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传播与少数民族周边“四夷”民族的原始思维形成交集

儒学传播与少数民族周边“四夷”民族的原始思维形成交集

论儒学影响与我国少数民族哲学形态的生成演变杨翰卿 李 娅［提要］在我国悠久的民族融合和历史变迁中，儒学传播与诸夏周边“四夷”民族的原始思维形成交集，儒学影响为少数民族哲学形态的发育生成注入活力和血液，儒学转化则构成了少数民族哲学多元共生的重要思想内容。由接触碰撞到认同吸纳进而转化融会儒学，是我国少数民族形成发展中哲学发蒙、生成演变的递进性标志。“释儒”“伊儒”“似儒”“辨儒(原儒)”“反儒”等，作为我国少数民族哲学的重要观念构成，是中华各民族团结统一、和谐共进的传统思想文化资源。［关键词］儒学;少数民族哲学;释儒;伊儒;回儒;原儒;哲学形态;中国哲学中图分类号:B91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26(2018)02—0086—07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儒学与我国少数民族哲学关系的历史发展研究”(13＆ZD059)、四川省社会科学高水平研究团队建设计划资助项目、西南民族大学研究生学位点建设项目( － S0101)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杨翰卿，西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李娅，西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中国哲学。

四川 成都 自觉的、具有完整理论形态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从无到有、从酝酿产生到转化创进，其内生机制和多元融汇分别体现着它的民族性特征和活力构成。由于我国多民族社会历史发展及思想文化演进的显著不平衡性，儒学对于少数民族哲学形态的孕育生成、蜕变提高、传播影响具有触发接引、融合互动的意义，经历了由单向度传播影响、以夏变夷，到双向度良性互动、融合创新的过程。一、儒学传播与少数民族原始思维的交集经过孔子和先秦儒家倡导的“礼”文化的积极作用，及“四夷”对“礼”的文化认同双向性酝酿孕育，两汉三国时期实际发生的儒学向“四夷”的初始传播，对于我国基本尚处于部落、氏族文明和文化样态的少数民族先民的原始思维，具有激荡发蒙的意义。以孔子周游列国南下之楚传播儒学为先导，中原儒学呈现先行南传的“道南”开篇，而后范围渐致扩大到包括今岭南、贵州、四川等地的少数民族地区。汉武帝采纳董仲舒之议，“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儒学升变为国家意识形态儒家哲学的基本观念及发展演变，更促动了向“四夷”地区的传播，为儒学文化传播辐射而影响到我国诸少数民族先民由自发原始思维向自觉观念意识转变奠定了深刻条件。相对于“四夷”的历史阶段和原始思维状态的精神文化，在经历了先秦创立发展、深化完善而走向了处于封建社会活力上升时期的儒学的总体先进性和哲学思维水平与“四夷”族所构成的文化落差，主要反映诸夏农耕文明的儒学与体现游牧、狩猎等基本生产生活方式的“四夷”族观念意识的文化异质性特点，是构成儒学对于我国少数民族先民的文化意识传播影响并产生不同激荡作用的两个重要根源。

其激荡意义也同时包含激发带动、超越去魅与碰撞交流、互动融汇两个方面。而在传播影响过程中，儒学与少数民族先民的观念意识同时具有程度不同、表现各异的“双重主体性”。落差是显著的。《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凡交阯所统，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人如禽兽，长幼无别。项髻徒跣，以布贯头而著之。后颇徙中国罪人，使杂居其间，乃稍知言语，渐见礼化。光武中兴，锡光为交阯，任延守九真，于是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娉，始知姻娶，建立学校，导之礼义。”［1］(P． 2836) 儒学随着秦汉带来的中华各民族政治“大一统”而自觉、积极主动地输入到南蛮西南夷之中，表现为“教之”和“导之”，即“教导民夷，渐以礼义”［1］(P． 2462) 。有语言无礼义的“民夷”的思维主体性则呈现为对于“礼化”“礼义”的接受。因此有了两汉三国时期儒学在诸夏周边的岭南率先发酵，对其先民的文明意识产生了发蒙导引作用。汉初陆贾两次出使南越国，以儒家仁礼思想为内容，说服南越政权臣属汉朝，促使南越王赵佗自责“居蛮夷中久，殊失礼义”［2］(P． 2698) 。陆贾、赵佗当为儒学传播岭南的开风气之先者。东汉时岭南一些郡守创办学校，推行礼义教化，传播儒家经典，致使岭南风俗丕变，同时涌现出知名而较有影响的儒学之士，抑或有岭南少数民族先民中的儒学佼佼者。

