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齐勇：死亡哲学是人生哲学的深化和拓展

郭齐勇：死亡哲学是人生哲学的深化和拓展

死亡哲学是人生哲学的深化和拓展

文 / 郭齐勇

向各位介绍一本书《死亡哲学》，90年代初在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最近北京大学出版社又再版，是极有价值的书。

死亡是一个斯芬克斯之谜。自从有了人类关于死的恐惧、悲哀、困惑、反思和各种方式的处理，生死问题成为人类心灵、民俗和文化的经久不衰的课题。段先生讲，死亡哲学其实是人生哲学或者生命哲学的深化和拓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只有具有死亡意识的人，才有可能获得人生的整体观念和有限观念，因而克服世人难免的怠惰、消沉，萌生出生活的紧迫感。

死亡的意义或价值问题，说透了，它是一个赋予有限的生命以无限的永恒的意义和价值的问题，因而归根到底是人生意义和价值的问题。柏拉图说“哲学是死亡的练习”，叔本华说“死亡是哲学灵感的守护神”，雅思贝尔斯说“从事哲学就是学习死亡”。我们的《易传》讲“原始反终，固知死生之说”，这也是一种高明的见解。中国文化尊重生命、尊重天地之间、宇宙之间有一个伟大的精神生生不息，中国文化华夏族群的文明也是生生不息。在这个背景之下，他正视死亡，因而强调只有超越、消解死亡，才能最后达到人与天地万物同体的境界。王阳明的《传习录》讲的是，如果我们对生死念头看的透、看得破、透得过，我们这个心之全体才是流行无碍的，这才是儒家所谓尽性致命之学。

西方在文艺复兴时代、在启蒙时代有很多的哲人，他们的反思是，人生不再意味着忍耐、受苦、消极无为，而是可以依靠自己设计，过得生气勃勃、轰轰烈烈、奋发有为。这是面对死亡，反省了生命的个体性和有限性，才给生命以内在的价值，这就是所谓“借死来反观生，以生来界定死”。人类的生死观在启蒙时代以后发生了质变，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说：“假如精神害怕死亡，他就没有勇气直面自己的应当被否定的方面”，他说“所谓承担死亡，就是不要害怕死亡，也不要躲避死亡，而要敢于去否定自己应当被否定的方面，不管自己经受怎样的风险和精神痛苦也在所不辞”。黑格尔所说在“死亡中得以自存”，他所强调是，通过自我否定，求得自己更大的生存和发展，因为人最难战胜的是自我。其实老子哲学也讲到如何战胜自己，不断超越自身、回归自身，不断否定自己、实现自己和认识自己。

在西方死亡哲学中，自由的原则和个体性的原则，是死亡意识向生命意识、道德意识和文化意识转换的枢纽。我们界定的自由，有政治上的、社会学上、美学上的，有哲学上的各种关于自由的定义，但是所谓的自由其实也是一种被限制。孔夫子尚且说“从心所欲，不逾矩”，无论我们如何界定个体，它都离不开社会群体。康德强调的自由是道德的自由，那是自己跟自己下命令。康德提出“自由人自己选择去死”这样一个死亡哲学的重大命题，他强调的是意志自律。康德给自己写的墓志铭说：“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他说道德的自由总是自己决定自己，而不是别人，不是他在的力量决定自己。这种所谓意志自律，并不是一种张狂的自由，而是在道德层面上，自己如何去选择是道德的行为还是非道德的行为，这样一种自己决定自己的自由。而在社会层面上的自由，又是不逾社会规矩的。所以康德哲学讲，我们如何要求人们，把死亡方式的选择，自觉建立在超乎于个体的普遍利益和普遍道德准则的基础之上，这是两方面的统一。

黑格尔对人格提出了一种颇具特色的解说，他说：“一个不曾把生命拿去拼了一场的个人，诚然也被承认为一个人，但是他没有达到他之所以被承认的真理性作为一个独立的自我意识”。也就是说：他不仅承认生命的自我否定，尤其要承认在启蒙哲学中所非常肯定的我们，如何去拼搏、如何去实践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他所强调的是近代启蒙以后的人的一种主体性的张扬。以上是段教授的书的要点。

