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工程技术大学思政部林红梅摘：孟子儒家伦理生态文明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思政部林红梅摘：孟子儒家伦理生态文明

孟子儒家思想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现代价值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思政部 林红梅

摘 要：孟子作为战国中期最杰出的儒学思想家，继儒家创始人孔子“泛爱众而亲仁”的仁爱伦理思想，提出了儒家思想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生态伦理学命题：“仁民而爱物”，这一包含生态伦理的儒家思想在关于维护生态平衡和治理污染，关心、爱护自然和保护生态环境方面对生态文明建设有一定的现代价值。

关键词：孟子 儒家伦理 生态文明

一、中华文明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文化基础

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人与自然的关系史。自然界的博大富饶养育了人类文明，[1]（p97）远古时代，人类匍匐在自然的脚下。随着历史的发展，人类逐渐获得了一定的改造自然的能力，并通过这种改造积累了大量的物质和精神的财富，这些财富被称之为“文明”。从渔猎时代开始，经过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人类对自然改造的能力越来越强，自然日益“匍匐” 在了人类的脚下。特别是进入工业文明以后，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空前提高，通过对资源的获取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极大地推动了物质文明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对自然无节制地掠取也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和资源的耗竭，长此以往，必将难以为继。人类面临新的抉择：是延续过去的思路，抑或是寻求一条新的道路，重新定位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从而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的提出，是走向现代化的中国的回答。[2]

时常有人用《周易》中的“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来表述中华文明精神，中华文明的基本精神与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基本一致,从政治社会制度到文化哲学艺术,无不闪烁着生态智慧的光芒。生态伦理思想本来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涵之一，我国儒家主张“天人合一”,其本质是“主客合一”,肯定人与自然界的统一；而道家提出“道法自然”,强调人要以尊重自然规律为最高准则,以崇尚自然效法天地作为人生行为的基本皈依；我国佛家则认为万物是佛性的统一,众生平等,万物皆有生存的权利。中国历朝历代都有生态保护的相关律令。这说明中华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内涵是一致。生态文明是指人们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同时，不断克服改造过程中的负面效应，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建设有序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所取得的物质、精神、制度方面成果的总和。它是人类历经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所要建立的新型的人类文明形态。传统的工业文明单纯的把自然界看作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索取对象，只是一味地征服自然、主宰自然儒家思想讲究仁爱，忽视了自然资本的亏损以及对自然发展的维护，从而导致了一系列的危机。而生态文明克服了工业文明的弊端和缺陷，将人类的发展与整个生态系统的发展联系在一起。

中华文明精神是解决生态危机、超越工业文明、建设生态文明的文化基础。一些西方生态学家提出生态伦理应该进行“东方转向”。1988年，75位诺贝尔奖得主集会巴黎，会后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两千五百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而孟轲（约公元前372——前289年前后，今山东邹县人）作为战国中期最杰出的儒学思想家，他在继承了儒家创始人孔子“泛爱众而亲仁”[3]（《论语·学而》）的仁爱伦理思想基础上，提出了儒家思想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包含生态伦理学的命题：“仁民而爱物”[4]（《孟子·尽心上》），受到了现代生态伦理学创始人之一的法国思想家阿·史怀泽（ ,1875-1965）的高度重视。他说：“属于孔子（公元前552——前479年）学派的中国哲学家孟子，就以感人的语言谈到了对动物的同情。”[5]（p72）孟子“仁民而爱物”的儒家思想对生态文明的建设和发展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二、孟子儒家思想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现代价值

（一）关于维护生态平衡和治理污染

追求天人和谐即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是孟子思想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们知道，环境影响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人类的生存不能离开自然和自然中的动植物。据有关专家的研究和调查，自从人类诞生以来，已经有四、五万种动物灭绝。近两千年来，又有百余种兽类灭绝。目前，许多禽兽面临着灭绝的危险，每天都有不止一种动物在地球上消失。据有的科学家预见，随着生物的大量消失，人类将失去越来越多的自然伴侣和资源。我们必然要关注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人与环境伦理的关系也随之凸显出来。[6](p79)

生态危机已经成为全球性重大社会问题，引起了各个国家的重视。为了促进经济社会现代文明的发展，揭示人类与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掌握环境变化的内在规律，调节人类与环境之间物质和能量的交换过程，保护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建立一个具有和谐结构和高效生产能力的生态系统，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中国儒家生态智慧的核心是德性，尽心知性而知天，主张“天人合一”，其本质是“主客合一”，肯定人与自然界的统一。所谓“天地变化，圣人效之”，“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儒家通过肯定天地万物的内在价值，主张以仁爱之心对待自然，讲究天道人伦化和人伦天道化，通过家庭、社会进一步将伦理原则扩展自然，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和人文精神。正如《中庸》里说：“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儒家包含的生态伦理，反映了一种对宽容和谐的理想社会的追求。