广信(交趾刺史部治所)的陈钦、陈元、陈坚卿祖孙三人，以经术文章闻名，世称“三陈”。由于他们的推动，明经习礼的越族儒士，陆续出现。越族即当今壮侗语族及越族(京族)的先民。两汉三国时期，以“三陈”、士燮、刘熙、虞翻为代表，以研治儒家经典《左氏春秋》《尚书》《周易》为特色儒家哲学的基本观念及发展演变，形成儒学岭南化和在岭南以越族即当今壮、黎等少数民族先民居多的区域传播局面，带来了“岭南华风”，对于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先民初萌一定的哲学文化思想观念，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在南蛮西南夷的原始思维和文化意识中，具有与儒学契合的因素，突出的就是关于德义人伦的道德意识。这种意识在逢遇儒学激荡下会进一步促进儒学的传播。纳西族先民的东巴教与藏民族的原始苯教有很深的渊源关系，但发展中与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亦显示出所受深刻影响和重要的认同吸纳。《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永平中，益州刺史梁国朱辅，好立功名，慷慨有大略，在州数岁，宣示汉德，威怀远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唐菆等百余国，户百三十余万，口六百万以上，举种贡奉，称为臣仆。辅上疏曰……今白狼王唐菆等慕化归义，作诗三章。路经邛来大山零高坂，峭危峻险，百倍岐道，繦负老幼，若归慈母，远夷之语，辞意难正……有犍为郡掾田恭，与之习狎，颇晓其言，臣辄令讯其风俗，译其辞语……帝嘉之，事下史官，录其歌焉。

”［1］(P． 2854 －2855) 史官记录之歌，即学者所称的《白兰歌》。《东观汉记》载，《白兰歌》“诗三章”，分别是《远夷乐德歌》《远夷慕德歌》《远夷怀德歌》。据考释，白兰语即今藏彝语族的纳西古语。［3］(P． 232) 由此看来，在东汉时期，中原儒家文化就对至少说是纳西族族源之一的白狼人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且“白狼”“唐菆”等纳西先民对“汉德”有“慕义归化”的价值取向，思想意识上是认可赞同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儒学文化的。两汉时期的夜郎(今贵州)地区先后出现了舍人、盛览和尹珍三位儒家学者:“司马相如入西南夷，士人盛览从学，归以授其乡人，文教始开。”［4］(P． 121)“桓帝时，郡人尹珍自以生于荒裔，不知礼义，乃从汝南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里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1］(P． 2845)这种双向一致性的合拍所形成的精神涟漪和造成的文化波动，以两汉三国时期的“蜀学比齐鲁”、大化“蛮夷风”为赓续。《汉书·文翁传》谓:“文翁……少好学，通《春秋》，以郡县吏察举。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僻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

”［5］(P． 3625) 文翁首创“学官”推动了蜀地儒学发展、民风“大化”。“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5］(P． 3626 －3627) 。扬雄儒学崛起巴蜀，是蜀学中第一位建立起了儒学思想体系的儒家学者。扬雄“民族和融”“远人咸慕”“四表欢心”“以儒和边”“文德以来”的夷夏观念，视文德、圣德、仁德、汉德感佩四夷、四夷仰慕为最高境界，赋予以儒化夷、以夏变夷以独到的思想内涵。扬雄儒学既体现着汉代儒学的理论创造，又开创于多有“蛮夷风”的巴蜀民族地区，对于该地区少数民族先民脱离原始思维、产生哲学思想萌芽的意义，是中原儒学所不及的。二、儒学影响与少数民族哲学形态的孕育生成我国少数民族先民在脱离原始思维和精神文化状态、开始逐渐孕育形成其哲学形态的过程中，儒学的传播影响在跟进与增强，所产生的作用表现为基本观念融入或者被吸纳、整合为少数民族先民一定的哲学思想观念，或者是激发启迪与映照某少数民族先民自觉地建构和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哲学或宗教哲学。这种精神文化现象透显着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理论和实践相符合的原则。从历史的维度看，两晋“十六国”时期，战乱频仍，政权转变更迭凸出，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客观上要求思想意识形态能够予以积极呼应。

反映在精神文化层面，不仅儒学更张为玄学得到风靡、佛学潮兴，而且不同的学术文化思潮在中华各民族间的交流交融激荡亦愈发活跃。此后，随着江南的开发和隋唐盛世出现，儒学在我国少数民族中的影响进一步广泛深入，许多“四夷”民族对于儒学文化形成更深刻认识和认同，有的少数民族先民的哲学文化、思维水平甚至显现出与中原一定时期儒学文化的交流融通性或理论同构性特征。从我国少数民族思维逻辑的发展看，尽管彼此间仍然存在很大差异，但一些文明领前的少数民族先民，对于推动本民族的最后形成与在思维中孕育建构体现本民族特色的哲学形态，具有了更明确的自觉意识。我国白族的最后形成在大理国时期。白族及其先民的精神文化经历了巫教和本主崇拜到举族7 8 哲学·宗教信佛再到“释儒”的观念历程。巫教和本主崇拜近于原始思维，后来渗透了大量的佛、道、儒思想，甚至很多集佛、道、儒于一身的人物成为了白族先民的本主。南诏诸王大多对于汉文化持积极学习的态度，唐王朝也每每以《诗》《书》《礼》《乐》等经典赐之，以致于在并了五诏之后的南诏王异牟寻“颇知书”［6］(P． 5281) 。唐朝时的儒官郑回被流寓南诏后，既受礼聘为师儒学传播与少数民族周边“四夷”民族的原始思维形成交集，又任以清平官。郑回曾派遣大批南诏贵族子弟赴成都、长安学习儒学。

