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究竟被传承多少年？鲁昭公十七年

儒家文化究竟被传承多少年？鲁昭公十七年

谈到璀璨的华夏文明，聊到绚烂的国学文化，就难以避开影响中国达2000多年的儒家文化。那么儒家文化究竟被传承多少年呢？我们对此做个简单的算数，好在这个算数题不算难，儒家文化始于孔子，说孔子是奠基者，丝毫不夸张，这里之所以用奠基者而不是缔造者，是因为大家现在所谓的儒家文化已经与孔孟时期的不太一样，儒家文化在这2000多年经历过多次演变，如果拿一棵枝叶茂盛的遮天大树来做比喻，那么孔子的位置在树根，而粗壮的枝干、茂盛的枝条、翠绿的枝叶是后人浇灌而成的。

孔子出生于公元前551年（鲁襄公二十二年），确切来讲，儒家文化肯定不会在孔子出生那一刻就酝酿形成，多少要往后再推迟些年数，毕竟圣人也好、俗人也罢，作为人的生理规律不能被打破，就像小孩会走路要到1岁左右，小孩3岁前难学会写字。据史料记载孔子应在公元前525年（鲁昭公十七年）开办私人学校，招收学生，开启他“先世之师、万师之表”的圣人之路；能够佐证这个年线的另一个证据是，孔子说过“三十而立”，说的是他在三十岁的时候就可以立于世，并且这时孔子在社会上已小有名气，而孔子三十岁时对应的纪元年是公元前522年（鲁昭公二十年）。按照常态现象来看，名气自然要先有传播儒家思想发展的脉络，这个传播即开办学校、教书育人、宣扬思想；即便不能确定孔子开办私塾的具体时间，但大概率是要早于鲁昭公二十年的，但在此我们以上文的鲁昭公十七年作为开始。这一年之前，或许儒家文化已经在酝酿，但这个酝酿只发生孔子的脑子里，但这一年以后，儒家文化开始从一个人的脑子里开始发散，洒向了九州、洒向了大夫、洒向了民众。

明清时期，随着航海技术的发达，西方与东方的文化开始频频交融，然而这种交融主要还是发生在小范围内，这个小范围，包括交换商品的类目少、来华的西方人数小、国家之间政府的交往不够正式。所以，不论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还是后来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这些似乎都没有改变儒家文化在当时整个社会文化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要说到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何时开始丧失，这是一个比较难回答的问题，因为文化的界限很难划分，这是由文化是逐步演变的根本属性决定的；或许对于这个问题应该换个问法儒家思想发展的脉络，把儒家文化主导地位的丧失，换成儒家文化什么时候开始走下坡路，比如辛亥革命、清帝溥仪退位、中华民国建立亦或五四运动，都可以作为儒家文化逐步走向没落的标志，具体采用那个，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考虑这些历史大事件，相隔年数不大，我们简单以辛亥革命作为儒家文化主导地位的终点，因为辛亥革命的胜利标志着，以“三民主义”为代表的社会新文化、新理念、新思想，开始走向华夏，走向正统。至此，我们大致可以算出儒家文化累计传承2435年，接近2500年，我们好说华夏文明风风雨雨5000年，还说“五千年的风和雨，藏了多少梦”，而这背后最惊人的东西就是孔子开创的儒家文化，占据了5000年的一半，由此不必多说，我们也必须好好研究儒家文化，因为这是我们的过去，影响着现在，决定着未来。

那么近2500年的儒家文化史，究竟经历了什么样的发展脉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又各起着怎样的社会作用；以及儒家文化在演变过程，存在什么特点，不同阶段之间儒家文化存在怎样的联系。在《简评儒家文化》这本书里，我们将回答上述问题，并把每一阶段儒家文化的具体内涵、代表人物作深入研析，并对比儒家与其他诸子之间的联系。

