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美育代宗教说的命题以现代美学意识

：以美育代宗教说的命题以现代美学意识

一、宗教与审美教育

本世纪初，蔡元培先生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理论。这一命题将中国历史文化基因与现代审美意识相融合，为中国美学的现实使命做出了明确的借鉴。凸显儒家传统美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1917年8月，科学和民主思想的先驱蔡元培先生发表了题为《以美育代替宗教》的演讲，发表在《新青年》上。他的讲话是有针对性的儒家思想要义与当代中国，即袁世凯复辟以来社会上猖獗的宗教活动。蔡先生遵循德国古典哲学关于人的知识、情感和意志的三种精神功能，分析了宗教与人的这三种精神功能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人不再以宗教神话传说作为认识世界的依据，信神、拜神不再是最高的道德标准。宗教与知识和意义之间的关系被疏远了。因此，唯一与宗教关系最密切的就是情感，也就是美感。然而，“美依附于宗教，常被宗教所累，失去滋补作用，转而刺激情怀”①。意识到这个弊端，他提出“专注于培养情感的艺术，很容易放弃宗教而进行纯粹的审美教育”。对中国人来说，生活上既没有欧洲人特有的宗教仪式习惯，但在艺术上，自唐宋以来就很少受到宗教的影响，“有脱离宗教的倾向”。今天，中国人的情感教育已经彻底摆脱了宗教，代之以审美教育，条件已经成熟。因此，他主张以“普世”（没有人的自我歧视）“超然”（不感兴趣）的美育来代替，以培养高尚的人格和奉献精神。

对于蔡元培先生的具体观点，人们可能会有不同的评价。有学者发表文章称，他对宗教作用的评价是不公平的。事实上，宗教和美育是不可互换的，它们有不同的功能。这个论点有一定道理，这里将忽略它。应该看到，蔡元培先生当时的讲话是现实的、有针对性的；我们还应该看到，蔡元培先生的讲话虽然没有在简短的讲话中突出强调，但仍有深厚的历史背景，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缺乏深厚的宗教精神。相反，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深厚的“以人为本”的精神，这是“以美代教”的历史文化基因。笔者认为，鉴于中国文化基因中宗教因素的内在缺陷，鉴于科学和法律制度未能充分有效地解决人们自身精神寄托的终极关切：以美育代宗教说的命题以现代美学意识，鉴于物质的不平衡以及高科技世界给人类带来的精神文明的负面影响，“以美育代宗教”在当代和未来社会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美学的基本使命是通过情感观察的中介来协调人与物世界的关系，使其达到自由与和谐。当代中国美学和人文工作者应该强化这种使命感，不能只沉溺于对纯粹哲学理论的抽象阐释，也不满足于对纯粹的艺术形式的分析，而应该更直接地切入人们的现实生活，在民族个性。而精神文明建设，在解决人民精神寄托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应充分重视美育的“人文文化”功能。审美活动是人性的内在需要，美育是实现合理生活的重要和必要途径，尤其是在先天的宗教信仰和情感基础还不够深厚的中国。

人的存在有两个方面，一是物质的存在，二是精神的存在；精神的存在是人类存在的本质。科技与人文是人类生存的两翼。前者解决人的物质生存，后者解决人的精神寄托。人类社会已进入高科技信息时代。 《数字生存》的作者向人们展示了数字信息对人类生活和生活方式的全方位影响，人类物质生存的效率将大大提高。然而，值得思考的是，数字化生存之道能否最终解决人们的精神寄托问题？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西方工业化进程表明，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如果物质文明的发展不能与精神文明有效协调，必然会引发新的精神危机。人与自然的严重对抗，西方工业化社会片面发展造成的人的整体异化，以及后工业社会造成的社会冷漠、精神孤独、人的失落感，依然存在。人们记忆犹新。事实。于是，著名的未来学家纳斯比特在《大趋势》中预言，未来信息社会的成败取决于高科技与高情感的平衡，因此他强调物质文明奇迹与需求之间的和谐平衡。人性的。这是值得思考的。

