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话西游》《仙兴》与《西游记》关系密切

《大话西游》《仙兴》与《西游记》关系密切

《西游记》《大话西游》的解构《》出版以来大话西游佛家思想，小说、戏剧、电影和电视等电影继续出版。相比之下大话西游佛家思想《大话西游》《仙兴》与《西游记》关系密切，他影响较大大话西游佛家思想《大话西游》《仙兴》与《西游记》关系密切，与《西游记》关系密切。明末清初董先生创作的小说《为你们讲》和香港现代电影明星银行音乐星银行音乐旅行的现代浪漫剧《大话西游》。他们对《仙兴》的创作产生了创造性的看法。一、 《西游记》补编和《袋龙西游》分析了《西游记》(一) 《大话西游》情节结构分析《西游补》共十六回,第一回和第十六回写唐僧师徒四人的现实生活,中间十四回乃孙悟空经历的梦幻之境,叙述孙悟空在“三调芭蕉扇”之后,被鲭鱼精所迷,渐入梦境,在虚幻的梦境中见到古今之事,而自身则忽化美女,忽化阎王,最后被虚空主人唤出。梦境有三种,即“青青世界”、“古人世界”、“未来世界”。“青青世界”是新唐和小月王所在的世界,代表着梦中的现在世界,即梦中的现实世界,在此,孙悟空看到了师傅唐僧在小月王处结了亲,并做了新唐天子的杀青大将军挂印出征,猪八戒、沙僧被唐僧遗弃,孙悟空自己做了丞相,娶了标致的夫人,有了五个风华正茂的儿子;“古人世界”代表着过去的世界,在这里孙悟空为寻找秦始皇的“驱山铎”遇到了绿珠女子、西施夫人、丝丝小姐等,而自己变成虞美人与项羽成亲,追叙秦汉风云,中途又过女娲门前,再去轩辕家闲话;“未来世界”即历史上未曾有过、现实中尚未有过的世界,在未来世界中,孙悟空被推为代理阎王,审判卖国奸臣秦桧。

《大话西游》共有两个部分,即《月光宝盒》和《仙履奇缘》。《月光宝盒》讲述唐僧以自己的生命换取孙悟空转生人世,五百年后的凡人孙悟空即至尊宝得到能够带他进入时光隧道的月光宝盒,借助月光宝盒他知道自己在五百年前曾辜负白晶晶与自己的一段婚约,并知道白晶晶的自杀之谜,但至尊宝无法相信也不承认这段历史。《仙履奇缘》接着叙述至尊宝遇到白晶晶的师傅盘丝大仙紫霞姑娘,两人产生感情,牛魔王欲强娶紫霞为妾,至尊宝为了找回月光宝盒要娶牛魔王之妹香香为妻,后在如约与白晶晶成婚之时,经过菩提的启发,至尊宝终于明白婚约的无谓、情感的无奈、人世的悲哀,遂决意皈依佛门,成为《西游记》中意志坚定的大圣孙悟空。《西游补》和《大话西游》在情节上都有意无意地表现出后现代主义倾向的艺术特征。无论《西游补》还是《大话西游》,其情节都相对独立,与小说原作《西游记》的情节框架大异。《西游记》的叙述主线是孙悟空大闹天宫和西天取经途中的除暴惩恶。《西游记》问世后,续作很多,除了《西游补》、《大话西游》外,古代则有《后西游记》、《续西游记》、《东游记》、《南游记》、《北游记》等,现代则有《西游新记》等,但这些作品大多要么按照《西游记》既有情节继续写孙悟空的除妖,要么模仿《西游记》的原有故事框架写八仙或华光或真武祖师等的经历,惟有《西游补》、《大话西游》例外。

《西游补》的三大幻境真真假假,扑朔迷离,在三大幻境中,孙悟空不再是明察秋毫、无所不能的大圣,他对眼前的种种幻像既毫无判断力,又无所适从,而唐僧则不但接受世俗社会的功名利禄,而且享受人世间的食色,这与《西游记》的线性结构完全不同。如果说,《西游补》情节安排的后现代性是在无意识状态下完成的,那么,《大话西游》使用后现代主义常用的“拼贴”、“戏仿”等手法,恐怕便有有意演绎后现代主义之嫌。《大话西游》利用月光宝盒,让孙悟空/至尊宝不断穿梭于历史与现实之间,造成时空快速切换的超级蒙太奇效果,在细节刻划上又不断出现违背日常生活逻辑的表演,形成黑色幽默,这也不是《西游记》原有情节所能允许的。(二) 设置无所追求的主题关于《西游补》的主题,作者董说曾作自问自答:“问:《西游》旧本,妖魔百万,不过欲剖唐僧而俎其肉;子补《西游》,而鲭鱼独迷大圣,何也曰:孟子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p.1)在董说看来,原作《西游记》旨在除恶,而其《西游补》则用梦境的形式铺叙孙悟空因感于世俗之情而幻化的“鲭鱼世界”以及其历幻的过程,旨在展现孙悟空的“妄心”、“放心”。董说指出:“四万八千年俱是情根团结,悟通大道,必先空破情根;空破情根,必先走入情内;走入情内,见得世界情根之虚,然后走出情外,认得道根之实。