《旧唐书·南诏传》云:“阁罗凤以回有儒学，更名蛮利，甚爱重之，命教凤迦异。及异牟寻立，又另教其子寻梦凑。回久为蛮师，凡授学，虽牟寻、梦凑，回得捶挞，故牟寻以下皆严惮之。”［6］(P． 5281) 大理国时期的经幢表明了代表白族先民贵族阶层中的佛儒思想观念之盛，其《造幢记》载:“皇都大佛顶寺都知天下四部众洞明儒释慈济大师段进全……”，明确地称段进全为“儒释”。《兴宝寺德化铭》(大理国元亨二年，即 1186 年)的撰作者是僧人杨才照儒家哲学的基本观念及发展演变，他的落款自称为“皇都崇圣寺粉团侍郎赏米黄绣手披释儒”。而且大理国实行开科取士制度，但它又与隋、唐、宋的科举制具有明显不同，它以“通释习儒”为“开科取士”的标准，即“以僧道读儒书者应举”。显然，儒、佛、道思想观念的汇入，既是取代白族先民以巫教和本主崇拜为特征的原始思维观念形态的重要精神文化，又是奠立白族哲学世界观的基本理论基础，其中儒学思想在白族哲学形态的形成发展中有愈来愈成为主体的趋势。儒学与彝族先民思想观念的关系具有特殊的深刻性。从彝族的思想典籍《宇宙人文论》来看，有研究认为该著中“没有涉及宋代的理学，至少是宋以前写成的”［7］(P． 2) 。元气、阴阳、五行、八卦等是《宇宙人文论》基本而重要的思想观念，这些思想与《易传》和汉代的天人儒学具有较大的同构融通性特征。

在我们尚未寻觅到直接资料判定彝族传统哲学形成发展的理论渊源时，其所显现出的与中原儒学深刻的交流融通关系，却有重要的比较价值和意义。因此，我们姑且称为“似儒”的理论形态。一是彝族传统哲学与汉代天人儒学在基本哲学观念上的有机自然观，二者均以阴阳、五行、八卦为观念框架而建构起宇宙论。汉代儒学则又在这种有机自然观基础上儒学传播与少数民族周边“四夷”民族的原始思维形成交集，增益了伦理道德和社会政治的思想内容，更加深入细微。二是在思维方式和方法上，二者都用典型的类比推理，无论认识、把握自然还是社会，突出地以感性经验事实为基础，其思辨能力和思维水平大致都处于经验性思维的层面。若区别地看，汉代儒学又多出对“天道”“天意”的高远的理性追求。再者，汉代儒学从天人感应的思想观念，引伸出“天有意志”的目的论思想，其所描述的许多天人感应现象，今日看来当然是很荒诞的。而彝族先民的哲学观念，却基本上看不出天人感应的观念成分，天地万物和人类及其社会生活，无不是基于清浊二气基础上的哎哺(天地、阴阳)、五行、四时、八节、日月星辰、风霜雨雪，包括人的福禄威荣等，都是自然变化的结果。汉代的天人儒学对于自然现象又赋予社会伦理道德的属性，而彝族先民的有机自然观则相对更为单纯或者说简单一些。

吐蕃时期的藏族社会，在苯教文化背景下，佛教和儒学文化思潮汇入，苯、佛、儒三种理论形态构成了处于形成中的藏民族的精神文化资源和进行哲学思维、酝酿创建哲学形态的思想内容，以致后世的苯教徒甚至把创立雍仲苯教的辛饶米沃且与释迦牟尼、孔子相提并论［8］(P． 77) 。整个前弘期都持续着苯佛之争，但佛教最终在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诸方面取苯教而代之。儒学文化入藏时受到的礼遇一定意义上非佛教所能比，尤其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儒学文化在藏族社会的传播影响，可谓达到巅峰。吐蕃及其后长期的儒佛关系在友善中发展，就像宋明理学吸收改造佛道思想而成就了儒学的哲理化、思辨化一样，后弘期的藏传佛教哲学也始终牵绊着儒学的影响、映照和参考。《土观宗派源流》说:“五经，如同五部大论，儒学如同所摄一切佛典，精通儒书后则得先生、秀才、状元等名位，与博通佛典后则得格西、甘迦居巴、然降巴等学位的规制相同。”［9］(P． 208 －209) 这种富有深意的比较显示了儒学在藏传佛教及其哲学中的地位、影响和作用。敦煌藏经洞发现有许多文书是寺学生员的学习笔记，笔记中既有佛教教义，又有关于《尚书》《论语》《孝经》《左传》《榖梁传》等儒家经典内容;吐蕃占领时期的敦煌寺院译场、经场，不仅把大批的佛经而且将一些重要儒典译成藏文，对于儒学深刻地融合于藏族社会世俗的政治、伦理道德和日常生活，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