儒学的生死关怀及其当代意义

现在我们谈谈儒家文化中有关生死的关怀以及它的当代意义。这是我的学习体会。

儒家的生命意识、死亡哲学的第一个方面是“尊重生命”。孔子讲“未知生，焉知死”；“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当时他的门徒中，子路非常好勇，他经常告诫子路要尊重生命，不要暴虎冯河，不要去无畏地牺牲。子路最后是死于卫国的内乱，孔子听说他去了，就知道他可能回不来了。子路被人乱箭射了以后血流满面，死之前他还端正了自己的帽子。孔子讲的“未知生儒家生命哲学，焉知死”，其实是说中国文化、中国哲学更加重视的是“生”，面对生，如何实现生命的意义，不要轻易的去消耗掉自己的生命。

战国的时候，刺客轻生成为一种时尚，孟子为当时人戒，指出“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勇”不是去拼死，可以死可以无死，我们不要轻易地牺牲生命。他甚至告诉我们，知命者不站在危墙、危岩之下，因为会坍塌。《孝经》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郭齐勇：死亡哲学是人生哲学的深化和拓展，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周易·系辞传》讲“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周易”之“易”，一名而含三义：变易、不易、简易。天地万物一体的易道、变化之道，变化之中又有不变的原则，这个原则又很简约，所谓《周易》是有变易、简易、变易之中有不变易的原则的意思，这就是古代哲人所体会的天地、宇宙、乾坤、山河大地，草木鸟兽生生不息的这种过程。天，乾元之德，是大生之德；地儒家生命哲学，坤元之德，是广生之德。而人，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是说学习天德天道和地德地道的品格，我们的创造性才可以和天地的创造性相配合、相媲美。我们效法天地、德配天地、弘大天性，来全面发挥人的秉性和潜能，就自然有一种周易所昭示的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这是儒家珍重生命、主张积极人生的传统。同时，要有承顺性，被接受性，又要宽容大度，包容各种人，这叫“厚德载物”。

《中庸》讲：“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是说，圣人能够把天下的这种真实无妄的“诚”的精神发挥出来，充分实践天赋给人的各种各样的秉性，不仅尽我自己的本性而且尽他人之性、尽他物之性，帮助他人、他物来畅顺地发挥自己的本性，这样，人就可以和天地这种生生不息的化育万物的这种精神相配合，人就可以参与、帮助天地的生生不息的演化和养育万物郭齐勇：死亡哲学是人生哲学的深化和拓展，那么人的地位就可以和天地鼎足而三了。这是《中庸》所阐发的一种哲理。所以在儒家看来，宇宙和人生的本质属性是生生不已，变动不居，不守故常，日新又新。儒家所主张的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参与现实的生活，特别是我们如何用参与现实、用我们的道德生命来回应天地、父母的生生之德。

从每一个个体来说，儒家的主张是，我们如何把守成和创业、动和静、本性和欲望、生和死，统一起来。所以《周易》的易道、孔子学说的仁德仁体，它有创造精神的一面，有进取的一面，在变动中、在实现生命价值、在“开物成务”的各种社会活动中保持自己的本性，保持刚健精神，不沉溺于声色犬马的物欲，不要心里有种种挂碍、其他的追求。所以儒家主张，通过正视生来正视死，“未知生，焉知死？”儒家用强烈的生命意识来通透死亡意识。孔子讲：“朝闻道，夕死可矣。”我们一旦有了一种生命的志向，哪怕是早上听到了我们无穷追索之中的这个道，晚上去死，都是值得的，他讲了一种无穷的追求。孔子讲“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孟子讲“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孔子在水边咏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人要向水的品格学习，与时偕行，与时俱进。

儒家的主张，是用生命的意识来界定死亡的意识，用积极热烈的人生实践来省视生命的有限性，来赋予有限的人生以无限的价值和意义。我们尊重生命，所谓生命可以区分为精神生命与物质生命。没有物质生命就没有精神生命，两者不可分割，所以我们尊重物质的我、肉身的我。然而没有精神生命，人无异于行尸走肉，生活就没有意义，所以我们更尊重精神的我、人格的我。