”(p.1)嶷如居士也指出:“千古情根,最难打破一‘色’字。虞美人、西施、丝丝、绿珠、翠绳娘、萍香,空闺谐谑,婉娈近人,艳语飞扬,自招本色。”(p.1)梦境即魔境,“行者第一次入魔是春男女;第二次入魔是握香台;第三次入魔最深:至身为虞美人;逮跳下万镜楼,尚有翠绳娘、罗刹女生子种种魔趣。盖情魔累人,无如男女之际也。”(p.3)《西游记》中孙悟空离开五行山随唐僧西天取经,不是出于自觉自愿的需要,而是被迫无奈,否则被压在五行山下永世不得翻身。而《西游补》中孙悟空的走入情魔与走出情魔,是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行为,这样其西天取经的道路才会走得异常坚定。这样的主题,也被《大话西游》采用。大哲学家尼采说过:“人必须有所追求,人宁可追求虚无,也不能无所追求。”当然,《大话西游》不属于“无所追求”一类,但《大话西游》的“有所追求”常被人们以“品位太差”来认定。其实,《大话西游》与《西游补》对《西游记》主题的解构异曲同工。《大话西游》中孙悟空的克星既不是与之倾心相恋的紫霞,也不是与之早有婚约的白晶晶,而是一心要点化他的师傅唐僧。正如唐僧所说:“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别人看不穿。”唐僧用激将法,对孙悟空婆婆妈妈,叽叽歪歪,这种终日无始无终的说教就是要把孙悟空逼上绝路,要把他天性中的叛逆和狂妄的兽性全部逼出来,然后让他去承担最坏的结果,如观音的镇压、天庭的放逐、为所欲为之后的孤独等等。

在承担所有惩罚的过程中,让他自己去分辨善与恶、慈与悲、高尚与自私,在大彻大悟之后,孙悟空才能真正斩断尘缘,皈依佛门。至尊宝用月光宝盒一次次寻找白晶晶自杀之谜也好;用它回到五百年前的水帘洞也好;为了它去欺骗也好……所有的一切无非是在暗示至尊宝:你想做的都做到了,然而那又怎么样呢你还不是像紫霞一样只猜到了“七彩云”的开始,却无法猜到“生死两茫茫”的结局就算你找到了这一生中最爱恋的人,那美丽谎言中的一万年期限你还不是一样不能持守让孙悟空有了一段痛苦的情感经历之后自彻自悟,然后坦然上路,比《西游记》更可信可爱。(三) 《大话西游》语言的反串性《西游补》人物的语言个性不仅与原作《西游记》大异其趣,甚至完全相反。唐僧在《西游记》中不言声色,而在《西游补》中为了眷恋翠娘的温柔乡,谆谆告诫沙僧和八戒极力阻挡孙悟空,“叫他千万不要到青青世界来缠扰”;(p.65)《西游记》中孙悟空语言调皮、尖刻,而《西游补》中孙悟空却做起秀才文章,写成洋洋洒洒的一大段“送冤”文字。原本严肃的语言变得滑稽,而原本滑稽的语言又变得十分严肃。《大话西游》的语言解构更为突出,给人们的印象也最为深刻。《大话西游》除了因受香港世情片的影响而比《西游补》多了不少的穿帮笑料外,还有大量的反串性语言,如观音要求唐僧对孙悟空严加管教,唐僧说:“唉,那个金刚圈尺寸太差,前重后轻,左宽右窄,他带上之后很不舒服,整晚失眠,会连累我嘛!他虽是个猴子,可是你也不能这样对他,官府知道了会说我虐待动物的!说起那个金刚圈,去年我在陈家村认识了一位铁匠,他手工精巧,价钱又公道、童叟无欺,干脆我介绍你再定做一个吧!”完全不同于《西游记》中唐僧对孙悟空的严厉态度。