从我们对儒家文化发展脉络的梳理来看，儒家文化大致经历四个阶段，分别为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时期、以贾谊董仲舒为代表的两汉时期、以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两宋时期、以王阳明及其弟子为代表的明清时期。以世界宗教的发展演变来看，儒家文化在后来的演进过程，算是比较中规中矩的，属于一脉相承、没有分支，不像其它的；如佛教从印度散发出去后，有藏传佛教、大乘佛法、小乘佛法；再如道教，后来也出现很多分支，如武当、全真、正一；亦如基督教，后来逐渐分为新教、天主教、东正教；而与基督、佛教同列为世界三大宗教的伊斯兰教，则在后来分支为逊尼派、什叶派。所以说，儒家文化算是世界宗教史上的一个特例，历经四次更新演变，没有出现教派的分支，这种特殊情况的出现，可能与儒家文化的核心理念有关系。

儒家文化的本与根，可以用“德”与“礼”两个字概括，起码在先秦时期是这样，那么这两个字代表着怎样的含义，“德”与“礼”这两个字表达了儒家所追求的社会治理理念与为人处事的准则，即儒家希望通过“制礼”来设定社会秩序，然后希望人能够“有德”、“尊礼”。当然儒家没有说由谁来承担“制礼”这项工作，他就是简单地复“周礼”，并到此就为止，孔子认为天下大乱、战火不断的根由是因为礼乐崩坏，所以孔子一生都在倡导复“周礼”，希望通过复“周礼”来重塑社会结构，实现社会的安定。我们较难确定的是，孔子有没有想过“周礼”本身是否是合理的，也不知道孔子是否想过谁来承担“制礼”这项工作（这是关乎社会体制的根本问题）。通过“礼”来划定社会秩序，这样的理念似乎并不错；对于社会来讲，必须树立一套秩序，树立社会秩序的方式无非就是“法”与“礼”，那么“法”与“礼”的区别是什么呢？这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法”与“礼”对人的约束力存在差异，违法则要受到惩罚，而违礼未必受到惩罚。春秋战国时的两则典故很能说明两者之间的差异：其一是秦献公之子公子虔，为太子太傅，商鞅变法时，因太子犯法，公子虔受刑，后因犯他法，公子虔受劓刑挖去鼻梁；其一是郑伯克共叔段于鄢，虽然后来共叔段还是被杀，但共叔段被杀之前的一系列违背“礼制”的事，均未受到直接的惩罚。

虽然现在建设法治社会属于各国之间的共识，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认定，“法制”优于“礼制”，而且从我们的判断来看，“礼制”的出现与社会实践要早于“法制”；而且在人类社会经验总结、积累不够充分的时候，很难实现“法制”，因为“法制”是对人们生活行为的具体规范，而当社会问题涉及到具体的事情时，其在推行时往往难度更大。此外，能够说明“法制”不一定优于“礼制”的两个佐证是：其一，秦国作为第一个实行法制的国家，在统一六国后，很快就因苛政猛于虎而被推翻；其二，三皇五帝时期、周王朝时期，在这浩浩荡荡的两千多年历史里，这些部落或王朝均实行的是“礼制”，而不是“法制”。儒家推崇的这些着重维持社会秩序的传统，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儒家文化在后期的演进过程始终保持着一脉相承。

儒家文化演变所经历的四个阶段，分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自面临着不同的社会问题与时代使命，这些为人民请命、为社会担责的先贤，举一人之力、奋斗终生，实现了他们的社会价值，完成了他们所处时代的历史使命，无论是这种精神，还是功业，都是我们后来人应该学习与传承的。

先秦时期儒家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孔子、孟子，孟子的出生时间是公元前372年，孔子的出生时间是公元前551年，两者相差179年，接近200年。分别代表孔子、孟子言行的《论语》、《孟子》，两者在内容上的差别是很大的：比如篇幅上，《论语》属于语录式的，《孟子》属于短篇文章；再如内容上，《论语》侧重观点，《孟子》是观点、逻辑并重，这些我们将在后文中具体详述；还有涉及面，《论语》的涉及面很广，比如说到做人“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说到时间“逝者如斯，不舍昼夜”，说到对友的态度“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而《孟子》很少有这方面的论述。

《论语》与《孟子》这两本书的这些差异，说明着孔子与孟子各自完成了不同的使命，孔子属于提出来儒家文化的基本观点，即“礼”与“德”，并用这种基本观点来观察社会的方方面面，然后感悟出很多人生的道理，然后留下了各个社会层面的经典语录，而这些语录基本都是导向“礼”与“德”。当我们看了《孟子》以后，突然就顿悟了，顿悟了《论语》与《孟子》的根本区别，《论语》只提出了儒学理念，而《孟子》则用具体的逻辑，解释了为什么要遵守这些儒学理念，比如梁惠王章节有这么个故事：

