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洪兴：孔子及儒学的演变丨载

徐洪兴：孔子及儒学的演变丨载

孔子及儒学的演变

作者简介丨徐洪兴，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原文载丨《人文天下》，2015年17期。

孔子是一个富有忧患意识的人，他生逢乱世，一心想要拨乱反正却怀才不遇，在政治上很不得意。西汉人称其为“素王”，也就是因其有王之德而无王之位。孔子无奈之下选择另外一条路:制礼作乐，退而办私学。他克己以求复礼，述而不作，以诗书礼乐教，插柳成荫，培养了大批学生，后来就渐渐形成了儒家这个学术群体。

一、孔子与“儒”的渊源

(一)“儒”的起源及含义

“儒”并非从孔子开始，据班固《汉书·艺文志》载，“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司徒”是上古官名，尧、舜时期就已设置。也就是说，儒在中国历史上早就有了，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至少在殷商时期就有儒。

“儒”在甲骨文中有两种写法，是由甲骨文大家徐中舒先生在1973年识读出来的。第一种写法，“儒”字的形象是一个人、四点水，通过洗澡的人这一象形字的表现方式，说明了此人的身份———这是殷商时期一个负责国家祭祀活动的官员。在古代，国家祭祀是非常庄重的活动，因此在祭祀之前，祭祀官员要提前几天沐浴净身。第二种写法，在“需”后加个单人旁，变成“儒”字。实际上，“需”在上古时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周易》六十四卦里面就有一卦叫需卦，足以说明“需”的重要性。许慎《说文解字》:“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术士是有技能的人，也就是“助人君顺阴阳”。祭祀就是把阴阳打通的，所以儒很早就出现了。

西周建立以后，“儒”这个官职继续保存，然而其职能发生了一些变化。儒者就是“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因此，西周时期的儒，可以在前面加“师”字叫做“师儒”。因为当时教育样式颇多，而这些教育主要是为贵族服务的，只有贵族子弟才有资格享受教育。这个时期的教育主要分为两种:小学和大学。小学包括教、校、痒、序，学的课程是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大学一般设在天子或诸侯的所在地，正如《礼记》所讲，“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所学的是《诗》《书》《礼》《乐》《易》《春秋》，也是六艺，但是这里的六艺和孔子改编过的六艺有很大不同。

由此可见，在孔子之前早就有了儒。儒在殷商时期主要负责祭祀活动，至西周时，儒除了负责祭祀活动之外，还有一个职责就是从事教育。

上个世纪初，国学大师章太炎曾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原儒》，对历史上“儒”的含义进行了还原。他在文章里提出了所谓的“题号由古今异”之说，认为:“儒有三科:关‘达’‘类’‘私’之名。”此为何意?其实在历史上，“儒”的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最广义的儒，就是章太炎先生所谓的“达名”，亦即许慎《说文解字》里的术士，有技能的人都可以叫儒。秦始皇焚书坑儒，这个“儒”就是一些方术之士，包括求长生不老药的人，而与孔子儒家学派的“儒”有很大不同，这是最广义的儒。至于“类名”，就是在最广义的基础上收缩一下，也就是师儒，即以“六艺”教民的儒。最后是“私名”，即是今天所说的专有名称，也就是指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

(二)孔子创立儒家学派

由《汉书·艺文志》所载的“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可知，从孔子开始，儒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原来的职官名称变成了一种思想体系———儒学，而信奉这种思想体系的学术群体，后来就称作儒家。因此说，孔子完成了从儒到儒家学派的历史性转变，而儒家这个学派和儒学思想成为一个体系，也是从孔子开始的。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如颜浊邹之徒，颇受业者甚众。”虽“三千”未必是实，但“七十有二”非虚，且是“身通六艺者”，像颜渊、子路、子贡等人众所周知，“颇受业者”更是不计其数，这足以说明孔子弟子众多、名徒辈出。由此可知，儒学学派的形成和孔子长期重视从事教育实践是有密切关系的。

