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汉武帝：儒家学说的思想主张与核心的价值

无论汉武帝：儒家学说的思想主张与核心的价值

对于儒家这个思想学派，想必大家都是不陌生的，想来也是，在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过程中，儒家学说既是主流、也是正统，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在中国古代历史社会中的发展就没有了对手。

无论汉武帝到底是不是尊重儒术，他的外儒内法对于儒家学说又有几分的真正崇尚，至少读书人的天下就是儒生的天下，并且这个趋势越往后发展越明显，所以，对于秦汉之后的儒家大家是不陌生的。

同时，对于秦汉之后儒家的学说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其实要知道的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思想达到一定境界的儒家学说，其实并不在秦汉之后，汉武帝之后的儒家是一家独大的，但失去了对手也并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所以，后来的儒家学说发展也渐渐走向了极端的方向，比如说，发展到宋明时代的理学，它的真正价值就很值得人们考量，也正因如此，秦汉之后的儒家发展，我们很难切实的总结出其到底是围绕着哪一个中心点。

但秦汉之前却不一样，大部分人都将先秦时代的儒家学说，与秦汉之后发展的儒家学说统一而论，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这其实并不是一个好的理解方式，在先秦时代，儒家的许多思想主张都是有切实道理的。

那么，先秦时代的儒家主张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呢？其所主张的这种社会，又有什么样的依据和存在的价值呢？本篇文章，我们就来重点地探讨一下这个问题，看一看先秦时代的儒家学派，是以怎样的思想核心来进行发展的？

对于社会的理想状态，庄子把他的理想，用一句名言形容的非常的生动形象，叫做：

上如标枝，民如野鹿。

庄子之所以会说这样的话，那是因为他本人是一个极其崇尚自由的人，这一点在他的《逍遥游》中就可见一二，他认为，统治者就像是树上的枝叶，存在但是没有作用，而平民百姓就要像自然当中的野鹿儒家思想评价偷盗儒家思想评价偷盗，只遵循自然的生存法则就可以，表现的是单纯而又绝对的自由。

那么，我们类比一下庄子的这句名言，将其应用在墨家和法家的设计上，那么，墨家与法家的理论就是：

上如蜂王，民如工蜂。

就是说，平民百姓就要像蜂蚁社会当中的工蜂和工蚁一样，它们无条件的为蜂王和蚁后负责，而蜂王和蚁后也不需要有什么作为，自出生起就是整个社会的中心，就可以享受工蜂和和工蚁带来的无条件的贡献。

它们的运转体系就是一套既定的程序，在这个程序中的所有人，都按照既定的轨道运转，不需要有什么思想，更不能有反对的意见。

那么儒家的主张呢？如果我们用庄子的话去类比儒家的主张，就可以表现为：

上如父母，民如子女

那什么是上如父母，民如子女呢？其实指的就是宗法社会，或者说，是封邦建国的封建社会。

如果再简单粗暴点来讲，我们可以用西周来类比推理，西周符合儒家学说中的宗法社会，也是一个封邦建国的封建社会，但儒家的体系却不是单纯来指西周的，而是指代如同与西周一样的社会状态。

在西周的封建制度中，周王就是上天的儿子，所以称为天子，而诸侯扮演的则是周天子的儿子，也就是王子，大夫则是诸侯的儿子，视为公子，家臣是大夫的儿子，也就是士子或君子。

有意思的是，西周的这种封建制度同时也是一种宗法制度，虽然有异姓诸侯的存在，但是却是极少的，一般来讲，所分封的诸侯王都与周天子有着真正的血缘关系，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在理论上是父子，在实际上也极可能就是父子。

当然，就算不是真正的父子也没什么关系，因为在宗法制度之外，还有一套配套的礼乐制度，礼乐制度讲究的是亲亲和尊尊，什么是亲亲呢？就是亲爱亲人，什么是尊尊呢？就是尊敬尊者。

​那如何去亲亲尊尊呢？把不是亲人的人看作亲人不就行了吗？如果把君主看作是父亲，那么臣子不就应该去尊重君主了吗？更何况君主本来就是唯我独尊的人，如此对于君主来讲，就有了双重的保证。

