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墨中，“礼”与“义”是极为重要的两个概念

清墨中，“礼”与“义”是极为重要的两个概念

文 | 清墨史纪

编辑 | 清墨史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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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中儒家思想中礼的解释，“礼”与“义”是极为重要的两个概念。在儒家思想中，礼是“人伦日用之常”，“君子之道也清墨中，“礼”与“义”是极为重要的两个概念，始乎入德，止乎入圣”。仁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学，其中孝悌为本、忠信为先、廉耻为末。

仁是个体的人对于家庭、社会、国家乃至天下的普遍关怀。“仁者，爱人也。”在儒家思想中，“义”与“礼”是同等重要的两个概念：礼即是个体对家庭、社会、国家乃至天下的普遍关怀；义则是个体对于家庭关怀。

一、“礼”“义”之异同

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理解“礼”与“义”的含义清墨中，“礼”与“义”是极为重要的两个概念，《论语》中孔子曾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可见孔子认为一个人的行为不符合道义就会带来灾难，而君子之所以称之为君子，是因为他行有道义之举，他能对自己的行为进行约束。

因此，“礼”与“义”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对于义的限制，这一点可以从《礼记》中所记载的内容上看出来。

《礼记》中记载“凡为人之道有五：谨而信，仁也；义以为质，礼也；智以定分，勇以敢为也；辨而能知，言而能行。君子哉！”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对于“礼”来讲，其所要体现的是一个人应该如何做、如何行动。因此从这段话中我们就能看出，“礼”与“义”二者之间并不相同。

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我们能够将其二者加以区分开来的话就可以避免混淆两者的含义。

春秋战国时期之所以会出现“礼”与“义”二字之间的区别主要有两方面：

第一、从时代背景来看

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周王室衰微，导致各个诸侯国之间为了争夺土地资源而大打出手。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不得不通过礼乐制度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从而维持社会秩序。

第二、从内涵来看

《论语》中记载孔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此八德也。”其中的孝悌忠信就是孔子对于“礼”所要体现的内涵；而礼之所以被称之为“礼”主要体现于“义理”而义则是孔子对于“礼”的所要体现的内涵。

二、从《仪礼》到《春秋》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礼乐制度的发展，“礼”与“义”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转变。

“礼”的地位下降，“义”则上升了。《仪礼》中所规定的等级秩序、政治制度、伦理道德以及社会风尚，都是以礼乐来体现的。

在《仪礼》中，统治者和统治阶级是通过礼来维系等级制度和社会秩序的，而被统治者和被统治阶级也通过“礼”来维护各自的权利。

对于礼而言，礼制是维护统治秩序的根本，它包含着礼义，因而在春秋时期所制定的礼制也都具有了“礼”义的内容。

春秋时期周代分封制度的瓦解使得社会各阶层之间产生了巨大隔阂，但另一方面“天下无道”、“礼崩乐坏”也为诸子百家提供了发展空间和理论依据。

诸子百家各立门户，这也使得学术思想呈现出多元化趋势。

儒家在这一时期发展壮大儒家思想中礼的解释，成为儒家学派的代表。其中以孔子、孟子为首的儒家思想被称为显学。

孔孟之道是儒学体系中最核心、最重要、影响最深远的部分。

虽然说孔子曾对《仪礼》中所规定的等级制度进行过一定程度上的修改和调整，但其中“礼”与“义”并未发生改变，孔子还提出了许多新的思想主张：

“克己复礼为仁，一言而终（一言）天下白（明白）；言而不达谓之诬（说不清楚），发而数变谓之伪（骗人）；动而不化谓之乱（混乱）；能以敬义镇定天下，虽有过必改谓之明（明白）”

这些主张都体现了孔子对“礼”与“义”关系认识的变化和发展。

《春秋》是儒家重要典籍之一，它所记载的是鲁国发生在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475年期间的历史事件。

其中关于“礼”与“义”的内容最多，它通过对鲁国历史事件的记载，对孔子关于礼和义的观点进行了记录、整理和总结。

其中对“礼”的阐述是：“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表求之也，比及五福，是为祭享。其文从之也，命之曰礼乐。”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礼”是由饮食开始的，这表现出了孔子在这一阶段主要通过对饮食礼仪的规范来进行教化。

“义”是指“礼”与“乐”相结合后所产生的一种新的道德规范或社会风尚，在这一阶段主要通过“祭享”活动来进行教育。

其中所提到的“乐”指的是乐舞，主要作用就是教化民众，也包括在一定程度上教化统治者。

三、“礼”与“义”的差异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阐释是存在问题的，他们将“礼”与“义”视作一致，认为“礼”是由“义”所规范的。但实际上，这二者是存在差异的，并且这种差异在孔子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孔子所处的时代，礼崩乐坏，人民流离失所。对于这种社会情况，孔子认为必须通过改造礼来促进社会发展。