然而学派之所以能成为学派，并不只是因为人多。学派是一种学术流派的简称。一般说来，有一套独特的理论主张或者方法技艺而形成的比较固定的群体叫做流派。因此，从学派的构成来说，至少要具备三个基本要素:第一，要有自己的宗师汉朝法律制度儒家思想，也就是创始人、开山祖师;第二，它要有自己的一套独立的思想体系、理论体系，而且这套体系是被群体的成员所共同认同、遵奉的;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明确的师承关系。

对比以上三点，可以分析儒家学派的成因。

孔子是这个学派的宗师，这一点毋庸置疑。尽管孔子在政治上很不得意，但他的学生对他非常尊重，这在《论语》《孟子》里面有颇多记载。如颜渊赞孔子:“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再如子贡所说:“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由此可见孔子的德高望重。另外，孔子所创的儒学当中，已经形成了一套非常完整的理论体系，涉及到宗教的天命观、哲学、伦理、政治、经济、教育、史学、法律等各个方面。第三点，孔子和他的学生都有明确的师承关系，这在《论语》《史记·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中有很多记载，笔者不再赘语。

基于以上论述，可以认定儒家学派于春秋末期已经形成了，这是我们目前所知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学术群体。

(三)儒家学派名号由来

上文所提到的儒家学派，确实是孔子创立的，但必须要指出的是，孔子和他的弟子并没有自称是儒家，孔子最初也没有打算成立这样一个学派汉朝法律制度儒家思想，而所谓的“儒家学派”，是后人对孔子及其弟子这一固定人群加以追认的。

孔子和儒家并不时时处处以“儒”相标榜，在《论语》这本书中，“儒”字只出现了一个地方，就是孔子对他的学生说“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即要做一个君子的儒，不能做一个小人的儒。儒者在当时是一个行业，地位并不高，学问好一点儿的可以做私人教师，差一点儿的则去帮人办丧事、搞祭祀活动。所以，从现有的史料来考证，儒家学派大概到战国时期才渐渐被社会公认，而且，最早把孔子学派称为儒学、儒者的，可能是来自于他的一个反对派———墨家墨子。《墨子》书里面有一篇《非儒》，其上篇已缺失，但在下篇概括了许多儒家言论，然然后逐句批驳。

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在《墨子》之后，从《庄子·天下篇》到《荀子·非十二子》，再到《韩非子》，虽然讲到了百家之学、百家之说、世之显学，儒当中又分成大儒、雅儒、贱儒、俗学等，但“儒家”一词从未出现过。到了西汉时期，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讲到了法家、名家、道家，但是没有儒家，只称儒者，这实际上是司马谈沿袭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的说法。所以，据笔者考证，“儒家”这个名称最早出现在上文提到的“儒家者流”，本是出自刘歆的《七略》，后来班固在写《汉书》时，将其移入《汉书·艺文志》当中。因此可知，“儒学”和“儒家”的名号很晚才兴起。

笔者分析，后人把孔子这个学派称之为“儒”，大概有以下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在孔子的经历当中，与儒有一定程度的关系。孔子之前的儒，大多是主持祭祀、办理婚丧嫁娶等各种事宜的，而孔子作为春秋晚期的士，非常精通各种礼仪流程和典章制度。孔子一生推崇周礼，要求“克己复礼”。当时中原地区，周礼保存得最好的是鲁国，所以孔子曾感叹:“周礼尽在鲁。”正是因为孔子非常讲究礼仪规范，而且他年轻贫困时，还曾帮人办过丧事，所以，人们认为孔子跟儒很相似。这是孔子学派被称为儒家学派的一个原因。

另一方面，儒的第二个身份是老师，而孔子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教育家。西周时期，有师儒出现，以“六艺”教民。而孔子后来办私学，亦以“六艺”为内容进行教学。直至晚年，孔子仍然坚持编写教材，也就是后人所说的《五经》，也有人称之为《六经》。正因为孔子多年从教，授业解惑，与儒者为师很是相似，所以这是后人把孔子学派称为儒家学派的另一个原因。

总之，孔子在多年的教学生涯中，把他的学说传递给众多弟子，而后逐渐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颇具影响力的学说团体。与此同时，“儒”的含义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成为一个学派的专有名词，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思想的学术群体———儒家学派。

