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佛、道三教发展历史是中国自汉以来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

儒、佛、道三教发展历史是中国自汉以来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

儒、佛、道三教发展历史

儒家思想是中国自汉以来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它集中地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的要求,以此它一直作为官方哲学居于领导地位。 儒家最早产生于春秋末年,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的一个思想流派。因此我们一般所称的“儒释道三教”的“儒教”主要是指儒家思想教化而言的,决不能把儒家也看成是宗教。

产生于印度的佛教,由于文化传统和社会背景的不同,它在许多方面都与中国固有的思想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佛教不仅非常懂得“入乡随俗”的重要性,而且它本身也具有适应环境的内在机制,因此儒、佛、道三教发展历史是中国自汉以来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在它传入中国以后,就以“随机”、“方便”为理论依据,十分注意与中土原有的思想文化相适应。人们常说,佛教自传入始,就开始了一个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从思想理论上看,佛教的中国化很大程度上就是佛教的道化和儒化,而外来佛教的道化和儒化最早主要是通过佛经的翻译表现出来的。

道教则是中国土地上自生的宗教,它正式创始于东汉末年,其思想渊源则可追溯到战国时期的神仙方术思想佛家思想主张,乃至上古时代的民间巫术等。道教追求长生不死成神仙,佛教企求无生永灭、超脱生死入涅槃。

儒家讲的是入世主义,宣扬治平之道,即所谓正心,诚意、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重视的是现实社会的治理佛家思想主张,而不去追求佛、道两教那样虚无飘渺的彼岸世界,以此儒家与佛道两教在根本理论上就发生了冲突。佛教宣扬人生一切皆苦、现实世界一切皆空的苦空二谛学说,主张勘破红尘,超脱尘世,出家修行,落发为僧,这就与儒家所宣扬的伦理纲常、忠孝之道,直接发生了矛盾。因此佛教一传入中国,就受到了儒家的抵制与排斥儒、佛、道三教发展历史是中国自汉以来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佛教在我国整个封建社会中的发展进程,始终伴随着与儒家之间的斗争。儒道之间虽说也存在着根本理论上的矛盾,但道教毕竟是我国土生的宗教,它是在我国封建社会的文化氛围中产生的,因此在道教教义中早就开始容纳了儒家的政治伦理学说,从而大大地调和了儒道两者之间的思想冲突,以此在我国思想史上,儒道之间虽说有斗争,但远不如儒佛之间斗争那样激烈。

当然儒家与佛道两教除了有矛盾之外,又有着互相影响、互相吸取、取长补短、共同发挥社会作用的一致的方面。儒家是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是统治阶级维护封建秩序的主要工具,佛道两教则是其有力的助手与补充。前者从积极的入世主义出发来建设、治理和巩固封建社会;后者则从消极的出世主义出发来缓解社会的矛盾,以维护封建社会的秩序。它们互为补充、互相促进,共同维护着古老的中华帝国。这就决定了它们三者之间具有统一性的深刻的社会基础。

道教大力吸收了儒家政治伦理学说,作为自己的教义教规。佛教则尽量把自己的教义说成是不违背儒家思想,同时也步道教的后尘,吸取儒家的名教学说,以便使自己的思想与儒家思想相融合、相调和。而儒家学说过去一向偏重于政治伦理的说教,缺乏深邃的哲学思想。在这方面,佛道两教佛家思想主张,尤其是佛教,具有着丰富的深刻的哲学思想,因此儒家为了丰富自己的哲学,在批评佛道两教的同时,也充分地吸取了它们中对自己有用的哲学思想资料,以充实和发展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宋明时期的理学,就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所以我们常把理学视作为“三教合流”的产物,这确是有理由的。

从历史上来考察,在思想领域里,儒佛斗争主要围绕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而展开:佛教的出世主义与儒家的纲常名教之争。

佛教讲出家修行,这就与儒家名教忠君孝父之道发生了矛盾。早在佛教初传的汉代,据《理惑论》所记:“问曰:‘《孝经》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今沙门剃头,何其违圣人之语,不合孝子之道也。’”这类的指责是从儒家孝道出发的,认为佛教落发出家绝弃后嗣违背儒家孝道。

至于佛教宣扬出家修行脱离尘世,不再致礼王者的思想,则直接与儒家的忠君之道冲突,以至在东晋时代儒佛之间引起了一场沙门应不应致敬王者的大辩论。当时桓玄等人,力主沙门应敬王者,应遵守儒家的礼教。高僧慧远为了维护佛教的尊严与教义,则著《沙门不敬王者论》一文,以回答桓玄等人对佛教的挑战。慧远认为佛教有在家与出家之别:“在家奉法,则是顺化之民,

故有天属之爱,奉主之礼”;“出家皆遁世以求其志,变俗以达其道”,“变俗则服章不得与世典同礼,遁世则宜高尚其迹”,因此不应致敬王者。然而慧远认为这并不违背儒家的忠孝之道,“如令一夫全德(即指一个人获得正果),则道洽六亲,泽流天下,虽不处王侯之位,亦已协契皇极,在宥生民矣”。所以说佛教虽“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佛教与儒家之间的夷夏之争

儒家思想是中土华夏民族自己的思想,而佛教是外来宗教,因此儒家学派指责佛教为夷狄之教,只适合于夷狄地区,而不适合于中土华夏。这一争论最早也发端于汉代。《理惑论》记载说:“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孟子讥陈相更学许由之术,曰:‘吾闻用夏变夷,未闻用夷变夏者也。’吾子弱冠学尧舜周孔之道,而今舍之,更学夷狄之术(即指佛教),不已惑乎?”这就是儒学家用夷夏之分来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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