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公开课：儒家思想与中国人的精神生活

孔孟公开课：儒家思想与中国人的精神生活

孔孟儒学立足于“世间情”建构价值体系，既不同于古希腊的理性主义，也有别于古中东、古印度的信仰主义。它立足于世间来寻找救心救世的力量，它是在理性与价值信仰之间既获得平衡又保持张力的一种独特传统。

北江公开课·高端传统文化国学公益班3月2日在江心岛开讲，首讲是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禅宗与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冯达文，他以“儒家思想与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为题给近百名学员分享了儒家思想的建构及现代意义。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孔孟公开课：儒家思想与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山大学禅宗与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冯达文

以下是高端传统文化国学公益班的第一讲“儒家思想与中国人的精神生活 ” 摘录：

孔孟儒家关切道德理想

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看，缔造中国国魂的，我想主要可以归结为四大思潮。一是儒家，一是道家，一是以法家为代表的比较务实的思潮，我们也称为经世致用的思潮。还有一家就是佛教。我们的国魂，或者中华民族的精神教养，中华民族的思想信仰，主要就是由儒家儒家管理智慧的基本精神，道家，佛教，法家等共同缔造的。

在这几家当中，儒家跟法家是属于正面建构的，他们对于社会、人生，对治国都有个正面建构的意义，或者是提供一种正面架构的理论。道家跟佛学是从批判反省的角度来切入问题的。一个是正面建构，一个是批判反省，这就构成了中华民族思想信仰上的一个张力。

在建构当中，儒家是用道德理想来建构，而法家是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切入问题。一个是理想的，一个是务实的，这也构成了一个张力。可以说，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就是由这样两重张力共同筑构的。儒家跟法家是正面建构，是入世的。道家跟佛学批判反省，是出世的。这样一重建构所缔造的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或者说知识分子的基本原则，就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所谓“出世的精神”，就是不要过分看重名誉，不要过分看重利益，要淡薄名利。但是，如果只讲淡泊名利，不讲入世担当，就会走向虚无主义。所以，要讲出世，也要讲入世。如果入世没有出世的精神作为支撑，就可能会迷失在功利、名利的角逐之中，而不能够解脱。所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很强调要以出世的精神来做入世的事业。这是传统知识分子基本的人格精神。而这正是由正面建构和反省批判这种张力构成的。另外一种张力，儒教的道德理想和法家的务实精神的张力。它构成了中国古人处理事情的方式，叫做“极高明而道中庸”。“极高明”就是有远大的理想，在远大理想的光照下去做事。但是如果光有远大的理想，没有切实的功业，没有在日常的事务中具体的努力，也是不行的。所谓“道中庸”，就是回归日常，在具体事务上贯彻道德理想，这就叫“极高明而道中庸”。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儒家、道家、佛教和以法家为代表的经世致用思潮，共同组构成了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或者说中国的国魂。我们通过学习，可以了解这些思潮是怎么样来组构我们的国魂的。

春秋战国的动荡激发

孔孟救心救世之责任担当

儒家对建构中华民族的心理性格，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具有奠基性的作用，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就是儒家以孔孟的智慧为主要内容。

刚才我们提到孔、孟所创立的儒学的基本特点：以道德理想来从事社会人生的正面建构。他们的道德理想是怎么出来的呢？为什么这个道德理想在建构社会中有如此重大的意义？

在讲孔孟儒学之前，让我先简单介绍孔子和孟子。孔子姓孔名丘，出生在春秋的末期，主要活动于公元前551年到公元前479年这一段时间内。他是山东曲阜人，父亲是一个没落的贵族武士，力气非常大。曾经在一次战斗中把很重的城门托起来，让士兵们从那里通过。但是孔子出生得比较晚儒家管理智慧的基本精神，所以对他的父亲基本上没有什么印象。他是由母亲抚养长大的。孟子，生活在孔子死后的一百多年，是孔子的孙子的学生的学生。孟子自认为他是孔子的私塾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后来，孔子成了圣人，孟子就成了亚圣。孟子名轲，生活在战国的中期，这是一个战乱很厉害的年代。他出生在现在山东的邹城。孟子也是由他母亲抚育长大的，所以对研究文化社会学的人来说，母亲的教育是最重要的。孔子做过短短的一段时期的鲁国的官，很快地被排挤，以后就以授徒讲学为主。孟子的个人经历基本上是授徒讲学，向学生传授五经。他们的个人经历都显示他们主要是教育家。

