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来清华大学|孟子研究院：儒学的时代使命，就不可能有这些儒家哲学的现代构建

陈来清华大学|孟子研究院：儒学的时代使命，就不可能有这些儒家哲学的现代构建

◎陈来

清华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

孟子学院

学术委员会主任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会迎来儒学的繁荣发展。随着上世纪抗战时期儒学的理论建设和发展，儒学作为一种民族哲学，应该积极面对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调整和挑战，面对中华民族的新发展儒家哲学发展的时代划分，发展吸收西方文化的新辩证法。，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儒家哲学，以儒家的立场指导世界和人类的普遍问题。

谈到儒家的使命，我们首先要回顾一下上世纪发展时期儒家哲学对历史使命的理解和承担。

中国近代以来遇到的挑战，在某种意义上，是西方现代文化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挑战。儒家的回应也是对这一宏观文化挑战的回应。1930年代和1940年代，儒家的反应以熊十力、梁漱溟、马一夫、冯友兰等人的哲学体系的出现为代表。这些哲学体系不是对某种西方文化思潮的回应，而是对整个现代西方文化的冲击和挑战的回应。同时，它们也是这一时期民族复兴意识增强的产物。中华民族复兴意识的普遍高涨成为这一时期儒家哲学的根本支撑。

在儒家哲学发展的这一时期，熊十力坚持孟子确立的本心哲学思想，按照大义原则将本心确立为一个绝对实体；这个实体是宇宙的实体，所以他建立了一套关于“变迁”的宇宙学，他的哲学体系是一个侧重于宇宙学构建的哲学体系。

马逸夫将传统经典与儒家融为一体，认为所有的道家（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各个学科）在六艺中是统一的；他讲的六艺就是六经，所以他的哲学体系就是以经典为主。重构的哲学体系。

冯友兰继承了​​程朱对理性世界的强调，吸收了西方新的实在论，在哲学中建立了理性世界，成为儒家哲学形而上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冯友兰的哲学体系是一种偏重玄学的哲学体系。建构的哲学体系。

梁漱溟早年研究东西方文化理论，之后不断建构新的哲学。从 1940 年代到 1970 年代，他一直在写一本名为《心与生活》的书。梁漱溟主张心理学是伦理学的基础，所以他的哲学体系是以心理学为基础的哲学体系。何林强调“以儒学为体，以西文化为用”，或“以民族精神为体，以西文化为用”，对儒学的复兴进行了系统的设计。

上述现代儒家哲学家（也称新儒家）的著作表明，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种建设性的、新的儒家思想。这种新儒家对时代的回应，基本上是哲学的。换言之，这是一个以“哲学回应”为儒家主要方式的时代。这些重要的哲学思想体系的准备、阐释乃至建构，直接关系到抗日战争带来的民族复兴意识的高涨。重建工作也有了长足的发展。

何林当时就表达了这种文化意识，他认为：“中国当前的时代是民族复兴的时代。民族复兴不仅是抗战的胜利，也是争取民族自由、独立和自由的斗争。”中华民族在国际政治中。平等、民族复兴本质上应该是民族文化的复兴。民族文化复兴的主要趋势和根本组成部分是儒家和儒家文化的复兴。“儒家的命运，关乎民族的前途命运，兴衰同归，密不可分。”

理学以哲学的方式承担着自己的时代使命。然而，儒家的使命并不局限于“哲学地”回应时代，而是更为广阔。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必须了解当代儒家思想的存在特征和功能。

儒家的存在不等于儒家哲人的存在，也不等于儒家哲学体系的存在。不能认为只有儒家哲学家才有儒家的存在。这是片面的看法。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儒学不仅是对经典的诠释，更是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儒家的价值在民间，在老百姓的心中，依然存在；时至今日，中国人的伦理观念仍深受传统儒家伦理的影响。我们把存在于老百姓心中的儒学称为“老百姓天天用而不自知”，没有自觉性的儒学。正是因为它没有意识，

当代儒家除了日常使用的不为人知的隐藏层面外，还有一个明确的“在场”。必须强调的是，当我们认识到改革开放以来儒家思想的明确“存在”时，我们的儒家观念就必须转变。在当代中国，虽然30多年来没有像1930年代和1940年代那样的儒家哲学家，但我认为这一时期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

第一个方面是学术儒学。深入研究传统儒家，把握儒家发展演变的脉络，梳理儒家理论体系的理据和结构，阐述各种儒家思想，包括对现代新儒家的深入研究儒家哲学发展的时代划分 陈来清华大学|孟子研究院：儒学的时代使命，就不可能有这些儒家哲学的现代构建，这个体系我称之为学术儒学。经过30多年的发展，学术儒学已成为一个宏大的概念，在当代中国学界占有重要地位，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第二个方面是文化儒学。近30年来，我国许多文化思潮和文化讨论都与儒家思想直接相关

陈来清华大学|孟子研究院：儒学的时代使命，就不可能有这些儒家哲学的现代构建，如儒家与民主的关系、儒家与人权的关系、儒家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儒学与文明的冲突。儒家思想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等。在这些讨论中，不少学者站在儒家文化的立场阐明儒家思想的积极意义，探讨了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他们不仅阐述了许多有价值的文化观念和观念，同时也与当代思潮多方面互动，在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方面和思想界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这些讨论和活动也构成了儒学中的一种“在场”，我称之为文化儒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儒学是儒家哲学的一种体现，是其在现代社会日常文化领域中的批判和指导作用的体现。哲学以不同的形式存在。尤其是在当代社会，哲学更应突破只追求哲学体系的传统观念，更加注重对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引导。这也适用于儒家和儒家哲学。

因此，我们永远不能说这三十年没有儒家哲人，儒家是一片空白。除了隐蔽的存在形式，我们还需要了解更多形式的儒学，所以我用学术儒学和文化儒学来概括和表达儒学在这个时代的“在场”。事实上，在这个社会文化转型的时代，学术儒学和文化儒学在社会文化和社会思想中所起的作用可能比几个抽象的哲学体系的出现更大更深儒家哲学发展的时代划分，它们也构成了儒学的未来。发展的基础。

除了上述应继续发展的学术儒学和文化儒学之外，至少还有几个理论课题应引起重视：如重建民族精神、树立道德价值观、建立伦理秩序、创造共同价值观。 ，加强民族国家的凝聚力，进一步提升我们的精神文明，等等。只有儒家思想自觉参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结合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时代使命，结合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儒家思想才能开辟广阔的前景。为发展。

除了上述重要工作之外，还有一个中心工作需要重视，那就是儒家哲学体系的重建和发展。也就是说，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一步发展，一种新的儒家哲学应该而且必然会出现。发扬光大、迎接未来，将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见证，丰富多彩。在传统儒家思想和现代新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在学术儒家和文化儒家的合作下，新的儒家哲学将随着中华文化走向复兴和走向世界而展开和涌现。可以预见的是，经过1980年代的文化热潮和文化讨论，再加上90年代末至今的汉学积累，伴随着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复兴，一种新的儒家哲学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