孟子去拜见梁惠王，梁惠王开口就直率地问，“老先生，千里迢迢的赶来，有什么对我国有利的高见吗？”，孟子就回答了，“为什么总要说利呢，只要说仁义就够了”，其后孟子接着说，“一个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能够杀死它国君的，一定是拥有千辆兵车的公卿；一个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能够杀死它国君的，一定是拥有百辆兵车的大夫；这些公卿、大夫拥有的未尝不算多，如果他们把 “利”放在“义”的前面，他们不夺国君的位置是不会满足的”，孟子然后总结到，“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与梁惠王的对话，就是在告诉并解释给国君，为什么要讲究“仁义”之术，而且《孟子》这本书，通篇都是类似的内容，以案例与逻辑告诉人们为什么要遵守儒家提出来的这些理念。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孟子对儒家学说的完善是居功至伟的，孔子开创了儒家学说，而孟子让儒家学说变成了体系。更直观来讲，孔子给予世人的是儒家的人生理念，而孟子给予世人的是儒家的思维方式，儒家学说从孔子走到孟子，代表着儒家文化从理念走向了实用。孔子与孟子的另一个差别在于，孔子周游列国十三年，并未获得足够的礼遇，也未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更没有留下孔子与周游列国国君之间的对话，而孟子却留下与很多国家国君之间的对话，由此我们也可以窥见孔子与孟子对儒家文化在贡献上的差异，从《孟子》这本书里，我们可以隐约窥视到孟子当时的社会影响力是比较大的，比如孟子见过梁惠王、梁襄王、齐宣王、滕文公（滕国国君）。

两汉时期是儒家文化继先秦时期后的第一次演变，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贾谊、董仲舒，尤其以董仲舒为代表，董仲舒奠定了儒家文化的社会主导地位，考察这一时期，这些大儒的思想是有助于我们认知这一阶段儒家文化的演进历程，以及儒家文化趋于了何种方向。贾谊的代表作有《过秦论》、《论积贮疏》、《陈政事疏》，董仲舒的代表作是“天人三策”，贾谊出生时间是公元前200年，董仲舒出生时间是公元前179年，按照年龄来算，孟子出生时间是公元前372年，贾谊比孟子晚172年，董仲舒比孟子晚193年，同是接近200年。

儒家文化从战国后期开始，到汉朝景帝、武帝朝之间的这段历史，属于儒家文化的沉默期，秦国自秦孝公以来就崇尚法制，秦始皇扫六合后，以李斯为丞相，而李斯也是典型的法家弟子。秦灭汉立，汉初面对社会的百般凋零、满目疮痍，以及出于维护自身的统治的稳定，汉初历经刘邦、吕后（刘盈）、文帝、景帝，都贯彻了与民休息、轻徭薄赋、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这段时间，这些儒者在干什么，历史没有去记载，自然是因为觉得他们不重要，但这段沉寂期结束后，历史告诉我们，儒家只是沉寂，不是消失，他们带着耀眼的光环将再度复归，而且这次复归让他们的光环更加炫耀了。

两汉时期的儒家有两大变化，是孔孟时期所没有的：其一，孔孟时期的儒家，社会处于四分五裂、战争不休、国家不统一的状态，而两汉时期的儒家早已经适应大一统的社会体制，从《论语》、《孟子》来看，孔孟强调的是“德”、“礼”、“仁政”，几乎不谈或者总是回避国家统一的问题，或许是因为孔孟复“周礼”，自然他们心目中就认为周天子是天下共主，而没有想过有其他国家可以取而代之；其二，孔孟时期的儒家，几乎很少有儒者进入国家的权力中枢，而汉景帝朝，尤其汉武帝朝后，儒家学者同时也登上了政治舞台，进入了权利决策中枢。这种时代与角色的变化，似乎已经决定儒家文化的演进方向，贾谊说“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董仲舒谈“天人感应、三纲五常”，这些变化，说明这些儒学大家开始把思维转向国家统一、国家治理的具体方法，开始构建以“德”、“礼”、“仁政”为基本框架的治国理念。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两汉时期儒家文化的演变，实现了儒家从社会理念的倡导者向实施者的转变，从两汉以后，儒家文化不仅成为社会的主导文化，儒家的学者更成为了国家权利的掌握者，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者与实施者，这种转变让儒家文化更多地向国家统一、稳定的方向演进。

