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文化）儒家上台后做了什么？他们在大汉衰落的过程中起到什么作用？

（国学文化）儒家上台后做了什么？他们在大汉衰落的过程中起到什么作用？

我们的历史课本中，往往把汉武帝时期提倡儒术的活动，概括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是这与历史是不符的。

在汉代，直到汉武帝之后的第三位皇帝—汉元帝时期，皇帝空前崇尚儒学，儒家思想才真正占据了核心地位。

但是也正是从汉元帝时期，大汉帝国开始走向衰落。那么儒家上台后做了什么？他们在大汉衰落的过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汉武帝时期实际上只是提高儒学地位，将其奉为官方的统治思想而己。在汉武帝时期，其他各种思想学派并未被完全禁止，儒家以外的学者已然可以公开教学，入仕为官。

汉武帝只是想用一种有利于其施政的思想，来代替当时占据统治地位软弱武力的黄老之学。汉武帝真正治理国家的思想是尊儒术，重法治，兼采百家之长。

汉武帝虽然尊崇儒家，却并未只依靠儒术治理天下。而汉武帝之后的昭帝、宣帝两位皇帝，也是继承了汉武的这种兼采并用的治国理念。

尤其是中兴之君汉宣帝，更是在训斥自己天子时候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由此可见，宣帝的治国思想是“霸王道杂之”，其具体体现是多任用文法吏，以刑名御臣下。换言之，宣帝既用霸道治理国家，亦用王道治理国家。

何为霸道？何为王道？所谓“王道任德，霸道任刑，王指儒（国学文化）儒家上台后做了什么？他们在大汉衰落的过程中起到什么作用？，霸指法”。一句话概括，用王道就是用儒家治理国家，用霸道就是用法家治理国家。

而汉宣帝治理国家，则是刑德兼备，儒法并重，并没有特意依靠某一家学派，也是因此汉朝在其手上实现了中兴。

而到了汉宣帝的儿子汉元帝时期，情况发生了改变，

自幼受诸多儒生教诲的元帝，与其父宣帝的政治作风截然不同。他对宣帝“持刑太深”、不用儒生的治国方略，深为不满，即位之后，便将自己的纯用儒教治国方略付诸实施。

西汉自汉元帝开始，号称 “上无异教，下无异学”。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真正占据了核心地位。

作为圣人门生的儒生们也随着太学、征辟、察举等政策的稳步实施，越来越走进了政治权力的中心，逐渐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社会势力———士大夫。

自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以来，儒生主要是在野的批评派，他们在先秦时期从未真正走向权力舞台。

西汉武帝以前，政府的宰相非军功不得封侯，非侯不得为宰相。虽然武帝时提出“独尊儒术”，但儒学却主要被用于妆扮王道政治，解决大一统的政治秩序问题。

汉宣帝时，“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多重用能臣。只有到了元帝以后，帝王才空前崇奉儒学，宰相多是经学家出身。

可以说，在汉元帝时期，历史发展到了实现儒家文治理想的最佳时机。但与此同时，大汉帝国也在这个时期开始走向衰落。

儒生们掌握了权力，自然就要实现儒家的所谓王道理想。为了实现这个理想，儒生们提出了教化礼乐的方略。

认为只要提倡教化，循礼行事，示民以义而非利汉代的儒家思想，教导民众遵循道德约束，培养良好的风俗习惯，人类社会就能实现太平王道理想。

讲求一个从修身到平天下的直线逻辑：“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以修身为本。”

汉儒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就是人主实行德政教化原则。呼吁为政者以教化礼乐代替严刑酷法。

于是，在汉元帝时期，儒生们终于迎来了礼乐教化的良机，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礼乐改制运动。

虽然，儒臣们提出的礼乐教化原则得到了帝王的认同。帝王们努力遵循儒生提出的种种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教化德政原则。

