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思想的资料内在逻辑与动态的分析

：阮籍思想的资料内在逻辑与动态的分析

我们可以从两个视角展开对阮籍思想状况的分析。一个视角是微观的和动态的，即把阮籍思想作为一个变动中的活体，把有关阮籍思想的资料详细分类，找出各类资料之间的内在联系，发现阮籍思想的变化踪迹和内在脉络。

另一个视角是宏观的和静态的，即把阮籍的思想作为一个不变的整体，把有关阮籍思想的资料置于同一个平面道家思想特征，考察阮籍思想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确定阮籍思想在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上的坐标及意义。下面分别予以讨论。

从微观上看，根据前面对相关资料内在逻辑的分析，可以发现阮籍的思想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一个微妙的变化过程。这一变化过程是，以儒家的基本理念为起点进而走向社会，但现实与理想乖离，阮籍无力回天却又不能放弃自己的理念适应社会，于是陷入苦闷抑郁而不能自拔，在极端痛苦的境况下转而关心自己的生命和人生的意义，最终归向老庄。

在阮籍的青年时期，儒家思想的熏陶造成了他传统士人的品格。他曾经有理想有抱负：阮籍思想的资料内在逻辑与动态的分析，想效命疆场甚至不惧为国捐躯；他胸怀忠义，坚守儒家伦理；他具有汉代儒士的学术风格，秉承儒家政治哲学，阐发儒理，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政治理论家的特征。

但是，当阮籍成年后带着理想进入现实政治中去的时候道家思想特征，现实的恶劣状况使他陷入了困境。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由于执着于儒家理想，不肯向现实妥协，因此以文学隐喻的形式对现实社会作了猛烈的批判。他把自然界描绘得群兽肆虐，把现实社会说成是罪恶之地，把唯利是图的伪君子说成是导致社会腐败的元凶。

与此同时，阮籍的心理抑郁导致了他一定程度的精神危机。在心理的和生理的危机中，阮籍开始思考死亡和人生意义这一根本的问题。他倾向于认为，功名利禄同人的生命相比微不足道，生命才是人生的根本利益所在。于是他变得羡慕长生不死的神仙，试图摆脱现实中的苦痛。

至此，我们从阮籍的思想中感受到了浓重的道教韵味。他后来接受了自然主义的哲学，重新看待宇宙和人生，否定有一个绝对意志主宰着世界；他羡慕长生不死的大人先生，在他的眼里，大人先生超然物外，忘掉生死毁誉，修道有成，进入神仙的世界；他憧憬无君无臣、纯真若朴、无知无欲的理想的天国世界。

作为一个政治理想主义者，阮籍呈现给我们的是他一生的心路历程。他的羡仙慕道主要是思想的活动，没有涉及道教修行。他曾经分析了隐士、伐薪者和大人先生之间的异同，但在实践上还没有达到隐士的地步，离大人先生这一理想的人格还有太远的路程。阮籍思想的变化呈现出由儒渐道的趋势。

阮籍的思想历程是魏晋社会思潮变迁的一个局部缩影。在中国思想从两汉政治关怀走向南北朝生命关怀的过程中，阮籍的思想是玄学走向道教的一个路标，嵇康和葛洪的思想是阮籍思想的再发展。葛洪自号“抱朴子”，他把自己的主要著作分为《内篇》和《外篇》。

其《外篇》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否，属儒家。《内篇》与《外篇》之间既相辅相成，又存在着一定的内在矛盾。这是早期道教思想的特点。比较而言，阮籍虽然也谈真人论神仙，但仍徘徊在“临渊羡鱼”阶段，对道士修道的技术特征几乎一无所言。

宗教的本质特征是极端的生命关怀，对生死的关怀昭示了阮籍思想的宗教倾向，也标示着玄学中隐含着宗教因素。如果说阮籍的思想经历了“入世—苦闷—寻求解脱”三部曲的话，葛洪的思想则是走出了第四步“出世修道”，正是这第四步标志着两晋之际士人神仙道教的初步形成。

从宏观上看，阮籍具有亦儒亦道的双重人格特征。先秦时代儒家与道家势不两立：儒家讲修身齐家，道家讲全性葆真；儒家讲社会伦理，道家讲宇宙自然。魏晋玄学捏合儒道，注定是一个充满内在矛盾的理论体系，阮籍思想正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