所以说，在儒家的社会体系当中，君臣与父子是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部分。君主仁慈则臣子忠义，父亲慈爱则儿子孝顺，这与男耕女织、四世同堂一样都是儒家理想中的封建社会，而儒家人管这叫做小康。

当然，儒家人所提倡的小康与我们现代人提倡的小康，是有一定程度上的区别的，二者并不能完全地混为一谈。

那么，儒家所提倡的小康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其实，儒家的小康是一个相对概念，它是相对于大同而言的。

所谓大同小康，我们单从字面上理解来看，这应该也是两种社会，是两个时代，在大同的社会里，人们讲诚信，爱和平，男性有职业，女性有归宿，弱势群体有人照顾，强势群体则照顾别人，而且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彼此之间没有那么纠葛，更没有那么多矛盾冲突，人与人是和平共处的。

这就比较类似于墨家提倡的兼爱社会，所谓：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

就是说不只把自己的亲人当作亲人，不止把自己的孩子当作孩子，而是把所有人都当作亲人来对待，都给予平等的爱，这不就很符合兼爱的原则了吗？同时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也符合墨家尚贤和非攻的主张。

与此同时，儒家人还说：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这也是无为而治的一种体现。所以，对于大同的社会，无论是儒家还是墨家、道家，他们都非常喜欢。

但问题是，自有国家诞生以来，中国就不再是大同的社会了，公天下变成家天下之后，中国就进入了小康，进入了与儒家提倡的大同理念而对立的小康时代。

从此之后，人们渐渐地变得只爱自己的父母，只疼爱自己的孩子，人人为己、财产私有、职位世袭，所以，人们开始建筑城池，开始确定礼法、划分领地，开始培养自己的武装，因为如果不这么做就不足以保证自己的私有财产，也不能够规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于是，就有了战争，也有了阴谋。

因而小康是相对大同来讲的，在大同的时代“天下为公”，而小康的时候则是“天下为家”，所谓天下为公，就是指社会公有，而天下为家就是权力家有，即小康的概念是在中国古代历史社会脱离大同之后被儒家所提出来的。

​如此在这里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大同与小康虽然在概念上相反，但是在好坏上绝对吗？就是说，小康的社会真的就不如大同的社会吗？其实也不是。

我们上面说无论汉武帝：儒家学说的思想主张与核心的价值，大同的社会是天下为公，那么，如果站在大同的绝对对立面上，体现的应该是天下私有，也就是指个人所有，可是，我们纵观整个中国古代历史社会，从来没有出现过个人私有的情况，有的只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家族所有，而这就是最为关键的地方。

所谓家族所有，有的是什么呢？是财产和权力。所以，小康之世有两个很大的特点，第一是财产家有，第二是职位世袭，就是说，一个家族的财富、爵位等等都要在家族内部代代相传，这就叫家天下。

而相应产生的则是家国一体的制度，在这样的制度基础上，人们设立礼法、建立城池等只不过是维护这套制度的配套措施而已，而这则说明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文明时代的到来。

通过历史进程来看，文明的标志是什么呢？是国家的出现，那国家的标志是什么呢？是城市的建设。

​

而小康时代“城郭沟池以为固”，建立了国家，也建立了城池，这难道不代表着公天下变成家天下？不代表着野蛮进入了文明吗？答案是肯定的。

对此，或许有很多人并不理解，因为从前的大同社会，好像真的是人们理想中的完美社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们之间没有阴谋诡计，没有矛盾冲突儒家思想评价偷盗，只有强者帮助弱者。

所谓黄发垂髫怡然自乐，而进入到小康社会之后则一切都变了，矛盾、冲突、战争接连爆发，人们动不动就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不同势力群体的产生，也造就了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网络。

很多人不明白的是，这难道真的是一种进步吗？这个我们很难去界定，但是恩格斯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文明的落幕只能由最卑下的利益和最卑鄙的手段来揭开。

