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之盛的变迁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图)

儒学之盛的变迁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图)

作为长期不间断地引领世界的文明，中华文明以其强大的生命力不断散发着光与热。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不仅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从古至今，儒家思想不断跨越国界，传播到东亚、东南亚、欧美，对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朝鲜半岛的儒学

据韩国1485年编纂的《通国通鉴》记载，早在公元前11世纪，中国西周纪子率领“五千人入朝鲜”，中国的诗歌、书籍、礼乐、音乐“都去那里了。”秦始皇一统六国时，燕、齐、赵等地不少人到朝鲜半岛，也把中国的物质文化和儒家礼乐文化带到了那里。西汉时期，儒家经典著作《论语》传入朝鲜半岛。此后的两千多年里，中国与朝鲜半岛在儒家文化上的交流日益广泛深入。

中国西晋时期，朝鲜半岛的高句丽于公元372年建立了太学，推行儒家教育。公元682年，新罗设立“国学”，教授学生五经和论语。新罗王亲自到“国学”听讲，唐玄宗称其为“君子之国”。公元737年，唐玄宗还派了一位名叫行玄的学者到新罗，主要任务是传授儒家经典，让那里的人们了解中国的“儒家之盛”。新罗统一时期，朝鲜半岛赴华留学生人数增多，对回国后儒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中国晚唐和五朝十国时期，朝鲜半岛经历了从“新罗统一时期”到“高丽统一时期”的过渡。高丽太祖于公元936年修建朝鲜半岛，重视办学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经过2000多年，以传授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后来的广宗尊崇儒家统治，在中央设立“国学”，在地方设立“饥饿学校”。科举；北宋承宗多次派人到国子监研习儒家经典，并于公元992年建立国子监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经过2000多年，即后来的承军监、承军馆，成为专门从事儒学教育研究的机构；睿宗亲临郭子健主持讲座，开辟讲座风格。整个高丽王朝都奉行“以人为本”、“以政为民”的“以德治国”的思想。安珏、白以正、李启贤、李伟、郑孟舟、郑道川、权进等是这一时期涌现的著名儒家学者。 1290年，安觉将《朱子全书》的手稿从中国带到朝鲜。此后，理学逐渐成为朝鲜半岛儒学教育、研究和实践的核心内容。

公元1392年，李成贵建立朝鲜王朝，实行以儒立国的指导思想。此后，朝鲜历代国王都遵循这一指导思想，将以成朱理学为核心的儒学作为治国的标准。坚持发展与地方文化相融合的朝鲜半岛特色儒学教育和儒学研究，将具有自身特色的儒学思想应用于国家、社会治理和个人修养，是朝鲜半岛长期以来的传统。半岛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经过2000多年，一直流传至今。

日本的儒学

据史料记载，公元3世纪末，朝鲜半岛王仁将《论语》传入日本，帮助日本建立五经博士。当时英神皇太子也拜王仁为师，“学诸经，皆为大师”。这是有记载的儒学传播的开始。

中国的隋末唐初是日本推古天皇时期。天皇圣德太子按照儒家“德、仁、礼、信、义、智”的思想，制定了17部宪法，并在日本社会进行了锻炼。改革。据史料记载，日本到隋朝出使3次，到唐朝出使十多次，也有大量学生和僧人随使者赴华。中国隋唐时期，中日文化交流达到了第一个高潮，留下了许多重大事件和故事。例如，公元607年，作为第一批派遣隋使到中国的日本学生高祥玄礼和敏和尚，见证了隋朝的灭亡和唐朝的繁荣。回国后，他们都担任了皇帝郭博士的顾问。 645年，在他们的协助下，孝德帝主持了著名的“大化变法”。所谓“大化创新”，是指中国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和唐朝的法制，在日本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又如以汉字造日文的冀北真璧，在玄宗年间留学中国17年，在中国儒家典籍、史学、法学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又如，充满儒家精神的中国诗歌、词、歌、赋、小说等文艺作品，以及书法、绘画等工艺美术文化，也已大范围传播到日本。通过日本来到中国的学生和学者的人数。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日本留学生阿贝中间路就是超衡，与李白、王维等唐代大诗人的友谊，作为中日文化交流的故事流传下来。