要弄清楚他们的道德理想是怎么建构起来的，要追溯到孔子跟孟子所生活的年代。他们生活在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是中国古典社会大动荡的时期。社会的动荡，最初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的。也就是铁器的发明和牛耕技术的出现。在周朝以前，古人所使用的工具是石头，那时是石器时代。虽然也有铜器的发明，但主要是用来做兵器和祭神用的器皿，很少用来做生产器具，因为铜器比较软，不适合做生产工具。但铁器不然。

春秋时期发明了铁器，进而发明了牛耕技术，一下子把生产力提高了。生产力的提高意味着财富的增加。财富的增加带来的是人的地位的巨大变化和财产状况的巨大变更。有的人掌握了先进的生产工具，他就富裕起来。有的人没有掌握生产工具，他就破产、破落。这带来了地位的变化。由于财富增加，有的人吃不完、用不完，他就把剩余的东西拿去做商品。商品的发达使人口的变动增加。人口的变动和财富地位的变化进一步就会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化。

在此之前，社会的结构是氏族制，氏族是一个基本的单位。国家也是以氏族为单位进行管理的。国家要征收赋税，征收劳力、兵马，都是以“族”为基本单位来进行的。但是，随着社会结构变化，人口流动的增加，以“族”的方式来管理必然是不行的。所以春秋时期，管理的形式改成了郡县制。就是以一个州、一个县为基本单位来进行管理。这是社会结构变化带来的管理方式的变化。管理方式的变化进一步又会带来人才选拔方式的变化。在氏族制社会中，人才的选拔是由氏族长老来决定的。郡县制由于打破了姓氏的界限，所以，管理的人才只能通过选举的方法来进行。选举看重的是人的能力，而不是人的“德”。由于不重视人的“德”，所以人的道德就慢慢地被排挤。特别是到了战国时期，这种情况表现的就更明显了。

在战国时期，伴随着财富增加的是人们欲望的扩张，人们欲望的扩张，好像打翻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各种各样贪婪的欲望都被放出来了。为了能够满足土地、人口、财富上的欲望，人与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夺。面对这种争夺，人才当然就更加重要了，对人的才能的重视就更加突出了。所以我们看到，在战国时期，各种“连横合纵”的人，他们讲的都是权术，不重视道德。由于整个社会只重视财富，只重视人的才干，而人的才干的竞争又加剧了整个社会的竞争，所以，整个战国时期，人心、人性都在坠落。这种坠落，比较一下春秋时期的社会风气跟战国时期的社会风气就会看得很清楚。

春秋时期，人很讲究教养，很讲究才情。士大夫、君子之间的交往，都是通过赋诗的方式开始的。人们相互之间通过赋诗看到对方很有风度，很有才情，就会成为很好的朋友。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也常常是通过赋诗的方式来切入的。两个国家之间如果发生争端，甚至发生战争，只要你派一个使者来谈判，那个使节赋一首诗，显得很有风度，战争就会化解。士大夫们之间要表达自己的志向，往往也念一首情诗，可见当时是很讲究才情，很讲究风度，很讲究人的教养的。其实，这种风气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一直都存在，只是春秋时期表现得非常突出。这是一种贵族性的精神教养，他们不看重功利的争夺。

但是到了战国时期，整个社会风气已经不同了。功利和财富的争夺占据了社会的主导地位。我们学历史都知道，战国的末年，有个叫韩非子的思想家，他说当时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市场上的买卖关系。做国君的如果要给某人高官厚禄，不是看这个人是否忠心，而是看他有没有用。做大臣的很为国君卖命，也不是因为他很有道德，而是因为如果不卖命就得不到高官厚禄。这是一种市场买卖的关系。当时的社会风气就是这样。

从秦始皇和李斯，秦始皇和他仰仗的大将之间的关系也可以看到。当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国君与大臣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完全是一个互相猜忌，互相不信任的关系。这是战国时期的风气。