儒家的生命意识、死亡哲学的第二个方面是“死而不朽”。过去有所谓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再次有立言。”立德是最根本的，是否成就功业，要靠外在客观环境，但立德更重要的是个体性，靠主体自身，至于著书立说、立言，是最后的，但这三种都叫不朽。所以儒家坚持独立的人格，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苟且偷生，也不和恶势力同流合污。孔子讲：“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不要求取自己苟且的生命而伤害了仁德，甚至可以用生命来成仁取义。他讲：“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作为君子，有道之人，没有在吃完一顿饭之间这样短的时间内违背仁德。“造次”是仓促匆忙，“颠沛”是流离失所。无论是仓促匆忙的时候，还是流离失所的时候，作为君子，也不会违背仁德。曾子讲：“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都是长期以来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所实践的道理，死而后已的这种精神。

孟子讲，作为“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他讲：“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命很宝贵，我们当然希望活着，道义也是我们所向往的，但是在民族、国家的大义、大是大非需要承担的时候，舍生而取义。他说：“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活着是我想要的，但是我所想要的还有比活着更重要的价值，所以我不要苟且偷生。死也是我所厌恶的，但是所厌恶的有更甚于死者，所以就害怕在最后的关头不能闯过，不能够舍生取义。荀子讲“人之所欲，生甚矣”，人的欲望中“活着”是很大、很重要的欲望；“人之所恶，死甚矣”，但是“人有从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我们在面临最后大义的选择时，需要生命的承担。所以在传统文化中，保持气节和操守成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从苏武牧羊则文天祥、史可法，历史上志士仁人都是这样做的。

曾子讲：“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孟子讲：“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荀子讲：“从道不从君。”文天祥讲：“时穷节乃见”，“生死安足论”，“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古人读圣贤书，所为何事呢？不是为了苟且偷生，他一定是要有尊严地活着，死得其所，活得其所。所以孟子讲：“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尽道而死，是正命；至于为非作歹，犯罪了判刑而死，那是非正命，不是一个人正当的、正常的命运。所以，儒家生命的价值转化为死亡的价值，生命的承担转化为死亡的担当。不应害怕死亡而偷生，不因威胁利诱而苟活，生命通过死亡得以延续，人生由有限变为无限，个体自由和人格独立得到最大的发挥。《左传》里多次提到死而不朽，死且不朽，死又何求？《论语》中也讲到，死而无悔，死而后已，士可杀而不可辱。《孝经》里面讲到：死生之义。所以儒家绝不逃避死亡，以自己的价值观追求死而不亡。

儒家生死智慧的第三方面是“存顺没宁”。宋代有个伟大的思想家张载，他讲：“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还有一句话是说：“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儒家生命哲学，吾顺事；没，吾宁也”。活着我顺从（天地乾坤父母的）事理，死了我很平静安详，因为我无愧于天、无愧于人，心安理得，所以我活着很顺，死了很安宁。《易传》里面讲：“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它讲的是原始而知生，最后求其终时，就知道死的意义。这是孔夫子跟子路讨论的时候，直接说的意思，尊重生命，也尊重死亡。

王阳明说，做学问的功夫，对于一切声色名利和嗜好，都能摆脱殆尽，再通过一个最后的关头从生命的本根上去领会，才能达到见得破，透得过，这才是流行无碍的生命之归宿。

所以儒家的人生设计，既是生气勃勃、轰轰烈烈、奋发有为，又毫无粘滞、毫无牵挂的做到达观的态度，这就是所谓以出世的精神干入世的事业。其实每一个人都要有这样一种精神，这种生死态度既有壮怀激烈、视死如归的一面，又有恬淡无欲、安静平宁的一面。这与那种惧怕死亡、不敢直面死亡的恐惧心态不同，又与那种耽于声色、及时行乐的游士心态不同；既与那种消极无为、怠惰保生的逃世心态不同，又和那种斤斤计较于功名利禄的执着心态不同。儒家的人生设计具有一种张力。

儒家生死智慧的第四方面是“慎终追远”。《左传》讲“慎始而敬终”，慎重地对待生命的开始，严肃认真地对待先人的死亡。《尚书》讲“慎终于始”，“慎厥终，惟其始”。曾子讲：“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谨慎地对待我们先人的死亡、父母的死亡，追怀远祖，老百姓的风俗就归于厚朴了。所以中国文化，儒家，有祭祀的传统，有认真对待先人父母前辈的死亡，这样一个很大的传统礼仪。儒家重视孝道，也就是肯定了生死转化代谢中的死而不亡问题，儒家通过血亲种族的延续，来“继志述事”，延续其精神，光大其事业，是文化生命的传承。儒家的孝道不是狭隘的，不只是族群的延续，不是只重视传宗接代，更重要是一种人文事业、文化生命的延续。

