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一生，三起三落的人生挫折中的精神家园

苏轼的一生，三起三落的人生挫折中的精神家园

引言：

从《诗经》和《楚辞》中一路走来，穿越风格多样的唐诗、品味意味深长的宋词，在人才辈出的中华文学宝库中，最佩服、最易引起人共鸣的莫过于苏轼了。

毫无疑问，苏轼是两千多年中国文学史上最耀眼的一颗巨星。其诗，足可以在诗至唐极盛的背景下，另辟蹊径，继往开来，与他的门生黄庭坚合称苏黄；其词，亦可以自开先河，纳百川，如奔腾不息的长江水，滋润两宋以至后世千百年之文风，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其文，深受韩愈、柳宗元等人影响，亦能名列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中而名垂千秋；其书画，也曾深受王维等人熏陶，而又更具个性化，亦能在宋四家中名列榜首。这样一个全能型的文人，足可以使后辈文人俯首膜拜，引以为骄傲。

然而，这样一个响彻中国文化史上如雷贯耳的人物，却也如同历史上很多在曲折人生中撒下光辉的文学家们一样，经历过在政坛上的平步青云，亦经历过暗无天日的人生低谷。

如同苏轼敬仰的王维、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人一样，那一个不是在千锤百炼的人生挫折中，构建起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纵观苏轼的一生，三起三落的人生经历中，总是能恰如其分地处理好仕途青云直上时的豪情万丈和官场失意时的低迷彷徨。这一点，像极了他所崇拜的诗佛王维。

正如苏轼对自己钟爱的王维有过这么两句评价：

摩诘本诗老，佩芷袭芳荪。今观此壁画，亦若其诗清且敦。——《王维吴道子画》

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书摩诘蓝田烟雨图》

然而，苏轼对王维的崇拜，绝不仅仅是因为王维诗的清秀灵动，也不仅仅是因为王维画中浓浓的文人气息。

1.王维与苏轼，是一个灵魂的前世与今生。

相同的人生际遇，使苏轼在王维的身上，看到了二百多年前的自己。这种感同身受，使苏轼对王维有着莫名的共鸣。

苏轼和王维，其实都是科举制的幸运儿。自隋朝设立科举制以来，这一制度逐渐成为封建政府选拔人才，扩大统治基础的最重要手段。当然，这样的制度也为寒门出身的饱学之士提供了进入仕途，展示自身才华的大好机会。

科举制发展到唐王朝，经历了太宗李世民和女皇武则天的改进，日益完善。出生于公元701年的王维，经过了近二十年头悬粱、锥刺股的学习，一举于开元九年，也就是公元721年考中进士，以顺利的起跑方式开始了自己不平凡的一生。在“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录取状态下，二十岁便顺利考中进士的王维，不得不引起包括李白在内的许多文人的羡慕。

而苏轼则在两百多年后的北宋王朝，同样获得了这样的殊荣。如同王维一样，二十岁前的苏轼也在四川眉山老家蛰伏苦学，但上天不会辜负每个为目标呕心沥血的奋斗者。苏轼于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顺利考中进士及第，一起考上的还有他的弟弟苏澈。殿试结束后的仁宗皇帝回到后宫，毫不掩饰自己的喜悦之情，兴奋地对皇后说：“我今天为子孙得到了两个太平宰相！”

这一年，苏轼二十二岁。在那个重文轻武的文人美好时代，苏轼知道，自己迎来了如王维一样的人生起跑线。

充满万丈豪情的苏轼没有料到，自己的人生赛程也将和王维一样，阳光与风雨并存，得意与失意并存，欢笑与悲伤并存。

苏轼人生的第一个赛段，顺利中夹杂着不顺。顺利的是苏轼从凤翔府判官之任，一步步做到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太守，且以自己的以身作则，深受各地百姓爱戴。不顺利的是，仕途伊始的这十多年中，苏轼先后遭遇到母亲、妻子、父亲这些至亲至爱的人的离世。在对父母守孝的六年中，恰恰促成苏轼对自己这段时期官场生涯的总结，对人生初步的思考。