西方现代化进程及其相应的负面精神影响已在当代中国得到阐释。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也面临着如何平衡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发展的问题。价值的丧失，人和人际关系的失衡儒家思想要义与当代中国，都是这种负面影响的表现。由于元典精神中蕴含着深厚的宗教元素，西方文化可以更多地依靠宗教来解决人们的精神寄托问题。中国缺乏这种传统。中国文化历来强调修身养性。我们必须根据自己的传统来思考。

二、体验存在

“人文化”精神的主要观点是把世界转化为由内而外的世界。生活和人心是其关注的重点，恰当是其把握的尺度，情理的融合是其基本工作，人对世界的感受和体验是其实现理想状态的中介。人与自然的统一。 “人文化”的儒家精神所强调的不是绝对物质存在的世界，而是人的价值、意义和感情的世界。传统的儒家美育思想强调感受和体验，通过主体的内在调整来协调与世界的关系，有助于当代人类更好地保持身心平衡和完美人格，解决落脚和精神寄托。在相对生活条件下。

人类文化面临的三个基本问题，即：(1)人与自然、(2)人与人(社会)、(3)人与自己))三大关系，儒家文化重在后两个问题，特别是第三个问题作为基本意图，是解决前两个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治国平天下”，顺序是解决人与己为先；心正诚修身，则家不难齐，国不难治，天下顺理，人与人。社会）、人与人。自然的关系也能达到和谐。传统儒家美育的精髓是通过理性与理性统一的方式来解决“人心与生命”的问题，尤其是解决问题。民心和谐，从而解决公关问题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世界关系的基础，这是有其道理的。与西方文化相比，不仅在整体内容上，西方文化更注重前两个问题（尤其是第一个问题）；即使西方文化在处理人与自己的关系时，也将人与自己分开，将自己视为反思的对象。然而，儒家哲学即使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也将自然与自身融为一体。 ，去体验和把握它作为与自我的一体性相关的共存。

与西方古典哲学侧重于对绝对对象的讨论相比，传统儒家哲学始终立足于人来谈论世界问题。从儒家的“至诚无为”到王阳明的“物在其位”、“心外无物”等命题告诉我们，儒家哲学所重视的不是绝对的物质存在世界，也不是客观世界。 ，而是与人有关的价值意义的世界。这个想法有它自己的理由。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延伸的理解：这个宇宙浩瀚而永恒，它的绝对身份永远无法把握；真正对我们有意义的，只能是与我们相关的意义世界或价值世界。世界对我的意义和价值取决于我对世界的感受，但物质世界的存在是绝对的，对它的理解和转化受到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而价值世界是相对存在的。我的感觉，世界的主体，可以自由调整。既然如此，为什么人类不能顺应自然，而主体却能主动与客体世界保持和谐，从而把握存在的理想世界呢？这就是中国的“人文化”精神和传统的儒家美育，强调感受体验、和谐融合、内在超越、“修心养性”。它是协调当代人与客体世界的关系，维护当代人的合理和谐。在生活条件方面可以给予人们积极的启发。

在传统儒家美育思想中，人的精神生活是思考的对象，思考人们应该如何通过自身的精神修养来实现对宇宙和生命的认识，而这种认识会带来人的本质，宇宙和宇宙。对生命本质和生命本质的某种领悟，使人的人格、学习、修养的内在精神世界达到理想状态。境界的获得往往依赖于“体验”，而这种体验往往是一种“快乐”的体验。儒家所倡导的圣人境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实现“儒家之乐”，而儒家学“为自己”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心中之乐。当然，这种音乐也需要“在事情上努力”，而不仅仅是坐着打坐。 “‘快乐’这个词只是笼统的，但要被人们认可，必须经过长期的努力和修养，自然而然会到来。” ④ 对“幸福”的追求，其实是人类追求的一种自然状态意义。至上的审美存在，“快感”的深刻体验过程，是个体自身存在的本质和精神潜能的兴奋和恢复的过程。