两汉时期结束后，迎来了儒家文化的第三个阶段，即崛起于两宋时期的新一代儒学“程朱理学”，“程朱理学”将儒家文化推向了新的历史高度。孔孟时期的儒家学说在于倡导以“德”、“礼”、“仁政”为基础的社会治理与国家管理理念，侧重于理念；两汉时期的儒家学说在于建立一套以“德”、“礼”、“仁政”为基础的社会治理与国家管理的框架，侧重于实践；而两宋时期的儒家学说，则逐步演变为社会的行为准则，侧重于教书育人、圣贤典范、勤学内修，倡导“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程颢程颐从师于周敦颐，周敦颐是宋朝儒家理学思想的开山鼻祖，他出生于公元1017年，距离两汉时期的董仲舒1196年，近1200年。唐宋以后，各种文化流派开始流入寻常百姓家，这为儒家文化的第二次演变创造了必要的社会背景，随着寻常百姓对知识、文化的渴望与需求，自然需要寻找一套普世的社会价值观，来满足这种渴望与需求，在此背景下，“程朱理学”开始兴起、传播、繁盛。那么这些理学家，到底都做那些事呢？

第一件事，把《中庸》从《礼记》里独立出来，把《大学》从《小戴礼记》里独立出来，之所以要把这两本书独立出来，是因为这些理学家要提升《中庸》、《大学》的社会地位，我们只要简单看看这两本书里写的什么内容，就会明白理学家为什么要这样做。《中庸》是一部论述人生修养境界的道德哲学专著，比如里边把“诚”看作是世界的本体，认为“至诚”是人生的最高境界；还说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亦说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大学》这本书讲述的是人生哲学，谈的是社会价值观与教育观，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三纲领、八条目，三纲领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庸》、《大学》在于告诉人们内修的方向，而理学家把这两本书独立出来，也基本确定了理学家对儒家文化的演进方向，以及“程朱理学”时代的儒家文化与先秦、两汉时期儒家文化的差异所在。

第二件事，弥补了先秦、两汉时期，儒家文化在哲学领域的缺失，比如先秦、两汉时期，儒家以社会秩序与稳定为主要论述方向，没有论述过世界是怎么构成的。“程朱理学”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起源，认为理构成了这个世界的本质，构筑了社会的运行规律，并提出理学的天理是道德神学，首次把儒家文化定义到了哲学层面，把儒家道德作为了社会运行法则的理，这一下就把儒家学说抬到了定理的高度，成为大家应该遵守的法则，而不是动不动就质疑或者向否认掉它。

第三件事，确立了“四书五经”的社会地位，“四书”即《孔子》、《孟子》、《中庸》、《大学》，“五经”即《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四书”被理学家称为小经，“五经”被理学家称为大经，先读“四书”后读“五经”，把小经作为研读大经的阶梯。元明时期的科举制度，从侧面印证了，“程朱理学”后儒家的社会地位，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元仁宗时，明确规定《孔子》、《孟子》、《中庸》、《大学》作为科举用书；明代科举考试规定，乡试、会试头场必考八股文，而八股文以四书五经中的经文作为题目。所以，自理学之后，儒家学说成为了天下士子的必读之物，儒家学说也完成从官学到民学的演化。

明朝中叶，儒家文化再度出现一次演化，但这次演化与前两次不一样，两汉、两宋时期的演化，儒家学说在内容与主体思想上都发生较大变化，而这次演化并没有内容上的改变，而且这次演化，更多应该归结为对“程朱理学”的修正。或许用修正这个词并不准确，由陆九渊、王阳明及其弟子发起的这次革新，在更确切的意义上讲，只是提出一种新的内修方法，并没有改变“程朱理学”所倡导的儒学内涵。