只是，当苏轼与弟弟苏澈为父亲苏洵丁忧期满，再次离开眉山老家时，故乡，却已成为一个永远无法回去的记忆。

此时的朝廷，正不得不为开国以来加强中央集权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的后果埋单。继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失败后，上台后的宋神宗大力采纳王安石的建议，再次变法。然而，变法在推行过程中，用人不当，大大损害了人民利益。

苏轼果断地站在了反对变法的一面。

当然，这正是苏轼仕途第一阶段不得不转战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方的重要因素。

而湖州短暂的三个月，则成为苏轼一生抹不去的伤痛。到达湖州太守任上的苏轼，因为一份例行的谢恩奏章，引来了人生中最黑暗的一段时光。

这份奏章被别有用心的御史台奸佞之人解读为对皇帝和朝廷的不敬，苏轼因此被押解回京受审，史称乌台诗案。在经历了一百三十多天的牢狱之灾后，在朝中正义之士的奔走下，苏轼最终落得了个从轻发落的结局，被贬黄州。

贬谪黄州的苏轼，如每个正常人的反应一样，内心深处充满了委屈与凄凉，展开那份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的《黄州寒食帖》，抑郁与伤感之情便跃然纸上。想必那时，苏轼定然想起了王维，想到了王维初次被贬济州，想到了王维安史乱中因被迫接受叛军伪职而遭朝廷猜忌与嫌弃的遭遇，想到了王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那份豁达与泰然。

我相信，在那段风雨交织的日子里，苏轼定然在每个夜深人静的时刻，与王维等人进行过心灵的对话。与其说是王维给了苏轼在风雨中看到阳光的力量，不如说苏轼和王维恰是一个灵魂的前世今生。

于是，我们在《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中看到了不一样的苏轼：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如王维一样的洒脱从容，如刘禹锡一样的处惊不乱，这是一个风雨后成熟的苏轼，这是千年来因而令人膜拜的苏轼。

苏轼正是在这样的从容中，迎接了人生中的第二次、第三次宦海浮沉。没有与王维一样的洒脱、没有与刘禹锡一样的处惊不乱，苏轼又何以能从黄州走向惠州，走向儋州的海角天涯？又何以能在荒草萋萋的烟瘴之地高唱“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的内心欢歌？

在人生的最后时刻，苏轼曾赋诗自述：“心似已灰之木王维的诗与佛家思想，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贬谪途中的苏轼，并没有因位卑而敢忘忧国。相反，所到之处，苏轼勤政爱民，颇多政绩，嬴得身后千年美名。也正是遭遇贬谪的生命历程中苏轼的一生，三起三落的人生挫折中的精神家园，苏轼的诗文喷薄而出，丰富了一个民族取之不尽的精神宝库。

2.苏轼与王维，都曾寄情山水，以出世的心态等待着入世。

翻阅中国古代文学史，大凡以山水田园诗而著称的诗人，大多选择了弃官归隐，过上了实实在在的隐居生活，如“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的陶渊明，如“醉月频中圣王维的诗与佛家思想，迷花不事君”的孟浩然。

这样的生活确实是了无牵挂、悠然自得的理想状态。然而，如王维与苏轼，把出世与入世两种处世模式切换的得心应手的状态，未必不是另一种既利己又利国利民的理想生活。

《旧唐书·王维传》里记载了王维曾隐居终南山下辋川的一段生活：得宋之问蓝田别墅，在辋口，辋水周于舍下，别涨竹洲花坞，与道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尝聚其田园所为诗，号《辋川集》。

然而，王维隐居辋川，实则过得是一种半官半隐的生活。就史实来看，天宝年间的唐玄宗确实丧失了开元时期的励精图治，因宠爱杨贵妃，从比君王不早朝，朝政渐渐被李林甫、杨国忠等人把持。当时，身为右拾遗的王维对此日益不满，但又无可奈何，遂以半隐居辋川的方式等待着时局的变化，希望有朝一日继续为国出力。

且看《辋川集》中的《终南山》一诗：太乙近天都，连山到海隅。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王维的诗与佛家思想，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