席勒曾感叹：“活着的感情是有发言权的。”的确，人类不仅是具有认知和实践能力的主体，而且是充满感性需求、感受外在变化、体验自我存在的有血有肉的生物。人类不仅通过理性逻辑分析和感知世界，而且通过活生生的个体的灵性体验世界。在宇宙自然的回响中，人的精神体验到一种自由的美，这是一种自我满足和放大的美感，而这种感性的感受，使人真正地保存着对事物的敏感，以免陷入抽象或片面的理性世界，失去存在的真实性。

三、用个性支持精神

传统儒家美育的当代价值在于其所倡导的人格理想、人格境界和道德主体性，有助于当代人类维护人性的伟大和尊严，支撑精神支柱。儒家认为“天地之障为我身，天地之师为我性”，“人是天地之最，天能遮不能载，地能扛不住，大地圣人独裁，其他的呢？” ⑥人作为天地之间的道德主体，可以成全自己的本性、人性、事物的本性，甚至赞美天地的改造修炼，变得与天地一样伟大。西方从古希腊哲学家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到康德的“自然生于人”和“人是目的”，也歌颂了人类的伟大。然而，在弗洛伊德看来，人类17世纪以来面临三大打击：（1)天文打击；（2)生物打击；（3)心理打击））天文学中地心说的解体让人不敢不是说他们是宇宙的主人；生物进化论对人猿同宗祖先的论证，打消了人类是造物至尊灵主的错觉；心理学（尤其是深层心理学）暴露了人的在气质和潜意识的结构，让人失去了神灵的气息。面对这三大打击，人是什么？在现代西方社会，各种非理性思潮涌现，讥讽和贬低理性昔日的伟大与尊严。人不再被视为道德的主体，而是生物的存在。不再需要强调道德自律，而是要专断。释放非理性的本能，人们会失去信心和尊严。

这种倾向在后现代主义中更为强烈，随着国家的开放，它也影响着中国社会的精神生活，尤其是年轻人的精神生活。商品经济和功利意识前所未有地冲击着中国大陆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或许，就社会经济发展而言，这并不完全是一件坏事：以美育代宗教说的命题以现代美学意识，也可能是一个必然的过程。然而，就人们的精神世界而言，他们确实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混乱和危机。某种唯物主义的心理和迫不及待的形势，导致了社会两大文明的失衡。传统的价值观念是裂变的，新的价值观念尚未确立。所以，有的人只想带着媚俗的感觉走，有的人只想生存不问价值，有的人只追求过程不问目的。我该怎么办？”极端自私的唯我论以一种开放、时尚、新潮的姿态出现，之前羞于承认的各种自私和兽性的欲望，都变得似是而非，甚至披上了某种“叛逆”的外衣。他们的终极追求是什么，答案是迷茫，因为他们根本不承认，也不知道世界上有一个“绝对”的价值。

诚然，现代非理性主义对于打破人过于神圣的偶像，回归人的客观存在的真实面目，具有积极意义。但是，以此为导向的对人性的否定肯定和对人的尊严的抹杀是极其不充分的。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反思和重新审视传统儒家美育思想所倡导的人格理想、人格境界和人的道德主体性，对于提升人的精神价值、开拓人生前景、并促进生活的光明面。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同时，儒家传统美育在人格理想和人格境界上对“天人合一”的本体论论证和追求，将有助于当代人类开拓自己的人生境界。更好地协调人际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现代产业分工和劳资冲突带来的“异化”现象，使人与世界的关系陷入全面紧张和冲突。 “别人是地狱”的说法，也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得太黑暗和狭隘；这一切都给当代人类社会的基本关系蒙上了一层沉重的阴影。 “与天合一”的宇宙境界、“俊美自然”的宇宙意识、“与人同物”的宇宙情怀，将帮助当代人类保持更广阔的胸怀和崇高的境界，更好地协调人际关系和人际关系。