二、儒学的演变

(一)先秦儒学

1.儒学八派之分

孔子的思想内涵丰富且弟子众多，所以到了战国中期，儒家成为显学的同时，内部出现了八个不同的小派别，最早对这八派进行描述的是韩非子。据韩非子所说，“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共八派。韩非子虽是法家，但出身儒家，其师是荀子，所以他对儒学也颇为精通，因此其言论也较为可信。

关于战国期间儒家八派具体情况如何，目前文献不多，了解甚少。大致而言，他们是当时百家争鸣当中，儒家内部出现的不同的小派别。他们对内争论不断，有时甚至互相批判、互相攻击，但对为都号称儒家。至于这八派的共同之处，笔者概括为三点。第一，他们都自认为是孔子的学生，他们真正代表了孔子的思想。第二，他们所遵奉的经典主要是孔子所编的教材，《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此外，他们尽管意见多有不同，但他们都认同于孔子所提出的礼乐、仁义和中庸之道;都重视道德教育和心性修养;都强调以仁政为基础的德治的“王道”政治;都维护君臣、父子、夫妇等社会的伦理关系、伦常关系。这些思想也是后来两千年当中，儒家所遵奉的最基本的价值主张。

然而，从对后世儒学进程的影响来看，影响最大的是孟子和荀子两派，而其他六派的影响渐渐消失或融入孟、荀两派之中。

2.儒学归于两脉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其核心思想有两个层面:一个是“仁”，一个是“礼”。仁属于伦理道德范畴，学术界一般将其称作“道统”，儒家的道统;礼属于政治范畴，孔子推崇周公，主张以礼治国，这个礼就是学术界所讲的“学统”，学术的传统。后来孔子的“仁”和“礼”这两个思想分别被孟子和荀子继承，也就形成了儒学的两大支脉。

笔者先来论述孟子的师承关系及其思想。

孟子是战国中期邹国人，据传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代。至于孟子的老师是谁，尚无确论。唐代文学家韩愈认为，孟子是子思的学生，而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受业于曾参，曾参的老师就是孔子。这个说法流传很广，但缺乏历史证据，许多学者并不认同。孟子自己也说:“予未得为孔子之徒，予私淑诸人也。”私淑，即敬仰某人的学问，但没有正式拜他为师。所以，孟子不是孔子的学生，但孟子的老师究竟是谁，无法断定。然而有一点毋庸置疑，孟子是儒学学派里很重要的一个人，他对孔子非常崇拜，从《孟子》中的“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乃所愿学孔子”便可知晓。

至于孟子与子思、曾参的关系，韩愈之说虽被质疑，但也未必是谬论。据笔者统计，《孟子》一书引用了大量前儒言论，而引用的最多的就是子思和曾子，这说明孟子与子思、曾参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另外，荀子在评论当时诸子百家的时候，明确把子思和孟子作为一派来讲。《荀子·非十二子》载:“子思唱之，孟轲和之。”荀子所处的时代与孟子非常接近，仅比孟子晚二三十年。因此，荀子对子思和孟子之间的学术联系应该很清楚，他的说法不是空穴来风。现在，学术界又有了一些更为有力的证明，就是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汉墓帛书和湖北出土的郭店楚简中，都有相关记载足以说明子思和孟子的关系密切，就是著名的《五行篇》。而《非十二子》所说的“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与之契合。这里的“五行”并不是平常所说的“金、木、水、火、土”，而是后来儒家所讲的“五常”:仁、义、礼、智、信。

孟子的思想非常丰富，归结起来主要有三点:人性本善、理想人格、王道仁政。

一是强调人性本善。所谓人性本善，就是孟子确认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善性，这种善性是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因此是一种良能、良知。而人之所以会有不善，一是受外界的影响，干扰了;二是这个人没有向善的愿望。所以孟子为了使人把自己本有的那种善性能够保存、扩充，又提出了一套完备的修身养性的理论，后来儒家将这套理论称之为“工夫”。