《大话西游》语言又有不少洋泾浜现象,如至尊宝说:“I可服了YOU”,“LOOK”,唐僧深情地演唱经过中文改编的歌曲“ONLY YOU”,等等。此外,《大话西游》一方面反对“宏大话语”,语言有意琐碎,如唐僧:“你想要啊悟空,你要是想要的话,你就说嘛,你不说我怎么知道你想要呢虽然你很想有诚意地看着我,可是你还是要跟我说你想要的。你真的想要吗那你就拿去吧!你不是真的想要吧难道你真的想要吗”一方面又倡导语言的哲理性,如菩提:“有一天当你发觉你爱上一个你讨厌的人,这段感情才是最要命的。”至尊宝:“可是我怎么会爱上一个我讨厌的人呢请你给我一个理由好不好拜托!”菩提:“爱一个人需要理由吗”至尊宝:“不需要吗”菩提:“需要吗”至尊宝:“不需要吗”菩提:“需要吗”至尊宝:“不需要吗”菩提:“哎!我是跟你研究研究嘛,干嘛那么认真呢(转身走时)需要吗”这不仅体现了语言的当代性,而且肢解了《西游记》的语言风格。二、 结语:《大话西游》是一种新的路径,是一种新的自然主义的中国态度当代社会正处于一个解构和反讽的时代。西方社会流行的后现代文化以其倡导削平深度模式、淡漠历史意识、消除距离感、实现表征紊乱等主张,影响着中国的当代社会,尤其影响着当代年轻人的价值取向,形成了中国式的后现代现象:表面的及时行乐、无深度表现、肆意狂欢、破坏秩序、离析正统等以异化的形态表达着深藏的悲观厌世态度、个性高尚追求。

《大话西游》着力表现后现代所追求的匀质、平等、和谐、圆通,如唐僧的对白:“悟空,你也太调皮了,我跟你说过你不要乱扔东西,你怎么又……你看我还没说完你又把棍子给扔掉了!月光宝盒是宝物,你把它扔掉会污染环境,要是砸到小朋友怎么办就算砸不到小朋友,砸到那些花花草草也是不对的!”“悟空他要吃我,只不过是一个构思,还没有成为事实,你又没有证据,他何罪之有不如等他吃了我之后,你有凭有据,再定他的罪也不迟啊!”“悟空,你怎么可以这样跟观音姐姐讲话呢”唐僧的不要秩序具有一定的游戏成分。白晶晶说至尊宝:“省省吧你!改变什么形象,好好做你山贼这份很有前途的职业去吧!”也并非是在肯定做山贼有前途,只是表明其以平淡的态度对待山贼而已,同样将传统意义上严肃的是非立场问题以戏说的形式带过。后现代重视感性,否认理性,《大话西游》中至尊宝与菩提二人关于“爱一个人需要理由吗”的讨论,旨在表达这样的观念:爱情不需要理性分析,只需要爱的态度;真正的爱情是感性的,也无法理性分析。需要指出的是,《大话西游》所表现出来的后现代态度有着不同于西方后现代思潮原生态的地方。西方的后现代主义以其反现代的破坏性,消解认识的清晰性、意义的明确性、真理的永恒性、价值本体的终极性,表现出零散化、片断化的非深度性,主张去中心、非同一的多元共生性,怀疑一切的思维否定性以及对权力话语、精英话语的消解,它注重破而不注重立,它追求破整体、权威、现实确立起来的整套等级,破的是明确、永恒、终极;在它看来,世界是个体的世界,是相对的世界,是必须宽容的多元共生的世界,是允许个体私人表达的世界。

而《大话西游》有着自己的明确、永恒、终极的目标追求,它破中有立,至尊宝坚守与白晶晶的承诺,以服从传统,是立;至尊宝在坚持对紫霞的爱情之后又果敢地主动放弃,以服从更高尚的人类共同追求,也是立;唐僧在叽叽歪歪刺激至尊宝使其彻悟之后,突然变得言简意赅,还是立。《大话西游》不是完全意义的后现代主义的表现,只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当代中国状态,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后现代主义。《大话西游》的解构是该作品创作的时代思潮使然,同样地,《西游补》的解构也反映了小说作者董说因时代文化的影响而形成的精神面貌。如同天目山樵评价《西游补》时所指出的那样,“是书虽借径《西游》,实自述平生阅历了悟之迹。”董说(1620-1686),字若雨,明末时曾参加复社,与反清志士有联系,作为复社主将张溥的学生,他有着强烈的反清复明思想,明亡后出家为僧。《西游补》创作于清初。(苏兴先生认为,《西游补》的具体创作时间“可能在清顺治六年一个整年到顺治七年初(1649-1650);为了避文字之祸,作者当书刻板时倒填年月,并在其诗文中为写作时间的伪造放烟幕”。详见《〈西游补〉的作者及写作时间考辨》,《文史》第42、43辑。)董说写有《漫兴》诗十首,其四云:“依旧苹江白雁飞,汉宫仪借绿蓑衣。