儒家非常重视教育、重视师生的关系，师生这一伦是非常重要的，它强调的是文化事业和文化生命的传承。所以儒家的死亡意识向生命意识、道德意识和文化意识转化，有限的个体人生向无限的群体人生转化，它是有一个生生不息的自己的文化系统。后人帮助先人自然安宁地接受死亡，并获得临终的尊严，而且祭奠追念死者的德懿，体悟生死的终极意义。孔子讲：“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父母活着的时候，要按礼侍奉他们；父母死了，要按礼安葬他们，而且经常去祭祀、纪念他们。这反映的是一种人文式宗教的信念，也昭示了人的归宿感，强调了以人性化的方式来料理后事。

儒家生死智慧的第五方面是“天道性命一体”。儒家的终极关怀具有天命的根据和冥悟体认的宗教性格，他的天命之道是生命和死亡意义的价值源头。儒家彻悟生死和在精神上超越死亡的根据，是天道、天命的信念以及对人之所以为人的规定----天赋的仁义礼智信这些道德心性的尊重。天道和人道、天道和心性的贯通，表明儒者对于人世间、对于俗世生活的肯定，在俗世关怀的背后，它其实是有深刻的、超越的、形而上的关怀，也就是终极的最后的关怀。所以儒者以天下为己任，儒者有救民于水火之中的信念和救世献身的热忱，尤其他们至诚不息、虔敬无欺地尽心知性、存心养性，来事奉天地精神。孟子讲“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短命也好，长寿也好，我们都修身养性以待天命。这种安身立命之道，其实在儒家的俗世的学说里面体现出了终极性的宗教品格。所以儒家的使命感、责任感、“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死且不朽”、“死而后已”、“朝闻夕死”的忧患意识和力行实践精神，都具有宗教性的、超越的、天道天命的源头在背后支撑。

最后，我们讲讲儒家生死观的当代价值。现代人的精神安顿成了问题：生活的无意义感笼罩着新生的一代；人们的心灵缺乏滋养，生命缺乏寄托；临终的精神关怀缺乏；现代工业化的料理后事方式缺乏人性化，更使临终者惶恐不安，不能够从容不迫、具有人性尊严地承担死亡。那么我们即使检讨现代科技文明本身，就能够代替现代人思考生死的意义和价值吗？我们在重症监护室看到亲人、朋友、长辈、老人、病人那样的状况，其实我们心里非常不安；每次去殡仪馆送走亲朋好友或师长，也是觉得一方面受到心灵的洗礼，另一方面有很多惶惑不安的感觉。

儒学的安身立命之道，如果在现代社会中加以创造性的转化，就能够丰富我们今天的生活，使我们活的更好，活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儒学可以提升我们的人格，活化性灵，解脱烦恼，缓冲现代人内心的紧张，超越生死的执著，复活人文理想的追求，使人真正过着人的生活。

儒家的精神对于今天社会人生的一些负面问题，比如环境破坏、道德失落，能够起到治疗和拯救的作用，尤其是对人性和人心的安立，肯定会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其实儒学根本上是教我们如何做人，明了生活的意义。去年的汶川大地震，使全中国、全世界的华人，都有了一种慈悲心、仁爱心焕发起来的感觉。看到那些被地震吞噬的生命，我们心里非常难过，所以大家奉献爱心。另一方面，去年的毒奶粉事件令我们反省，假如我们都只是经济动物、只会唯利是图，我们何以面对列祖列宗和子孙后代？

儒学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主干，在现代社会的创造性转化中，它应该如何帮助我们进行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建设，以实现理想的美好社会？儒学其实可以克服一些我们人文精神的失落、民族素质的弱化和教养的消减。人是需要教育的，是需要教化的。这种教化不是说教，不是教条主义地灌输，而是从小养成的，是家长与师长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浸润而成的，从我们的蒙学读物、四书五经、老庄、佛经里逐渐修习，慢慢养成的。

通过我们对儒释道基本经典的解读，能够使得我们获得安身立命，获得一种恬淡、平宁，同时又积极有为参与现代生活的精神境界。

本文节选自《谈生命与死亡的智慧》为作者2009年9月11日在佛山市图书馆的演讲，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