王阳明认为格物致知这种内修方法或者说逻辑顺序是不对的，这里边还有个知名的典故，“守仁格竹”，王阳明为了实践理学家提出来的格物致知，有一次他下定决心要格一格，希望格出来点道理，结果在院里格了七天七夜的竹子，什么都没有发现，还把自己累倒了，生了一场大病。王阳明生于1472年，距离周敦颐455年，距离朱熹342年。那么王阳明倡导什么样的内修方法呢？他倡导从心开始，“心即理”，这个理和理学家的理是一个意思，理学家主张从格物开始修“理”，即通过学习、实践的方式，王阳明主张从心开始修“理”，王阳明认为只要我们有一颗“致良知”的心，那么就可以尽修“天下理”。

那么王阳明怎么定义良知的呢？王阳明在传习录里这样说，“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四句话代表着人的四个阶段，即人初始时是无善无恶的，随着成长心中出现各式善恶的意念，当人能够区分善恶的时意味着良知开始出现，然后是通过为善去恶的格物方式，修炼一个良知纯粹的心。这四句话同时说明了，王阳明在内修上的逻辑，即要能够先知善知恶，树立善恶的标准，然后把心向善的方面修，具体到修的方式上，是通过格物的方式儒家文化究竟被传承多少年？鲁昭公十七年，一件事一件事修。这种内修方法的代表是曾国藩，曾国藩为修身是下过一番苦功夫的，曾国藩每天都要做日课，就是反思自己一天那些地方做的不对，那些地方做的不够好儒家思想发展的脉络，都要一一列举出来，然后好好反思、总结，尽量在以后不犯同样的错误。

理学家讲求的是先格物，后求理，然后守理；心学家讲求的是先立标准，后格物，格去不善的心，留下一个善的心。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看待，理学家向心学家的这个演进呢？“程朱理学”属于对儒家文化的一次重塑，在后边的程朱理学章节，我们将具体讲为什么说“程朱理学”属于对儒学的一次重塑。理学家在对儒家文化进行重塑时，是依靠什么方式呢？依靠实践的、格物的方式，即通过实践来重新思考儒家文化里的合理部分，以及符合“天理”的部分，这种探索自然要依靠格物致知的方式，自然要把格物致知作为首选方法，格物致知本身就是一种通用、符合人类认知的学习方式，所以理学家提倡格物致知，与当时的时代有一定关系。

到三四百年后的王阳明，理学家所倡导的“天理”，已经深入人心，社会范围内的善恶标准已经普遍确立，王阳明不要需要再去讨论，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在整个《传习录》里王阳明要么不谈“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问题，要么就是回避这个问题，这一点与孔孟时期，孔孟不谈“谁来制礼，周礼是否合理”这些问题，如出一辙。做个假设，如果没有“程朱理学”倡导出来的“天理”、倡导出来的道德标准、倡导出来的善恶标准，那么“致良知”可能就是一句空洞的话，因为在没有善恶标准的情况下，人人各执一种善恶标准，那么何谈“致良知”呢？如在“孝”的标准上，若有人以“冬温夏凊，出告反面”为孝，有人以“己温己凊，己便己利”为孝，那天下关于什么是孝的行为就会大乱，所以说心学家的思想是以理学家倡导的“理”、“德”为基础的。也正是因为有这个基础在，所以心学家不用去思考求证的问题，可以直接拿来用。心学家面临的社会背景是，如何让理学家倡导的“理”与“德”融入人心，而不是去求证社会需要什么样的“理”与“德”，这种历史社会大背景的差异，决定着心学家的内修逻辑是先立善的标准，然后是格物去恶。

在本篇序言里，我们大致论述了儒家文化的发展脉络，以及各个阶段儒家学说的核心观点，整体来看，儒家学说越来越完善、体系化，但在导向上却是越来越窄。如孔子是各个社会层面均有论述，孟子将论述限在了“仁政”的范围内，两汉时期是对“仁政”理念的具体化，这两个时期，多多少少儒家学说是以社会秩序为导向的，算是一种开放的眼光，这个时期儒者写的文章也是流传千古，也没有那么迂腐，所以后世说“文必秦汉”；而“程朱理学”则转向了，内修与教育，儒者那种以社会治理为己任的价值观越来越弱，到王阳明心学则完全转为了内修之学。儒家文化的这种演变儒家文化究竟被传承多少年？鲁昭公十七年，是值得我们研究的，这有助于我们了解自己的思想，有助于窥探文化演变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