从儒家易学的天人合一观出发，孟子的性善论推导出了一个十分宝贵的“天人同诚”生态伦理思想，他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 （《孟子. 离娄上》），认为“天之道”和“人之道”之所以“能动”（天人感应）就在于共同拥有一个“诚”，“诚”即真诚无妄，是一种道德规范。孟子对天（自然界）讲“诚”的伦理道德，实际上正是其生态伦理意识的自然流露。孟子认为，自然万物的生息变化是自然而然的，并且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和必然性，人们顺从天的自然性及规律性，依时而作，合理从事农副业生产，就能获取充裕的物质生活资料。

孟子也认识到事物的性质和发展规律的问题，他用夏禹治水的故事阐述了这个道理。他认为，人的智力是能够认识事物的，但人在用智的时候不能“凿”，即不能刻意设置框架使事物服从，而是要顺应事物本来的性质和规律行事，就是说辽宁工程技术大学思政部林红梅摘：孟子儒家伦理生态文明，要按照自然法则行事，而不能用“人工”的方式改变之；否则，就会受到惩罚。“顺天者存，逆天者亡。”（《离娄上》）作任何事情都是如此。这里既有存在的问题，又有价值的问题。人类不能乱用智力，如果乱用智力，就会出现“凿”。对于这样的用智，他是讨厌并反对的。水的性质是流动的，液态的，其运行规律是向下的。夏禹治水之所以能成功，就在于他能够按照水的性质和规律疏导之，而不是用填塞的方法使之改变其性质，这样的用智，就是“行其所无事”即不要人为地制造出许多方案企图改变事物本身的性质和规律，反而将事情办坏。这才是大智慧。有人则不然，他们自以为很有智，用人工的办法改变自然界的秩序以显示人的力量，其结果是恰恰把事情办坏了。

孟子对自然界的灾害也有清醒的认识，水灾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灾害之一，中国古代有许多治水的传说，有成功的，有失败的。孟子进行了总结，认为禹的方法是最正确的。他说：“当尧之时，水逆行，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曰：‘洚水惊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腾文公下》）当自然界的灾害威胁到人类生存的时候，就应当消除这些灾害；但是，决不能以破坏自然的办法去消除，而只能按照自然界本身的法则去治理。而不可任意筑堤，使之改变其方向；鸟兽害人者可驱逐到适宜其生存的沼泽地带，却不可用杀害的办法消灭之。这样，人兽各得其所，既保存了自然界生命的多样性，又保证了人类生活的安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他说：“不违农时，谷不胜食也；数罟不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儒家思想讲究仁爱，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孟子初步把人与自然看作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和谐整体的观点，具有深刻的理论思辩性，对我们维护生态平衡、治理环境污染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在现代经济建设中，发达的工业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但我们也应看到，工业发展的负面也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我们应借鉴孟子天人和谐的思想，既要看从自然界索取了什么，又要看人类给自然界增添了什么。如果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生态环境的恶化给人类造成危害，就会危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二）关于关心和爱护自然

孟子指出：君子应“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孟子曰：“君子之于万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 .尽心上》）意即：君子对于禽兽草木万物，爱护它，却不用仁德来对待它；对于民众，用仁德来对待他，却不亲爱他。君子由亲爱自己的亲人，进而仁爱民众；由仁爱民众，进而爱护万物。在孟子那里，爱人是有差等的爱，就是说，人们首先爱自己的父母，然后推已及人、由近及远地爱别人的父母和天下百姓。在这里，孟子对自然物的热爱具有泛人道主义的倾向，与现代西方生态伦理学家提倡的“新生生命”和反对“人类中心论”、“人类沙文主义”的主张是相通的。他强调人类要有广阔的胸怀和宽厚的道德，把爱人推广、扩充到爱一切人及自然万物。

孟子对齐宣王说：“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意即：如今大王您的好心好意足以使禽兽沾光，却不能使百姓得到好处，这是为什么呢？）言下之意，孟子是主张推恩爱物必须与仁爱百姓相统一，不能顾此失彼。他说：“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孟子. 梁惠王上》）意即实施“仁民”和“爱物”这两种“推恩”美德，足以安定天下，不实施则不能保护好自己的妻子儿女。古代的圣贤（指尧舜汤文王周公等）之所以大大地超越了一般人，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他们善于推行其好的行为罢了。为了更好地做到“仁民而爱物”,孟子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引文同上），描绘出一幅天下老少和睦相处的美好景象。这种人间“仁民”的盛景再加之以推恩万物的“爱物”盛景就构成了孟子理想的儒家生态社会。