首先，孔子对周礼进行了改造。

《论语·雍也》中记载：“子曰：‘夏礼、周礼，其说各别。夏礼者，吾不知其几时矣；殷礼者，吾不知其几何者矣；周礼者，吾不知其几何者矣。’”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所知道的只有夏礼和殷礼；周礼我也不知道多少年了。但它们的不同之处，我却不知道了。”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孔子对于夏、周二礼的不同看法，他认为夏礼和周礼存在较大差异，并且对于这种差异的解释，孔子认为不能用一种标准去衡量两种礼。

在孔子看来，夏礼和周礼都是需要被传承下去的。

其次，孔子对于“义”的阐释是不彻底的。

《论语·雍也》中记载：“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这句话的意思是：“君子有高尚的道义作为准则，那么即使遇到危险也无所畏惧。如果一个人为了私利而杀人放火、劫掠他人财物，那就是乱臣贼子。”

四、在儒家内部的分歧

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内部，也存在着对礼与义的不同解读。比如，我们都知道孔丘的主张是“仁”，他对于“仁”的解释，以及他对于“仁”的理解都和“礼”是存在着一定差异的。

在孔丘看来，所谓“仁”就是指对人的关爱和尊敬，而这一点就可以由人们对父母、兄弟、朋友等各种人际关系中表现出来。

除此之外，孔子在谈到君子的时候，也强调了“礼”，他认为君子不仅仅是要遵守礼法，同时也要做到“和为贵”，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理得和睦、融洽。

孔子还认为，人之所以有贵贱之分，主要是因为人们在一定程度上遵守了礼法，因此也就可以被称之为有“德”。

而“义”在孔丘看来，更多的是一种对于社会道德的追求。

因此，孔丘认为，一个人想要成为君子，必须要具备“仁”和“义”，而如果没有这两种道德品质的话，是不可能成为君子的。

但是，与孔丘一样，孟子也认为“礼”是君子不可或缺的。他在《孟子·离娄下》中说：

“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儒家思想中礼的解释，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良知良能之谓仁义也。”

也就是说，人之所以不去学习礼乐文化，是因为他并没有遵守礼和乐的准则；人之所以不去思考礼乐文化中的问题是因为他的良知良能已经被蒙蔽了。

因此，孟子认为只要人能够做到遵守礼乐文化的准则，那么就可以称之为一个有“仁”之人。

五、春秋时期对“礼”“义”的阐释

从春秋时期的孔子的观点来看，礼与义之间的关系是“君子义以为上”，“君子以义正，小人以礼正”，而对于礼与义之间关系的阐释与孔子同样的观点并不冲突，相反在《论语·里仁》中有记载：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而已矣。”

子贡认为，如果让仁者治理百姓并施以恩惠，仁者就是尧、舜。

对于礼与义之间关系的阐释孔子和子贡在《论语·里仁》中有记载：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里仁》）；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卫灵公》）；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子路》）；

除此之外还有对于义与礼的关系的阐释，子曰：“先之司命者其在君乎？”（《季氏》）；子曰：“先之司命者其在人乎？”

由此可见，在孔子的眼中，礼与义之间是有区别的，礼是德之本、义是道之行；在孔子的眼中礼与义并没有什么不同。

作者观点：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对“礼”与“义”的阐释，在学术上是很有意义的，它的学术成果对于后来儒家学者尤其是汉以后儒家学者理解儒家思想有很大的帮助。

而且，在此期间，诸子百家的学说是在相互交流中逐渐融合为一的，并没有谁提出一种学说就完全取代另外一种学说。

特别是，在先秦时期，“礼”和“义”这两个概念在学术上也不是像后世一样对立起来，而是互为表里。

儒家学者在吸收了道家、法家、阴阳家等学说后，逐渐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思想体系。

儒家学说中的“礼”和“义”更多地体现着人性本善的一面，而春秋战国时期对“礼”和“义”的阐释，则体现出了人性本恶的一面。

参考文献：

[1]杨朝明，《春秋公羊传解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2]颜俊生，《春秋左氏传释例》，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陈支平，《孔子的宗教观》，齐鲁书社

[4]朱邦芬、张宝明，《孔子与》，中华书局

[5]朱光潜、孙礼宾、陈子展：《〈论语〉与〈孟子〉——从一种文化看儒家的人生追求》，山东大学

[6]顾文彬、李惠林：《〈论语〉与儒家学说》，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