓理性上枪毙了上帝之后,事实上就是从理论上彻底否定了信仰的可靠来源之后,因此将人的理性作为道德的至高点。到了黑格尔,为了回避康德枪毙上的所用“二律背反”之意工具,提出了所谓“绝对精神”,而这个“绝对精神”,是将人同现实割裂开的“绝对理性”和“绝对自由意志”。纵观黑格尔哲学,几乎没有涉及人伦道德原则以及对人类幸福关切。

于此相反,儒家哲学理论,自始至终地结合现实社会,充满道德价值、人文关切和对幸福的合理期盼。

第三儒家是哲学还是伦理学,就教育价值而言,儒家哲学对培养人的德行而言,是臻于郅治的理论。孔子认为,人生而无知,所以必须接受教育。教育人首先要学会辩证地看问题,然后逐渐地修身、向善、富有智慧,最后成为一位有觉悟的人,有益于社会的人。虽然我们在科学教育上,暂时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但从历史角度,在道德教育领域,无论是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都是西方所不能比拟的。

第四,就政治价值而言,儒家哲学对培养国家的后备干部而言,具有积极重要的战略价值。我们不该回避的问题是苏联的解体。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干部队伍的道德素质出现了问题。如果苏联的干部队伍不是道德上出现了问题,怎么会因为美国的拉拢、策反、颠覆、瓦解就能解体呢?国内学者研究发现,儒家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既能相互贯通,又能相互补充。

儒家强调“本立而道生”,“君子喻于义”,有责任的君子“以天下为己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不义富且贵于我若浮云”。儒家讲求“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勇”,这些都是衡量人道德品质的重要内容。孔子祖述尧舜,和我们现代追求共产主义理想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就培养有德行、有操守的国民和干部队伍而言,儒家哲学思想是世界范围内在伦理学上的无以伦比的首选。

“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在当今社会更应该代代传承,发扬光大。我们有责任重拾儒家文化,有义务将它弘扬传承,这说大了是民族的事,说小了则是我们的人生获取自身价值,获得社会肯定的关键。”[1]

在全球一体化时代进程中,经济的背后是产品,产品的背后是企业,企业的背后是科技,科技的背后是教育,教育的背后主要道德教育和能力教育。教育就是培养贤能,只有贤能才能管理好国家,只有贤能才能甘心为国家奉献付出。纵观世界有影响力的企业,其经营理念是离不开儒家的“五常”之道的。我国军事、政治、经济的强大,首先是贤能队伍的强大,然后才是是工商业的强大。从本文“儒商道德智慧”角度而言,维持我国的经济增长,从低端产品向高端产品的转型,用儒商的理念培养后继人才,是刻不容缓甚至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总之,儒家思想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我们下大力气学习、研究、实践、弘扬、发展、促进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长远历史意义的伟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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