孔子和孟子显然已感受到社会风气的不断坠落，感受到了人心在坠落，人性在坠落。怎样救心救世？这就成了他们思考的主要问题。

孔、孟通过发掘人世间的情感

开出救心、救世之道

非常有趣的是，孔子、孟子所面对的问题，也是同一个时期世界几个文明古国所共同面对的问题。所以有的历史学家说，公元前8世纪到1世纪这一时期，是世界文明的突变时期。这时，所有的文明都面对同样的问题：社会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动，人心、人性发生了巨大的变动。古希腊、古罗马，还有古中东、古印度，这时都处在社会的巨大变动中。这个变动很可能就跟铁器的发明有关系。铁器的发明，一方面是生产工具的提升，同时也是武器的提升。用铁器作武器，在战争中是非常有利的。

这个时候世界文明古国的圣贤都感觉到需要救心、救世。但是，表现出来的方式却大不相同。以古犹太人与古印度人为代表，他们的圣贤们把救世、救心的希望寄托在神、佛的身上。古犹太创造了犹太教，在犹太教基础上又发展出了基督教，他们都相信有上帝，相信上帝是全知全能的，可以拯救世人。上帝为了拯救世人，为了为世人赎罪，派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下来，耶稣基督以自己的“献身”来为人类赎罪。这是在古代中东那个地方形成的一个信念。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上帝身上。古印度是寄希望于佛陀。他们认为，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种种的灾难，是由于我们带着肉身，我们有很多欲望。有欲望我们就发生争夺，有争夺我们就会种下很多的罪业。为了得救，我们需要去掉我们的欲望，甚至去掉我们的肉身。这样，我们在下一世或再下一世就会得救。所以，古中东的传统，古印度的传统是诉诸于神、佛，希望他们为人类救世。另外一个传统是古希腊的传统。古中东、古印度用宗教信仰的方法来救世，而古希腊的传统是用认知理性的方法来救世。他们的圣贤们认为只要我们多讲理性，多接受一些知识的训练，我们就可以认同一些共同的道德信念。我们整个社会就会变成一个有道德的社会。这样，社会就会获得安宁。这是古代一些文明古国所走过的路。

与这些古代文明国家所走的道路相比，中国的孔子、孟子所开创的道路是非常不同的。

孔子和孟子走的不是宗教信仰的道路，也不是知识理性的道路。他们回落到人世间，诉诸于人世间的情感。他们认为，我们不需要找神、找佛，我们也不需要诉诸于所谓知识的建构，我们人世间的情感就可以起到自救的作用。他们是回到世间的情感世界中来思考问题的。

为什么孔子和孟子会觉得世间情可以成为我们救世的起点和基础呢？有什么根据呢？他们的根据是，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家庭、或者是一个家族里面。在一个家族里面，自然就会有一种亲亲之情。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亲爱自己的父母，亲爱自己的亲人，父母也会亲爱自己的子女。这种情感是天然就有的。凭着这种情感，我们每个人就可以走出自我，走向他人。

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父母健在的时候，不要去得太远，如果要去远的地方，要告诉父母我在哪里。

孔子又说：“父母为其疾之忧。”这句话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说，父母最牵挂儿女有没有病痛。另外一种解释是，儿女最牵挂的是父母有没有病痛。所以我们外出，尽量要用手机打电话报一声平安，特别是坐飞机的。

这个“亲亲之情”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我们都会关爱父母，关爱子女。这个关爱就表示我们已经走出了自我，走向了他人。

我们每个人不仅都会关爱自己的亲族，而且也会关爱社会他人。孟子就讲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它成了后来的学者们都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一个小孩，差点儿跌到井里去了，我们每个人第一个念头是：很危险，赶快去拉他一把。这时，我们并没有想到这样做会讨好他的父母，会获得左邻右舍的称赞。当我们按着后面的这些想法去救他时，就落入了功利的圈套，那是不纯粹的。我们最纯粹的念头就是，他是人，他是生命，我们要去救他，这是普遍人性，这人性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从这里可以看到，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爱他人、走出自己的一个考虑或者一个信念。而且，在孔孟儒家看来，不仅是平常的人会有这种关爱他人的情感。即使是犯罪的人，他原本也还是有良知的。