二是强调理想人格。理想人格就是做人最高的一种理想标准。孟子特别强调，人应该提升自己的境界，讲求修身养性，培养气节，锻炼意志，要重视品德操守，要发奋立志，要以天下国家为己任。所以《孟子》里面有许多催人振奋的言论，舍生取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那种大丈夫精神，这些实际上都是孟子提出来的一些理想人格。

三是强调以德治国。孟子特别强调以德行作为一个国家统治的基础，他把它叫做“王道”。“王道”就是“先王之道”的简称。孟子认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都是以王道治国，国运昌盛，所以他提出了王道，这与孔子的主张相一致。在王道政治里面，孟子首先肯定物质生产活动及条件的关键作用，所以要制民之产，给老百姓固定的一份生活资料;此外，他还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即所谓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下面探析荀子的师承关系及其思想。

荀子是战国时期赵国人，其生卒年存在争议。荀子长期在山东一带游学，三次成为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所以在历史上被称为“最为老师”，即学问最好。他也曾应秦昭王之聘，西游入秦;晚年废居于兰陵，以讲学为主。

荀子师承何人尚不清楚。从《荀子》一书来看徐洪兴：孔子及儒学的演变丨载，荀子最推崇的除了孔子之外，还有一个人叫子弓。荀子在此书中多次提到孔子和子弓，如《荀子·非十二子》:“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以务息十二子之说。”荀子对子思以及子夏、子游等其他人都有许多批评，说他们是俗儒、贱儒，但是对子弓很是佩服。对于子弓是谁，学术界多有争论。一种说法，子弓就是孔子学生当中以德行著称、列于“孔门十哲”之一的冉雍，字仲弓。另外一种说法，子弓是战国时期《易》学传入楚国的一个关键人物，叫馯臂子弓。郭沫若在他的《十批判书》里考证较多，但这些都是学术界的争论，并无定论。

荀子处在战国晚期，对各家各派的学问都有研究，所以他的思想更为庞大。笔者也举其三个要点:人性本恶、天人相分、以礼治国。

一是强调人性本恶。荀子和孟子不同，认为人性本恶，人性就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一个动物属性、自然属性，它的特点就是趋利避害，而人之所以后来能变善，主要是后天的环境，通过学习、通过改造，渐渐渐渐变化过来的。

二是强调天人相分。荀子认为天是一种可能存在的自然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人能够以其行为参与到自然的过程当中去，可以“知天命而用之”，这是一种非常现实主义的主张。孟子偏向于理想主义，而荀子偏向于现实主义。

三是强调以礼治国。荀子认为，人类社会必须要有社会分工，要有等级区分。礼是什么呢?礼就是一种度量分界，这种度量分界可以调节人的欲望，避免战乱、动乱的出现。

荀子也有不少学生，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两个法家人物，一个是法家的理论家韩非子，一个是法家的实践家、秦朝的第一任宰相李斯。这两个人虽是法家，但都师承荀子，属于荀子一派。

(二)汉唐经学

要讲汉唐经学视野中的儒学发展，绕不开一个短暂而辉煌的王朝———秦朝。秦王嬴政“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历经三十年完成统一大业，主要是用了法家，而这时的儒家影响虽大，却无法救世。

西汉建立之初，儒家理论仍未得到统治者汉高祖的重视。当时有两个人改变了汉高祖对儒家的看法，一个是陆贾，一个是叔孙通。陆贾是西汉第一位力倡儒学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以儒家为本，融合黄老之说及法家思想，为西汉的统治思想奠定基础，也为儒学的发展创造了机会，并著有《陆贾新语》十二篇。叔孙通对汉高祖刘邦的影响更大，他曾以不合礼制为由劝阻高祖废太子，还曾奉高祖之命制定汉朝仪礼法制。叔孙通在制定礼制时，便是运用了儒家所主张的礼。所以，陆贾和叔孙通对改变高祖对儒家的看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这些人的影响下，儒学的发展不再受到统治者的限制。尤其是汉高祖刘邦在公元前196年，还特地到曲阜祭祀孔子，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皇帝祭孔子，开了以后中国历代帝王祭孔的先例。《史记》记载:“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这足以说明，自汉高祖时期，儒学已现复苏之兆。