但问题是，这些德政教化可曾解决了汉帝国发展至元帝时面临的诸多困境？

从历史效果上看，儒臣们热衷的礼乐教化汉代的儒家思想，不仅对改善帝国政治的作用微乎其微，甚至还使情况变得更糟。

儒臣们放大了道德的作用，将政治与教化混而为一，忽略了政治运作中具体的技术问题。

例如，儒臣们在示民以义不以利的主张下，提议罢掉盐铁官。但是，国家财政经费不足的问题如何解决？

没有人能够提出替代的解决办法，因此，仅仅三年就只好再恢复盐铁官。道德解决不了国家的实际问题啊。

所以（国学文化）儒家上台后做了什么？他们在大汉衰落的过程中起到什么作用？，儒臣们呼吁的宽政措施对于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更无异于缘木求鱼。

甚至，更为严重是天下承平日久，地方豪族实力变大，需要国家强力限制。所以在汉元帝之前，大汉历代皇帝，都是执行徙陵等强硬制度，将这些地方势力迁移到关中监管。

并且还任用酷吏，定期对地方豪强势力进行收割，使其难以做大，汉武帝时期，杀戮豪强的多少，甚至成为政府地方官的政绩之一。

所以，在汉元帝以前，中枢朝廷的权威无人敢冒犯，地方势力根本无法与中央对抗。

但是，在儒臣的建议下汉代的儒家思想，汉元帝废除了徙陵等强硬制度，导致地方豪强势力迅速坐大，这些人对当地民众的剥削日益加重。

儒生们的改革运动，非但没有带来政治上的新气象，得社会状况如脱缰之，原有的积弊和矛盾迅速恶化。

因此‚汉儒轰轰烈烈开展的教化礼乐运动是失败的。何以会如此呢？在于儒臣的礼乐教化与当时社会症结基本不相干。

汉代政治发展至元帝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土地兼并和流民起义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儒臣的教化礼乐、帝王个人的恩惠仁慈，如何能够解决尖锐的社会矛盾？流民起义的根源在于土地兼并。

对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儒家的办法的办法除了要求皇帝应当节俭用度外，就就是讲一些正确而无用的废话，讲一些德政的大原则等等，根本没有具体的解决办法。

历史需要的是理性务实的精神，而儒臣们只有道德理想主义。儒臣们沉醉在大而无当的教化原则当中，对于现实政治中具体的问题却不屑讨论，或者不能提出讨论。

但是，对于能提出具体方案的能臣，儒臣们又指责其是为求功利的小人，破坏教化之风。

儒臣们面对着现实政治，空有理想主义的激情，却难以完成治国平天下的历史责任。

儒臣只能教条化地依据六经古典理想制定方针原则，而无法将其仁心变成切实惠及贫民的具体政策，这是历史的悲哀。

历史上好心办坏事的例子数不胜数，政治上的善必须要靠实际效果来界定，而非主观意愿。这要求脚踏实地的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政治智慧。

而汉代儒臣偏偏不懂这一点，只能守着六经圣典，背对着现实，提出应当之理而不考虑其实际效果。

再加上儒术独尊的时代文化氛围，儒生们视六经为世间唯一颠覆不破的最高法则和理论权威。

再加上，此时的儒生已经从在野派变成了执政者，进入官僚体系带给了他们丰厚的物质利益。

他们的身份已经变了，已经一屁股坐在豪强这一边了，所以汉元帝时期的儒臣对相当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熟视无睹，而避重就轻地强调道德的作用。

儒臣们在礼乐教化运动失败后，本应冷静反思理想主义的为政思路和政治实践能力问题。但

是儒臣们反而更加固守其道义理想，将社会混乱归因于汉家的失德。

于是，揉合了公天下和宿命论的“禅让说”开始高涨。所以当王莽以圣贤的面目出现在政坛上时，立即赢得了儒生们的真诚拥戴。

可惜的是，王莽作为儒家原教旨主义者的典型人物。当他以更狂热的激情全面实现王道理想时，反而带来的是生民涂炭的历史大灾难！

最终，历史给出的结论是，亡西汉者，儒生也！其实，又何止是西汉？我们在东汉的清议中，在北宋的王安石变法中，在明代的东林党中，都能看到汉元帝时期儒生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