也就是说，为了文明，人类有的时候不得不付出道德堕落的代价，而对于这个代价的付出，有些学派认为这是不得不为的事。

比如说，儒家之所以在大同社会无法继续进行的时候，儒家退而求其次选择了小康；也有的学派认为这是万万不能为的事情。

比如说道家，道家有一个观点说的是：

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意思也非常的清楚，就是说道德一旦滑坡就刹不住车了，就像高山滚石一样，一旦开始就再也停不下来，所以欲望不能有，大道也不能失，人们要想真正的平安喜乐就只能够回到大同的社会，绝不可退而求其次选择其他。

对于这两种观点，我们很难说哪一种真的对，哪一种有真的错。因为退而求其次选择了小康的儒家，其实，在骨子里也是喜欢大同社会的，他们曾说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天下为家，则大道既隐。

就是说，天下为公的时代才是真正大道现世的时候，而等到大道没有了，就只能天下为家，所以前者叫大同，后者叫小康，一大一小，高下立判。

所以，儒家虽然提倡小康，可是他们却并没有真正否定大同，或者说，他们希望通过小康社会的不断建立来无限趋近于大同。

与此同时，道家虽然极力提倡大同，却也明白大同的社会必是一去不再复返的，因为历史的轨迹就是按照道家所言而进行的，大同时代是道的时代，小康时代则是德的时代，失道而后德。

所以，周公讲德无论汉武帝：儒家学说的思想主张与核心的价值，退而求其次的儒家也选择了小康；而西周崩溃，孔子讲仁，此为失德而后仁；后来孟子讲义，为失仁而后义；荀子讲礼，为失义而后礼，而时代到了荀子的时代，就是各大诸侯国明争明抢、毫不讲理的时代。

如此看来，社会岂不是一步一步印证了道家所言不虚？好像真的是。

不仅如此，在道家看不见的大同时代，也不是绝对的美好，黄帝、炎帝和蚩尤不就打得你死我活吗？再往前推进，女娲的时代虽然没有阶级斗争，没有阴谋诡计，没有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但是他们同时也没有吃的，没有穿的，没有富足的物质社会，更无法去追求精神社会。

所谓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从某种角度上来看，又何尝不是因为人们物质匮乏，根本就没办法，偷才产生的呢？所以这样的时代回得去吗？人们又想回去吗？答案似乎是否定的。

所以，哪怕道家极力推崇无为而治，极力主张大道的社会，但却也无能为力，因为这样的时代根本回不去。

如此一来，无论是极力推崇大同，还是退而求其次选择小康，好像都没有太过坚实的依据。因此，在法家看来，就直接不要想什么大同和小康了，既然时代已经乱了，那就不要想着退回到从前，既然乱，那么去治就好了，所以赋予君王权力，为天下规定法令，反正大道都没有了，那就干脆不要谈道，谈谈法、术就好。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知，其实儒家提倡的是在大同社会之后的小康社会，而所谓小康社会，其实是一种无限趋近于大同时代的一种手段。

毕竟孔子的时代大同已经成为了过去，而作为内心肯定大同时代的思想家，孔子只能求其次的选择能够接近于大同的小康，如此，儒家人建立了中庸之道，认为大道没了还可以有中道，而所谓中道，就是小康，就是仁政，就是王道。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儒家是儒墨道法四大学派当中唯一一个没有剑走偏锋的学派，他们并不做任何极致的追求，认为一种极致和绝对不存在了，那么，我们就可以退而求其次，不争取绝对的好，但求也不差。

​可其他三家却不一样，比如说墨子尚同，韩非实君，结果导致了有君权但无（明=民）权，有专治但无民主，而庄子无君，老子虚君，导致的结果是君权和民权概念模糊，以至于双方都近乎没有。

所以，儒家的学说是一种能够兼顾君权和民权的学说，儒家提倡的社会也是能最大程度上保证君权和民权的社会，只不过，在乱世当中很难以应用，乱世讲究的是务实，是结束战争，统一社会。

试问，人们连生存问题都解决不了的时候，又有谁会想着太平盛世的幸福问题呢？所以，儒家学说在春秋战国时代，并没有真正的得以应用，反而是到了汉朝之后的太平盛世才被极力地推广。

当然，对于如何保证君权和民权，这个问题是孟子代替孔子回答的，而这也是之后的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