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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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李泽厚: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何力先生说,企业家不仅仅关心赚钱,还关心文化、道德、社会发展、国家前途、人类命运这样一些大问题。这是好事。我以前就有个吃饭哲学,我说吃饭是为了活,但活不是为了吃饭。如果说活就要赚钱,那赚钱又为了什么?为了享受?那好像太小了,你赚的钱是花不完的。那到底为了什么,这里可能便有追求人生意义、生活价值、终极关怀、关心国家民族和人类命运的问题。可以理解,企业家关心这些问题是有道理的,不是为了赚钱而赚钱,而是有更高的目标。这就与儒学相关了。

儒学有一个很大的特点,跟基督教、伊斯兰教有区别,就是它力求在地上建立“天国”。在经验合理性里面提取理性,但它又有类似宗教的信仰。不过儒学到底是什么东西?并不是很清楚。它是宗教?还是哲学?是宗教哲学,还是哲学宗教?学术界有不同意见。

李泽厚: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最近学术界争论中国到底有没有哲学,也与这个问题有关。现在儒学好象很热,但1980年代是反儒学,90年代以来是儒学热。80年代反儒学的时候儒家哲学之精神,我说了儒学好的方面,被年轻朋友骂。现在儒学热的时候,我认为对“儒学热”要冷静,于是又挨批评。一个根本问题是,儒学到底是什么并不太清楚。

“儒学四期或三期说”便涉及这个根本问题。儒学历史很长,到现在已两千多年,美国学者杜维明把它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先秦儒学,孔子和孟子;第二个时期是宋明理学,朱熹和王阳明;第三个时期是二十世纪的熊十力、牟宗三。我说的儒学有四期,第一期是孔子、孟子和荀子;第二期是汉儒;第三期是朱熹、王阳明;第四期就是现在。“三期说”主要强调儒学是讲道德修养,尽量提升儒家宗教性的方面。杜维明的老师牟宗三写了四大卷的《心体与性体》,把儒家的宗教性、对个人的终极关怀讲得很深刻,但可惜是一种“深刻的片面”。我提出儒学“四期说”认为,不要一讲儒学周易专业网,便是道德修养。儒学远不止这一方面,除了心性“内圣”,还有“治国平天下”经济事功的“外王”。《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等等。这与心性并没直接关系,而是儒家对人类、对社会的一种远大理想。“三期说”只谈孔孟,我却认为荀子也很重要。荀子也讲修身,但他讲了很多社会政治方面的观念。例如他说人不同于动物,是能制造工具。“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人之所以能走千里,因为他能驯服快马。人之所以能渡江河是因为能造舟船,非常重视工具,也就是今天的科技生产力。所以,我认为儒学不光是讲内心修养,并不只是宗教。

李泽厚: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三期说”追求儒学宗教的品格,宗教的超越与历史可以没有关系。我讲儒学四期却是随历史而发展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以为一成不变就死了。中华文明能够这么多年延续下来,也正因为此。我刚从印度回来,我也去过埃及,也看过印加文化,也看过柬埔寨的吴哥窟,那些建筑都很了不起,甚至超过中国。但因为不能随着历史发展,这些文明都先后灭亡了。而要发展就必须吸收、接受外来的东西,进行转换性的创造。汉代的儒学吸收了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的思想,而且把阴阳五行作为自己理论的骨干,把社会、自然、政治放在一个反馈系统来考虑,发展了孔孟荀的儒学。今天如果我们还讲儒学,就也应该吸收外国的、现代的东西,主动地吸取马克思主义,借鉴包括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进行转换性的创造,使新的儒学和整个中国文化焕发出新的面貌。

怎么样转换性创造?这就是西体中用。体是什么?体就是生活的根本、本体。本体什么意思?最根本、最实在的东西。我提出“西体中用”是针对“中体西用”,儒学四期是针对儒学三期。有人认为,“体”就是道德修养、文化、精气神什么的。我认为,亿万人民的日常的现实生活才是体,这也就是现代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就是马克思讲的社会存在。为什么说“西”?因为这是从西方引进的。“西体中用”我是1985年提出来的。事实上,我们讲改革开放,不就是讲向西方学习、引进和开放吗?现在年轻人学得最多的是什么?不就是数理化、电脑、英语等西学吗?这是现代生活所必需的东西。但把它们应用到中国(中用)以后,就会产生新的形式。要和中国实际结合。这个现代化的生活本体改变了一切。这20年来思想意识改变很多儒家哲学之精神,原因是什么?原因是经济发展,也就是这个生活本体变了。

而在这个体的基础上,如何做到很好的中用,这就要结合中国实际和儒学了。中国人注意人情、亲情、乡情、报国之情等等,不只是冷冰冰的理性和法律,这些东西便是中国儒家和中国整个文化所给予的。但先要确定什么是基础?基础还是现代化生产生活方式,它以契约为基础,以竞争为条件,以效率为原则。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够讲人情。如果以人情为主,契约、效率为次便错了。我们提倡协商、调解,不仅在经济上,在各方面都这样,不必事事上法庭。但毕竟要在法治基础之上才能发展这些。主次要分明,我们仍然要系统地学习西方的管理体制,现在不是太多,而是不够,无论微观或宏观都如此。

何力先生提到我讲过实用理性。实用理性讲合情合理,“理无可恕,情有可原”,倒过来就是“情有可原,理无可恕”。西方是平等的复合句儒家哲学之精神,中国却经常以后面一句作结。实用理性重视不仅要合理也要合情,不是冷冰冰的理性,还要有人情味,但必需在理的基础上讲情,这样才能走出一条既不是过去的计划经济、也不是美国资本主义的,而是中国自己的路,创造出比传统中国、外国模式更加合情合理的社会。以前讲创造就是革命性创造、批判性创造,我讲的转换性创造是一种改良性的创造李泽厚: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不必很急切地破坏、革命,而是逐步地学习和改良来创造出新的东西,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文化上。这正是合情合理的实用理性。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平稳和谐地一步一步往前走,走得越来越好。

历史的哲学命题原来是这样:一个社会如果无狂了,也就是人的主体意志的自由失去了,那么这个社会也就停滞了。但狂有正、邪:狂之正者,有益于世道人心;狂之邪者,亦可为妖。所以需要“裁之”。正是在此一意义层面,中庸、中道、中行可以成为节制狂狷的垂范圣道。它可以发出天籁之音,警示在陷阱边冥行的人们,左右都有悬崖,前行莫陷渠沟。太史公岂不云乎:“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其实宇宙人生的至道,都是可参可悟而不可行的绝对。本书对此一意义层面亦不无辨正。孔子“狂狷”思想的提出李泽厚: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使中国的圣人和古希腊的圣者站在了同一个水平线上。东西方共生的所谓思想文化的“轴心时代”,也许本书叙论的案例可以为之提供一个具体而微的证据,说明虽然文化背景悬隔,思维的心理是相通的,正所谓东圣西圣,“其揆一也”。

(本文系作者为其《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一书的韩文版所作之序,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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