箧中尺素人存殁,志里名山今是非。垂柳门添新钓影,问樵矶长旧松围。《西游》曾补虞初笔,万镜楼空及第归。”《西游补》正是作者在有感于亡国之痛的状态下而作的,小说中的梦幻之境是董说现实生活的真实折射:孙悟空在“青青世界”即现实世界里迷茫、苦闷、彷徨,在“古人世界”里愉快、欣喜,在“未来世界”里义愤填膺,长吁短叹。作者人生的情绪历程在《西游补》中得到了全方位的展示。钱某人《读〈西游补〉杂记》称:“凡人著书,无非取古人以自寓,书中之事,皆作者所历之境;书中之理,皆作者所悟之道;书中之语,皆作者欲吐之言。……若雨令妻贤子,处境丰腴,一旦弃家修道,度必有所大悟大彻者,不仅以遗民自命也。”董说以遗民和出家人的双重身份体验《西游记》,并以此为基础创作《西游补》。所以,《西游补》的创作有着作者独特的思想背景,这样的思想背景决定了作者无法接受《西游记》中孙悟空单纯的大闹天宫和一味的除恶除妖所表现出来的斗争精神,决定了作者必然采用不同于一般《西游记》续书那样的建构性创作传统,而实行对《西游记》的解构式阅读和创作。当然,“从《西游补》开始,无论是《桃花扇》、《长生殿》、《儒林外史》还是《红楼梦》都表达了对国家兴亡的悲痛,对个人人生无路可走的迷惘”,(p.14)只不过《西游补》的解构特征更为突出。

有着一定时代背景并反映这一时代需求的解构,往往能够引起续作产生时代人们的共鸣,在人类社会史与思想史的夜空留下耀眼的光亮。《西游补》的问世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作品“引入情魔,由情入妄,妄极归空,为一切世间痴情人说无量法”,(p.3)反映了中国17世纪心学畅行的社会思潮,使17世纪后期的中国古人对《西游记》的精神有了新的感知。比较之下,《大话西游》的文化史地位更为显著,它反映了20世纪末中国当代文化的精神,又影响着自我标榜为“另类”的“新新人类”一代人的精神面貌(“新新人类”文化的代表网站Xday负责人说,“新新人类”就是指在毛主席逝世后诞生的一族),出现了标志鲜明的“大话一族”,使网络语言几乎成为《大话西游》式语言的翻版。不仅如此,受《大话西游》后现代表达风格的辐射,世纪之交大量出现的新时代影视剧作品如《河东狮吼》、《广东五虎》等,甚至最近推出的由有国际影响的电影人张艺谋导演的电影《英雄》,也都无一不因其解构现代文化而具有后现代文化的特征。三、 解构性与道教《西游补》和《大话西游》的创作者为何一定要选择《西游记》作为解构的对象来传达其不满时代传统的思想倾向呢原因主要在于《西游记》本身就存在着明显的解构性。

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中,儒、释、道思想以类似宗教教义的形式为人们以宗教式的热情所接受,而且三者之间互为补充,共同铸就了中国两千年来的统治思想。统治思想难以抗拒,传统的统治思想更难抗拒。然而,儒、释、道并非总是对社会的进步有利,也并不是每个社会中的个体都自觉自愿的接受它。于是,从儒、释、道思想形成之日起,反对乃至反抗的呼声和行为就未曾间断过。学术界普遍认为《西游记》体现了三教合一的主题,实际上,《西游记》对儒、释、道三教的讥讽却是相当有代表性的。儒家讲求三纲五常,君父尊严。在《西游记》中,君父的集中代表玉皇大帝却被百般嘲弄。非但孙悟空大闹天宫使玉皇大帝显得十分无能,而且天竺国有人冒犯了他,他就因此报复以连年干旱,累岁干荒,更显示出他的心胸狭窄和本性残忍。其他君王,如大唐皇帝李世民为了做皇帝而大肆屠杀,做下了“枉死的冤业”;(p.76)车迟国国王不辨真假是非,没有自己主张;比丘国国王听信谗言,贪食小儿心肝;灭法国国王“无端造罪”,发誓“要杀一万个和尚”,(p.642)等等,无一不是昏君、暴君。对于儒家倡导的等级秩序,小说通过对孙悟空大闹天宫的肯定来完成对它的嘲讽与解构。唐僧师徒四人的西天取经是佛家信徒的重大使命,然而,作为《西游记》的这条主线却依然未能逃脱被揶揄的命运。