阮籍仿佛是一个“裂脑人”，似乎有两个意识中心，一个意识中心受儒学支配，另一个意识中心受道学支配，这两个意识中心经常发生冲突和矛盾。在《咏怀诗》第四十二首中，他一边赞赏儒家的建功立业精神，“王业须良辅，建功俟英雄。元凯康哉美，多士颂声隆”；一边又羡慕道家的退隐归真，“园绮遁南岳，伯阳隐西戎。保身念道真，宠耀焉足崇”。

在《咏怀诗》第四十三首中，他一方面把超俗绝世描绘得淋漓潇洒，“双翮临长风，须臾万里逝。朝餐琅实，夕宿丹山际”；另一方面对尘世政治仍耿耿于怀，“抗身青云中，网罗孰能制。岂与乡曲士，携手共言誓”。在《咏怀诗》第五十八首中，他一方面以亢奋的心情看待出世，“非子为我御，逍遥游荒裔。顾谢西王母，吾将从此逝”；另一方面对世俗生活仍心怀芥蒂，“岂与蓬户士，弹琴诵言誓”。

在《咏怀诗》第七十八首中，他一方面慕道羡仙，“昔有神仙士，乃处射山阿。乘云御飞龙，嘘噏叽琼华”；另一方面又说自己不具修道天赋，“自伤非畴类，愁苦来相加。下学而上达，忽忽将如何”。在上述诗篇中，我们很难断定他到底是在世内还是在世外。

双重的人格导致了阮籍的精神分裂和心理危机，“咏怀”是精神危机的表现形式之一。他哀叹自己生不逢时：“贵贱在天命，穷达自有时。”他感慨自己入世无门，出世无路：“荣名非己宝，声色焉足娱。采药无旋返，神仙志不符。逼此良可惑，令我久踌躇。”

在进退维谷的心境中，他有排解不去的苦闷，并为此黯然神伤：“夸谈快愤懑，情慵发烦心，一餐度万世，千岁再浮沈。谁云玉石同，泪下不可禁。”他要遗弃毁誉，却又说自己分得清桑榆：“虽非明君子，岂暗桑与榆离麾玉山下，遗弃毁与誉。”他趋步道家，却对神仙长生不无怀疑：“人言愿延年，延年欲焉之？黄鹄呼子安，千秋未可期。”

阮籍的双重人格，导致他不得不思考儒学与道学的关系。他说儒学是“分处之教”，庄学是“致意之辞”；儒学关注“什五之数”即社会秩序，道学关心“天地”、“自然”。他还说儒家的“哲人”爱好“政教之有仪”，道家的“玄真”追求“寂寞之无知”。

但是，道学的“致意之辞”、“自然”、“寂寞”、“无知”有何深层含义，他不摸根底，未得真谛。而这些内容，到了葛洪那里将变得十分清晰。阮籍曾试图调和儒与道之间的矛盾，把孔子说成是“考混元于无形，本造化于太初”的具有道家色彩的圣人，显示了魏晋玄学进一步糅和儒道的思想倾向。

阮籍思想的两面性特征，与他所处的政治环境有关。他不愿意卷入险象丛生、腐败黑暗的政治，却又无法彻底摆脱政治的羁绊，处于欲为不能、欲罢不忍的境地。根据《晋书·阮籍传》，太尉蒋济征辟他为僚属，他先是婉言谢绝，后来慑于蒋济的权势又不得不从命。

司马昭在代魏建晋过程中，命阮籍起草《劝进表》，阮籍虽然借醉拖延，但最后还是不得不从命，而且不得不“辞甚清壮”。对于阮籍的这种精神困境，伏义的指责刚好可作反证。伏义责怪阮籍说，如果你热衷名利，就应当“及时行志”；如果你想“娱情养神”，就应该超尘绝俗。

玄学家们声称人生为“劳役”，伏义责难说：既如此，你们为什么不“煞身以当论”？玄学家们称钱财为“秽累”，伏义责问说：那你们为什么不能“割贿”？他说阮籍“志非遁世”，“言无定端，行不纯轨”，“总论吾子所归，义无所出”，可谓切中要害。

阮籍的思想是一个过渡性的体系，其中存在着较为深刻的内在逻辑矛盾。在宇宙观上，他一方面主张神秘主义道家思想特征，另一方面又宣扬自然主义；在社会观上，他一方面秉承忠义伦理：阮籍思想的资料内在逻辑与动态的分析，另一方面又主张是非不辨；在生命观上，他一方面认为死生有命，另一方面又慕道羡仙。阮籍思想的内在矛盾是魏晋玄学内在矛盾的一个缩影，魏晋玄学本身是思想失序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