明代有个官员，有一次他抓到一个强盗，开始审讯他，审讯的大意似乎可以这样说：你把别人辛辛苦苦赚来的钱财偷走了，良心上过得去吗？这个强盗不承认人有良心，说：“这个年头，谁还讲良心？”就跟这个官员争吵起来。当时天气很热，这个强盗问：“可不可以脱衣服？”审判的官员说：“可以，你脱吧。”最后，强盗只剩下一条裤衩没脱。这个官员就问：“你裤衩怎么不也脱下来呢？”强盗说：“那样不太好吧。”这个“不太好”就是他的良知。

你看，这个罪犯也是有羞耻感的儒家管理智慧的基本精神，他还是考虑到了他人的存在，这就是人的良知。所以，一个犯罪的人本来也是有良知的，只不过这种良知被后来的功利淹没了。正是凭借这一点，孟子才说人在本性上是善的。他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辞让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这四心是人皆有之的，这四心就是仁义礼智嘛。所以人在本性上是善的，在根底上是善的。这就是孟子的性善论。

孔、孟通过发掘人世间的情感，找到了可以救心、救世，可以走出自我、关爱他人的一个基本的力量和因素。当孟子把人的这种亲亲的情感、关爱他人的情感赋予一种人性的意义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人走向道德、走向善良是必然的。因为人的内在本性就是这样的。人走向犯罪，走向堕落，反倒是偶然的，是外在因素的影响才导致的。所以，孔、孟对人充满了信心。在孔、孟看来，人要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其实并不难。只要把自己内在的善良本性发挥出来，推广出去，就一定会成为一个好人，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高尚的人。所以孔子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要做成什么事，也希望别人做成同样的事。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想得到的，也不要把它强加给别人。这就是好人。成为圣贤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只要把你内在的良知良能激发出来，推广出去，你就可以成为圣贤。

然后孟子把孔子这两个说法引申，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这是孔、孟儒学的一个基本的理论架构：从回到世间开发人的情感的角度，来讨论人如何救心，整个社会如何救世的问题。

孔孟讲的这些，我们也把它称为内圣。就是如何使自己成为圣人，成为圣贤。内圣的一面其实可以向外推，就有个外王的问题。内圣是个人精神的追求，外王就是公共社会的建构。公共社会如何建构的，礼治如何建构？孔子孟子强调要缘情制礼，从情感出发来制定各种制礼，或者说我们所有的行为要发乎情止乎礼。

止乎礼，这就构成公共的社会规范，从情感出发来建构公共体制。这是孔子孟子的一个理想社会，认为理想社会应该从情感衍生出来建构起来。主管公共社会的君王们要做的就是以不忍人之心，来行不忍人之政，那就是仁政。

从比较文化看孔孟儒学

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评价孔、孟这样的思想理路呢？要对孔、孟的这个思想理路有一个比较合适的评价，我们还是要从比较文化的角度来加以讨论。

我刚才讲到，世界各个文明古国，在面对社会同样动乱的情况时，它们所走的道路是不一样的。古希腊所走的道路就是多学点儿知识，理性一点，他们认为这样就可以救世。这个路子，在西方的历史上一直有争论。有知识和有道德，其实根本是两回事。这条路子不一定能成功。

另外一个路子就是寄托于宗教信仰。寄托于宗教信仰的路子，能够成就人的超越追求。从成就人的道德的角度来讲，宗教信仰的功能是无可怀疑的。从这一点上说，它跟孔、孟的思想有相同的价值。但是，宗教信仰有它的难处。这些难处我们可以概括为这样几点：

第一是宗教信仰的族群性问题。一种宗教信仰总是跟一定的族群相联系的。信基督教的，不信犹太教。信犹太教的，一定不信伊斯兰教。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的互相排斥非常厉害。我们看到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本来是同一个来源的，他们都认同几个共同的先知。但是，至今为止，这三教之间的冲突仍然非常厉害。因为宗教信仰是跟一定的族群相联系的，虽然在信仰的本族内它可以让人们获得超越，但是，它不能赢得普遍的意义。它的普遍性是一个问题。