总体来说，虽然汉高祖不限制儒学的发展，但“挟书律”直到汉惠帝继位四年后才得以废除，整个民间开始有些儒学复兴运动。文景时期，受黄老之术影响，儒学在民间慢慢恢复，但并未得到很大的发展。

直到汉武帝刘彻继位，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得到空前发展。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就是董仲舒，他提出要重新主张孔子之术。董仲舒在回答汉武帝的策问时指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也就说，要用儒家思想取代黄老道家思想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即用孔子编订的“六艺”学说来治理国家。另外，国家还办学校、办太学，在地方上办州县学，就是“养士”，即读孔子的书，培养儒士。

后来，孔子的地位逐渐提高。孔子第一次得到统治者的正式赐封，是在西汉平帝元始元年，即公元元年。该年，孔子被汉平帝封为“褒成宣尼公”，在《汉书·平帝纪》里有记载，这是历代政府对孔子加封号的开始。

在汉代，儒学的主要表现形式是经学。何谓经学?现在学术界还未有一个明确统一的概念，但不可否认的是，经学带有政治性，具有教统治者如何治理国家的功用。汉代经学有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分。所谓今文经，就是用当时汉朝通行的文字隶书抄写的儒家经典，被立为学官。而古文经是鲁恭王刘余要扩建王邸时破坏孔子后代住宅所得，这些经书都是用籀文(即战国六国文字)所写，和今文经不同，因此人们称之为“古文经”。

西汉年间，今文经处于统治地位，而古文经少有人问津，直到东汉以后，今文经逐渐衰落，古文经开始兴起。对古文经的发展起重要作用的有西汉末年的刘向、刘歆父子，以及东汉的班固等人。

(三)宋明理学

东汉灭亡以后，中国陷入乱世，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此时，原有的思想文化格局遭到破坏，经学思潮逐渐没落，而以经学思潮为代表的儒学也陷入困境，道教、玄学反而不断壮大;直到隋唐时期，又出现了儒、佛、道“三教并行”的分裂局面。在这期间，儒学失去了霸主地位，看似是不同学派之间的纷争，实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文化危机。

在儒、佛、道三教之中，儒学和佛教的对立性最强。佛教是从印度流入的外来宗教，讲究“万法唯心”“境由心造”，主张世界是空的，这对于儒学来说是个严峻的挑战。儒学是以宗法血缘、伦理亲情为出发点，强调的是一种齐家之术、治平之技。它面向人生，强调的是生活世界，侧重伦理政治教化。所以，儒学讲的是礼仪制度，教会人们遵守行为规范，诸如孝悌忠恕、诚实守信、礼义廉耻之类，这一切都是在肯定世界的实有性的基础上进行的。对于那些生死虚无的东西，儒家的态度，正如庄子的一句名言:“六合之外汉朝法律制度儒家思想，圣人存而不论。”正是因为佛教玄妙，儒学淡泊，世人又有一种求新、求奇的心态，所以在隋唐时期，佛教占据上风。正如北宋学者张方平所说:“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皆归释氏耳!”释氏即是佛教。

佛教的盛行打乱了中国传统的价值文明体系，所以作为中国本土学派的主力军，儒学必须要对此予以回应。原有的汉代儒学已不奏效;魏晋南北朝的儒学虽然也反对佛教，但其反对也只是停留在表面，并未触及关键，这就要儒家亟需发掘新观念来与佛教抗衡。因此，宋明理学应运而生。

宋明理学实际是孟子一派。因为佛教讲心，孟子讲仁、义、礼、智，讲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慈让之心、是非之心，讨论的也是心的问题，所以，孟子的价值就被发掘了。宋儒借用孟子的思想，再结合孔子对中国文化的基本定位，重新调整儒学，使它成为一种新的体系去应对佛教，这个体系就是理学。