孟子曾盛赞“牛山之木尝美”，表现了他对自然美热爱、赞赏、依赖的思想情感。《孟子 ·告子上》记载的一则故事——孟子曰：“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濯濯，光洁貌，有如用水清洗一般。牛山好美一片森林，只因为这里距大城市太近，被砍伐一光。本来它还具有再生的能力，无奈光山又成了牧场，牛踩羊吃，于是就成了光秃秃的山包了。显然，这是一例生态破坏的典型事件。反思人类不应该破坏自然之美。

人类文明开始之后，便能够使用各种工具，包括金属工具，对自然界的动物完全有能力消灭之，但是却没有这样做，这恰恰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正因为如此，直到殷、周之际，我国大部分地区包括北方，森林茂密，虎豹出没。“周公相武王诛纣，……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同上）正反映了这种情况。“驱而远之”是指使其远离人群，回到森林之中。这就是“各得其所”。这与杀尽斩绝的做法是决然不同的。人们不一定在一次或几次大规模杀戮中便可消灭所有猛兽，但是如果大开杀戒，不断地杀下去，用不了很久，就会将这些动物消灭。这里有文化的问题，有人类对待自然界的态度问题。

但是，人类文明还有另一面，这就是有些文明从一开始就造成了对自然的破坏。现代科学研究已证实了这一点。有一篇介绍美国学者乔纳森·韦纳所著《地球的奥秘》的文章说：“大量事实与研究表明，人类创造美好文明的同时，也造成了日益严重的资源、环境、生态、人口等问题，这些问题对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已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人类改变着地球，地球也改变着人类。历史终于让人类开始懂得，只有使全社会每一个公民，特别是决策层了解地球，懂得人类只有和地球和谐共处，使关爱和保护地球成为行为准则时，人类才真正摆脱愚昧和无知，才可能创造最美好的人类文明。”工业文明所造成的破坏就更加严重，很多动物已经灭绝，有些则濒临灭绝。动物的灭绝意味着森林面积的大量减少，土地的被破坏，水土流失而造成沙漠化，水资源跟着减少儒家思想讲究仁爱，整个生态系统遭到破坏，形成一系列的危机，最终将是人类文明自身的灭亡。

通过孟子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记载和论述，便可知道，中华民族之所以在几千年的历史中能够延续和发展，与这种尊重自然的生存方式是分不开的。世界上有些古老的文明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了破坏。这是值得记取的历史教训！现在要重新发现“新大陆”是不可能了，地球上几乎每一个角落都有人类生存，或留下了人类的足迹，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在我国过去的一段长时间内，片面强调人类征服、改造、战胜自然，搞移山镇海、围湖造田等，有些人滥肆捕杀野生动物，从而破坏了原始资源和自然生态的平衡，结果受到了自然界的报复和惩罚。在现代经济建设和文明发展中，吸取历史教训和重温孟子爱护自然物的思想，当是十分必要的。

（三）关于保护生态环境

我们知道，生态环境的变化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人类向自然界的索取不能违背生态环境变化的规律。否则，人类粗暴地干预、改造自然，就会使生态失去平衡，从而损害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孟子关于合理开发、取物有节的思想，恰恰在这里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孟子认为人性本质上是善的，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即每个人都有怜悯别人的同情心。这种同情心正是“爱物”生态伦理意识产生的内在心理基础。孟子举了一个齐宣王因有这种不忍人之心，所以见牛不杀而易羊的故事。对此事孟子作了这样的评论：“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子. 梁惠王上》）意即：不伤害牛，正是一种仁爱之心。这是因为亲眼看见了牛，而没有看见羊。君子对于禽兽，看见它们活着，便不忍心看到它们死；听到它们的哀叫声，便不忍心去吃它们的肉。因而，君子把厨房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便是这个原因。禽兽虽然没有人的道德情感、道德本心，但却是有生命的，更不是人类的敌人。

从生命的意义上说，人与禽兽是一样的，也是平等的。禽兽作为天地中之一“物”，应在仁的范围之内，应当受到尊重与关怀。“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不仅在于人有一点道德情感，更重要的还在于人能够“扩充”其道德情感，既施之于人类，又施之于动物，以爱心对待动物，只有人类才能作到，也只能依靠人类去实行这才是人的尊贵之处。对动物的同情和关爱被认为是一种“移情”作用，但是这种“移情”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动物不仅有知觉，而且有情感，有语言。看见动物被杀时的恐惧样子，一个情感意识健全的人都会产生“不忍”之心，孟子所关注的是，人类的道德情感与生活态度的问题，有了这种情感和态度，对动物和家畜以及一切生命，便有一种真实的生命关怀。有了这种关怀，对待具体问题就会有各种具体原则，即所谓“规矩”，使各种问题得以更好的解决。这不单是法律问题，而且是伦理道德问题，伦理道德问题需要人的自觉自律，不能靠强制，但是能满足人的普遍的道德情感的需要。只有这样，人生才是幸福的。