第二是宗教信仰的存在性，它的实存性问题。所谓宗教信仰的存在性或实存性，是指每一个宗教都认为自己信仰的神是真实存在的。这就经常会碰到科学的挑战。由科学的挑战所带来的，就是信仰的恒久性问题。所以，宗教信仰的这个难题也是比较难解决的。

第三是宗教信仰的彼岸性问题。无论是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或者是佛教，都把自己信仰的神和最终归宿放到了跟现实生活完全分隔的一个彼岸去。因为人生来就带着肉身，就有欲望，所以会堕落。要抵达彼岸、要获得神的拯救，一定要去掉你的欲望。去掉你的欲望，也就是要去掉你的身体，甚至要虐待你的身体。古印度佛教以前的宗教——婆罗门教，就认为灵魂之所以不能解脱，是身体把它困住了。所以要想获得解脱，就要残害你的肉身等。这种宗教信仰的彼岸性所带来的问题，就是不够人性。它太强调神性了，对人性本身的关注不够，不能够回落到现实的日常生活中来。这也影响了宗教信仰的普遍性。

第四个是宗教信仰的偶然性问题。许多信徒都会说，我之所以信神，是因为我获得了神的灵召，所以我才成了信徒。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机会的。

相比较起来，我觉得儒学是非常独特的。它回到日常，回到世间来思考问题。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离不开亲族，这是无法改变的。我们每个个人都离不开亲族，我们在日常的真实生活中，都有亲亲之情，都会有一种真实情感自然流露出来。这种真实的情感是靠我们的感受来体认的。我用“感受”这个词，它的意义在哪里？“感受”需要我们用身体，因为有身体才能感受。这意味着在感受中是有“我”的。不需要去掉“我”。从我的感受出发，同时感受到他人对我的意义，既承认有我，又走出自我。这和宗教是不一样的。宗教是不讲“我”的，是要去掉“我”的，它认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获得神的救赎。比较起来，在儒家这里，不需要过分虚无缥缈的神的伟力，也不需要过分复杂的理论建构，通过感受，我们很自然的就能够走出自我，走向他人，走出功利，走向道义，从而使我们的灵魂、使社会获得拯救。通过开启、激发我们的情感，或者说通过点化我们内在生命的光明面，来使我们获得拯救，这是孔、孟建立原创儒学的一个基本特点。

现在世界的许多哲人，包括一些诺贝尔奖获得者，都认为，下个世纪世界要获得拯救，必须要回归到2000多年前的孔子。我想，他们应该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孔子的伟大的。特别是当神的存在性受到怀疑的时候，孔、孟原创儒学所提出的回归到日常生活中来救心救世，应该说是一个有独特价值的思想体系。

孔孟儒学对国民性的影响

如上所说，孔孟儒学立足于“世间情”建构价值体系，既不同于古希腊的理性主义，也有别于古中东、古印度的信仰主义。但其实它既有理性的一面，又有信仰的一面。孔孟儒学是立足于世间来寻找救心救世的力量的，这就体现有理性。另一方面，在世间中被孔、孟认取可作救心救世的力量的，不是知识、技艺，而是情感，这又仍然是价值的。就情感不必受制于理性的意义上说，这种价值亦可被视为仍属于信仰范畴。由此，孔、孟创建的儒学传统孔孟公开课：儒家思想与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便显示为在理性与价值信仰之间既获得平衡又保持张力的一种独特传统。如果说，儒学在很大程度上铸造了中国人的国民性，那么这种国民性也可以被认为是在理性与价值信仰之间保持平衡与张力的一种独特品性。在孔孟创建的这一传统中，由于价值信仰经过理性的洗礼，便不至于过分地走向狂热与迷失；而理性有着价值的守护，又不至于过分地被工具化与功利化。这便体现着理性与价值信仰的一种平衡。

儒学在历史上很少发生过对其他思想信仰的极端排斥，中国在历史上亦很少爆发过较大的宗教战争。这都体现了儒学及其所铸造的国民性的广泛受容性。就儒家学说而言，它恰恰是通过不断消融不同时期不同学派的理论，使自身朝着不同向度得以最大限度地展开；而正好又是通过不断消融不同时期不同学派的理论，使自身得以朝着不同向度最大限度展开，而确保了儒家的恒久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