四、身心兼备的审美功能

传统儒家美育思想强调“行动美学”的目的，即本体与时间的统一，对我们当代的审美建设和美育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传统儒家美学是生活境界的美学，与人们的现实生活经验紧密结合。境界必然与人的心有关，是心的状态或心的道，是心的“存在”通过自我完善而达到的境界和境界。在传统儒家美学的逻辑体系中，美不仅是本体的呈现，更是境界的完成，美学是认识本体、明晰境界的过程。境界是相对于人类而言的一个可能的、理想的世界。它植根于自然，升华于应然，是自然与应然的内在统一。 人生的理想境界必须与审美境界相连接，或者必须在审美境界中超越和完成。传统的儒家美育思想告诉我们儒家思想要义与当代中国，生命之本是审美之本，人心的体验和意识是审美存在的境界。美学应该指向生命的境界，其他一切手段或方式都必须与这个生命本体相关联。因此，离开生活经验的抽象沉思和形式游戏与真正的审美精神相分离，或者说已经离开了审美的基本精神。诚然，美学不能解决生活中所有的精神体验问题，但在解决人的精神体验问题上，美学确实具有其他精神形式无法替代的作用。

其次，传统儒家美学是一种在生活实践中，特别是在个性化教育实践中实施的美学，或者说，是审美教育。它具有一套与审美境界内在结合的培育手法，内在强化了审美的美育功能。迄今为止，当代中国美学的美育功能收效甚微。其根本原因有两点：一是本体无法真正与生活结合； 所以，今天我们说，审美的功能一定要勤于美育。这一点怎么强调都不过分。这就是美学中的“知行合一”：审美体验应该落实在审美实践中，审美实践应该落实在生活境界中。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学确实应该是儒家所说的“身心之学”，而不仅仅是，或者主要不只是“听闻之学”。相应地，我们不仅需要深化美育的理论，更需要一套切实可行、实用高效、能“量力而行”的切实可行的措施和操作方案。

五、不可忽视的两个方面

历史的遗产一直是二元的，传统的儒家美育也不例外。显然，就其整体倾向而言，传统儒家美育思想中“天人合一”的人格和伦理追求是维护既定社会秩序的和谐。传统儒家美育的“清廉”，往往导致个性的扼杀和奴性的培养。另一方面，传统儒家人格理想的内向性，使其在“内圣”与“外王”的关系上过度偏向前者，在处理社会实际问题和应对突发事件时往往无能为力。危难时修命报王”，这让很多品德高尚的学者难以避免悲惨的结局。此外，传统儒家的人格理想及其修炼时间过分注重内在经验的自足，而对外在世界的理解和开拓精神相对不足，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科学精神的形成。现代个性的内涵。

因此，不能忽视传统儒家美育思想的先天局限性，即过分重视和依赖人的精神自由，而忽视了人的现实自由，过于沉溺于人对世界的感受，而过于沉溺于人的世界观。而不是痴迷于世界对人的态度。认识过分强调人对天理的整合和皈依，而忽视了人对天理的独立斗争，过分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而忽视了个体人性的自由。温情与理性的交融，温柔的得体，自我封闭的情感体验，对幸福和顺从的追求，容易使社会缺乏冲突与进步的张力，使社会停滞在原始和谐中。 ，使科学和法制停滞不前。精神还没有完全发展。因此，吸收精华与提升其负面精神效应是同一个过程，这样才能真正发挥中国文化生活的活力。

【注意事项】

①②中国蔡元培研究会：《蔡元培全集》，第3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第 60 页， 60.

③《二程遗书》第11卷。

④⑥《朱子玉班》第31卷第101卷。

⑤《正梦·千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