《孟子．梁惠王上》记载了孟子理想的儒家生态社会——孟子曾指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污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中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孟子·梁惠王上》）在这个理想社会里，农民耕种不违农时，不乱捕鱼，不乱伐树，粮食、鱼鳖和木材用都用不尽。每人家有五亩大的宅园，有百亩的耕地，家家食用自足，人无饥寒。在此基础上讲义修睦，人知礼义。衣食有着，礼义既修，社会呈现出一派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的富庶康乐景象。孟子的这一主张告诉我们，在生产活动中人们的捕捞、采伐要有利于鱼类、草木的生息繁殖，向自然界索取万物要有一下的节制。否则，竭泽而渔和违时采伐，就会危害万物的生息和生态平衡。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辽宁工程技术大学思政部林红梅摘：孟子儒家伦理生态文明，途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孟子. 梁惠王上》）这里明显地告诉我们，大自然本来是可以为百姓黎民提供“不饥不寒”的衣食资源的，但由于统治者们缺乏对大自然的生态伦理责任，造成了狗吃人食而人却饿死路上的惨剧，这不能责怪大自然，只能责怪统治者“罪岁”的错误行径。由此也可进一步理解，孟子主张培养这种生态伦理责任意识的积极意义。我们从当今生态伦理学特别关注人对自然的伦理责任问题的事实来思考孟子这种责任观，就可以知道，“使民养生丧死无憾”是人类一个永恒的道德责任，如果破坏生态，人类的生态环境就会恶化，那么就无论如何也做不到“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了，孟子讲“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孟子. 告了上》）大自然要靠人类去养护而不是破坏。所以，是否自觉培养生态伦理责任意识，是关系到人类未来生死存亡的一件大事，对此我们不可不慎重对待。在这里，两干多年前的古人对开发、保护自然资源有着如此深刻的认识，是难得可贵的，至今仍放射出灿烂的光彩。

孟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追求个体人格完善、社会协调、天人和谐。[7] 他的思想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影响、渗透于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哲学、伦理、心理、美学、民俗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陶冶情操、崇尚人格、尊老慈幼、安定家庭、协调社会、治国安邦、顺应自然、天人和谐等多种功能和影响，对中华民族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古代文化和优良传统的形成，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对现代文明发展上，孟子思想仍具有一定的现代价值。

问题的关键在于，思想与行动并不是同一的，接受东方智慧并不难，但传统中华文明如果想为生态文明的建设和发展作出贡献，也同样面临着创新发展的问题。这就需要用生态理性来审视我们的发展原则。生态理性认为，人类的理性一旦与环境相脱离将毫无价值，只有当与环境的现实要求结合起来考察人类理性时，才能正确评判人类的行为。生态理性具有人性化、自然化、整体化的特征。它是西方哲学面对生态危机而产生的新的哲学观点，是对科学理性绝对化、工具化、教条化的反思。长期以来，正是在科学理性绝对化的视角下，很多人都将中华文明这种东方智慧视为前现代的产物，采取了批判排斥的态度。

也正是在生态理性的原则下，西方思想家越来越表现出对东方智慧的认同，东方智慧已参与到西方世界的思想文化建设中去。对于我们而言，中国文化精神被世界逐渐重视，只是一个更深层文化问题的开始。我们既要防止片面复古，也要辩证地看待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科学理性的作用。但科学理性必须与生态理性结合，如同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结合一样。我们要用人文精神来校正科学理性的绝对化倾向，也要用道德原则来审视实用主义。我们虽然身在中国文化之中，但主导我们现代化实践的主要逻辑仍然是西方式的。西方传统工业现代化的模式最终是难以复制的，尤其是对于中国来说，这意味着更加深刻的资源环境冲突。所以，用中华文明来校正我们的现代化方向，理顺我们的文化结构，使中华文明的生态智慧成为生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尤为必要。

仅有生态文明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实践，即从工业文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过渡到生态文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可以预见，生态文明意识的提高，必将有力地促进其他文明进程，将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产生长远而深刻的影响。[8]（p197）

参考文献：

[1] 林红梅：试论拯救环境危机的多维视角[J]，行政与法，2007，（1）。

[2] 张建宇：生态文明，文明的整合与超越[N]，人民日报， 2007-10-29 ：04。

[3] 杨伯峻：论语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58。

[4] 杨伯峻：孟子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60。

[5] 阿·施韦兹：敬畏生命[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6] 林红梅：关于辛格动物解放主义的分析与批判 [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8，（02）。

[7]王其俊：亚圣智慧一孟子新论 [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

[8] 林红梅：生态伦理学概论[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作者简介：林红梅，出生年：1969年12月，性别：女，籍贯：河北承德人，职务：思想教育教研室主任，职称：教授，研究方向：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生态伦理学领域的研究。

联系地址：辽宁省阜新市中华路47号338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