一句太乙近天都，让我们随着王维的笔触领略终南山连绵不断的群山、白云，以及变幻多端的天气时，感受到了诗人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心态。

王维始终以一颗出世的心等待着入世。即使后来被迫接受安史叛军伪职给他带来人生的污点时苏轼的一生，三起三落的人生挫折中的精神家园，王维始终在维护个人尊严与兼济天下的矛盾心态中活跃在政坛，直到献出自己的生命。

反观苏轼，人生三起三落，春风得意时能够在工作上恪尽职守，官场失意时，亦能在随遇而安的境况中，一面寄情山水，一面在每一处贬谪之地教化百姓，勤政尽责。

公元1073年，时任杭州通判的苏轼曾写下了《新城道中二首》山水田园诗，,其中第一首是这样写的：

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

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钲。

野桃含笑竹篱短,溪柳自摇沙水清。

西崦人家应最乐,煮芹烧笋饷春耕。

这首诗景中有情、情景交融，诗人苏轼以欢快的心情抒写了一幅春和景明的乡村春耕图。作品看似是山水田园诗，却处处体现了苏轼关怀民生、勤政爱民的积极入世心态。

当然，这样在人生困境中，于山水田园诗中表达自己为国为民的诗还有很多。比如贬谪黄州时的《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其一：

去年太岁空在酉，傍舍壶浆不容乞。今年旱势复如此，岁晚何以黔我突。

田园生活不止有你耕田来我织布的美好，也不止是李子柒式的悠然自得，更有不期而遇的灾荒。苏轼在这首诗中，借自己在灾荒前的无可奈何，表达了对普通民众生活的关切。

纵观王维与苏轼，寄情山水只是他们偶尔放松自己因政坛黑暗所带来的沉重压力，释怀后，迎接他们的则又是为国为民的鞠躬尽瘁。

3.苏轼与王维，出世与入世的心态，源于儒、释、道思想的共同浸染。

一部中国古代思想史，就是一部儒家思想与各派思想在碰撞中交融的历史。自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儒家思想就与阴阳家、道家、法家等各派思想兼容。

魏晋以来，由于社会动荡，政权变更频繁，儒家思想一度受到佛教、道教的冲击。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杜牧的诗句给我们形象生动地展示了那一时期思想的活跃。

这种三教并栖的思想局面，发展到唐王朝，首先影响了王维。儒家倡导积极入世的观念，影响了包括王维在内的唐王朝的士大夫们立志报国，忧国忧民的务实精神；而佛教的出世与道教的避世思想，则又促成王维等人在官场失意时的空灵与虚幻思想。三种思想交织在身上，便塑造了王维既要在政治上拿得起的入世精神，又能在逆境中放得下的洒脱与自如。

而苏轼生活的北宋，儒家思想进一步吸收佛教与道教的优点发展为理学思想，佛教与道教更是给儒家思想以哲学化、思辨化的特征。

毋庸置疑，苏轼的身上，首先浸润了理学家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感、责任感。纵观苏轼乌台诗案前后，不管是开始时反对变法，还是之后转而对变法的支持，既是他对事不对人的人格魅力的表现，也是其忧国忧民的必然反应。于是，苏轼的一生，无论顺境、亦或是逆境，都在为兼济天下的崇高理想而斗争，并矢志不渝。

然而，苏轼的身上，其人生思想更为复杂。官场上的苏轼，以儒家积极入世的务实精神为主；在人生的挫折时期，则以佛道思想为主。

苏轼曾写过《和子由渑池怀旧》一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面对物是人非、世事变迁，苏轼一度陷入迷茫与低沉中，佛教的出世思想，在那一瞬间则再次掠过心头。

然而，苏轼总能在儒家与佛道两种心境模式下自由切换，游刃有余。

结语：

总之，苏轼对王维的敬仰与钟爱，源于共同的人生际遇，共同的文学追求，以及共同的思想的浸润。他们都是有强烈家国情怀的人，顺境中拿得起，逆境中放得下，达则兼济天下，穷也不会独善其身。

一个民族能拥有这样有责任感的人，幸哉，乐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