理学的出现，既是一个重建价值体系的过程，又是一个调整儒家内部结构的过程。理学对外是排斥异端，这是相对佛教、道教、以及只追求形式的骈体文、科举考试而言的，儒家讲“文以载道”徐洪兴：孔子及儒学的演变丨载，提倡古文运动;对内是儒家内部的调整、更新，抛弃汉唐以来儒家的章句训诂之学，否定传统经学，重新在儒家的资源中寻找新内容，所以，从此开始了从“五经”系统向“四经”系统的转变。这个过程是先改变文本系统结构，然后提升孟子的地位，最后进行整合创新，形成新的理论。国学大师陈寅恪曾说:“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这里的“新儒学”，就是指宋明理学。

宋明理学的发展过程很复杂，大致经历了萌发、雏形、高涨和演变四个阶段。萌发阶段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唐代的韩愈、柳宗元、李翱等;北宋时进入雏形阶段，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有北宋五子、周敦颐、张载、邵雍、二程等;南宋理学高涨，出现了以朱熹为首的理学派和以陆象山为首的心学派;经元朝过渡，明朝时期，朱熹理学演变成为正统学问，而民间王阳明的心学亦逐渐兴起。到了明清之际，宋明理学基本形成了一个成熟的学术体系。因此说，宋明理学的发展非常复杂，基本经历了从气学过程到象数学过程，再到理学过程，再到心学过程，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逻辑递进过程。

三、继往开来:儒学的流变与发展

儒学在我国的发展，从先秦到近代，几经涨落，而孟子和荀子两派，也是此起彼伏中推动着儒学的演变。

孟子重仁，荀子崇礼，各有所长。秦亡之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以经学的形态表现出来，我们称之为“汉唐儒”，从汉朝到唐代，基本上沿承这个脉络。而荀子是当时经学传承非常关键的一个人物，所以“汉唐儒”从学术的脉络上说基本上走荀子这一路。而此时孟子这一派，基本上是在民间从事教育。但是从中唐开始，到了宋代，孟子一派完全爆发，尤其是在宋、元、明三朝占据主导地位。孟子一派的表现形式，就是学术世上或者哲学史上所谓的“理学”，宋明理学。其代表人物从周敦颐、二程、张载，再到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大家辈出。再往后，明灭清兴，清儒讲究特色，重视文献和考据。荀子一派在历经宋明低迷之后又被清儒所重视，逐渐壮大起来。从乾隆到嘉庆年间，大约一百年，儒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历史上把它叫做“乾嘉学派”。

嘉庆以后，鸦片战争爆发，清儒还未将儒学发展完整便已夭折。到了二十世纪以后，儒学经过一段时间的打压，又渐渐抬头，形成了二十世纪的“新儒学”，早期的代表人物有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等人。但是1949年以后，我们对儒学基本的判断持否定态度的比较多，而且否定性越来越厉害，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了一个顶峰。“新儒学”的骨干大多去了台湾或者移居海外，因此，后来人们在讲“新儒学”的时候，大都讲“港台新儒学”。从打倒“四人帮”，改革开放以后，国内重新开始审视儒家、评估孔子思想的作用，孔子以及儒家的地位又逐渐恢复，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新儒学”。

当代哲学家李泽厚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说:“比较其他各家，儒家与中国古老的经济社会传统有更深的联系，它不是一时崛起的纯理论主张或虚玄空想，而是以具有久远的氏族血缘的宗法制度为其根基，从而能在家庭小生产农业为经济本位的社会中始终保持现实的力量和传统的有效性。儒家一贯强调‘孝悌’是立国之本，强调作为社会等级的伦常秩序的重要性，总是非常有用和有效。”这话一针见血:在战乱年代，儒家虽然不能发挥太大作用，但是在社会相对安定的情况下，儒家思想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哲学体系。所以，我们要正视孔子，正视儒学。

在时代的不断前进中，儒学也有了新发展。特别是习近平同志当政以来，反复强调中国人缺乏一种文化自信。这是在中国综合国力跃升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的背景下提出的，强调中国人要有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吸取西方国家处理社会发展与文化建设的关系，党中央为传统文化的发展定了弘扬的基调，国家的发展不能打压传统文化的价值。因此，儒家学派仍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轮值主编 | 蔡 志 栋

编辑 | 宋 金 明 李 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