这师徒四人虽然各有一些优秀的品质,但更有不少的劣迹。师傅唐僧原应是一位佛学修养深厚的高僧,但小说写出了他的迂腐、固执、不明事理、窝囊无能、胆小如鼠、极端自私等许多不良表现,已为广大读者所熟悉,笔者不赘述;猪八戒名为“悟能”,实则无能,除了懒惰、贪食,还迷恋女色、搬弄是非;沙僧始终只能充当一介挑夫,与其原先的卷帘大将能耐也相去甚远;孙悟空一直为广大读者所喜爱,但也有不少的毛病,如无赖、吹牛、自以为是,西天取经也决非出于其完全自愿而是有一定的被胁迫因素等。对于这些行径,小说非但有形象的描写,而且有明确的交代:“唐三藏,战战兢兢,滴泪难言;猪八戒,絮絮叨叨,心中报怨;沙和尚,囊突突,意下踌躇;孙行者,笑唏唏,要施手段。”(p.739)“孙大圣有不睦之心,八戒、沙僧亦有嫉妒之意,师徒都是面是背非。”(p.433)揶揄唐僧师徒,其实就是在解构佛家思想。对于道家,《西游记》涉及的相对较少,但小说中的道家依然受到了批判。《西游记》中的道家代表是太上老君。他本应严守道教、道规,以出世为本,远离社会的矛盾与争斗,而小说写他作为玉皇大帝的宠臣,主动请缨,充当玉皇大帝诱骗、捉拿、残害孙悟空的工具。炼丹炉没有烧死孙悟空,却因此而炼出了孙悟空的火眼金睛,促使孙悟空对道教的更大反抗,故事的本身就是在解构道教。

小说中的其他道士,也大多是或近似于妖或有类于邪的有失道教尊严的形象。正是由于原作《西游记》本身有着一定的解构性,所以,续作利用其原作的解构性继续冲击和解构既有的经典与传统,才能成为可能。但要强调指出的是,一方面续作发挥原作的解构精神,让原作中具有解构作用的人物在续作中继续发挥解构作用,如后现代追求匀质、平等、和谐和圆通,与佛家“物我两忘”主张正相合,所以,《大话西游》就让佛家的菩提老祖和“师傅”唐僧代表后现代文化,与代表着传统文化的观音以及既代表着现代文化又有一些后现代特征的至尊宝交锋,令其解构传统和现代;另一方面,续作与原作之间又存在着解构性,如《西游补》、《大话西游》中的孙悟空、至尊宝迷情恋性就是对《西游记》中孙悟空的不言情言性的解构,《大话西游》中唐僧处处为孙悟空着想就是对《西游记》中唐僧曾不为孙悟空着想的解构等等。继承与解构,二律背反。只有遵循这一规律,续作才能够既保有原作的精神,又有着与原作不同但与时代需求相合的时代特征。当然,继承与解构不仅存在于续作与原作之间,还存在于续作与续作之间。《大话西游》继承了《西游补》情节安排的虚幻性、主题表达的反权威性和语言使用的反传统性。同时,《大话西游》也解构着《西游补》,如不满足于《西游补》单纯地将人物安排在幻境中活动,而利用月光宝盒穿越时间隧道的功能安排人物不断穿梭于历史与现实、神话语境与世俗社会之间;不同意《西游补》一味地通过孙悟空的入情出情经历表达作者从佛家教义出发的情幻观,而是通过至尊宝最终的神圣抉择把爱情观由小推大,由己及人,将至尊宝对紫霞的爱情上升到孙悟空对全人类的真挚感情上,并与之合而为一;不乐于简单地接受《西游补》人物语言缺乏“新新人类”话语特征的风格,而是为了让“新新人类”更好地接受而大量使用洋泾浜语言、琐屑语言和“无喱头”语言等。

综上所述,《西游补》和《大话西游》的基本精神是解构经典,即以反权威、反英雄、反秩序、反束缚的面貌颠覆经典小说《西游记》传统阅读的既有权威,使经典文本的情节结构得到全新的建构,经典主题得到全新的解释,经典语言得到全新的表达。而这一切又都与原作《西游记》内在精神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接受学的角度,我们可以理解到《西游记》之所以被不断接受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