中国宋朝以后，中日文化交流不断发展，尤其是中国明清时期，即日本江户时代，中日文化交流进入第二阶段高潮。幕府建立之初，德川家康就认定儒学为日本的官方学派。以政官、六韬、三略等文化典籍为育人治国之用。进一步弘扬“儒家治国”。江户时代日本儒学的繁荣与当时中日海上贸易的发展密切相关，促进了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历史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从 1693 年到 1803 年，多达 4181 种中国文化书籍被商船带到日本。可以说，日本江户时代的教育和学术文化基本以儒学为中心，成为当时日本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指导。

今天，儒家思想已经融入日本人的思想、行为、情感和生活方式，成为日本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越南的儒家思想

南方自古以来就与中国接壤。由于地缘政治的影响，早在秦末南越国建立时就引入了儒学。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定南越国 儒学之盛的变迁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图)，在今越南中北部设立交直、九真、尼南三郡，儒家文化在越南进一步传播。三国时期，担任交直知府的石燮通晓《左传》、《尚书》等儒家经典。在他治交植期间，一大批中原文人儒士也纷纷投奔中原，通过传经促进儒学的教育、传播和应用。交趾地区出现了“化民俗成诗书，礼乐待民心”、“四十年无事”的局面。进入隋唐时期，儒学在岭南地区，包括今天的越南中北部地区，得到了新的发展。越南的姜工夫、姜工夫、廖有芳都是进士和第一。其中，姜工夫还兼任唐朝丞相，被誉为“万古文宗”。唐代儒家官员褚遂良、杜慎言、沉七七、宋志文、刘禹锡等都先后在越南生活过。王博的父亲王扶余也担任交支司令员，他们都为儒学在越南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贡献。贡献。

自越南黎朝以来，历代皇帝都崇尚儒学和儒家思想。阮朝是越南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继续奉行“唯儒有道”的国策。阮朝的明朝皇帝、绍治皇帝和守德皇帝都亲自学习过儒家思想。阮朝时期，可以说越南儒学的研究、教育、传播和应用达到了顶峰。

越南学者对儒学从中国传入越南后对越南历史发展的影响和作用发表了许多有见地的看法。他们认为：一是儒家思想在越南的传播和发展，对指导越南独立建国和治国理政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次，通过越南社会数千年的教育和传播，儒家思想已经丰富并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从越南历史文献“家谱、村约、宗规、家训、家礼、家约等”的记载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儒家思想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流行影响。第三，儒家文化也是越南现代革命的思想源泉。越南革命领袖胡志明曾说过：“儒家的优点在于个人道德修养。”并借用儒家的道德思想改造创新，提出了越南的“勤、俭、严、正”四项革命道德，提出了“忠于国”、“孝”的新忠孝思想。忠于人民”。越南学者认为，儒学传入越南后，与越南当地文化融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例如，用越南创造的文字对儒家经典进行拼音、翻译和解释，就是越南儒学的创造。河内国立大学教授 Kim Son说：“越南儒学源远流长”，“是儒学在越南本土化的结果”，“是东亚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欧洲的儒学

自中世纪晚期在欧洲，以儒家思想为骨干的中华文明通过来华的欧洲人和赴欧留学的中国人传入欧洲各国。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在中国生活了28年，是最早将中国历史文化介绍到欧洲的文化名人之一。

从17世纪到18世纪的一百年间，一场“中国文化热”席卷了整个欧洲。当时，一批欧洲著名学者成为中国儒学等学派的热心研究者和传播者。其中有德国的莱布尼茨、沃尔夫、歌德，法国的佩尔、伏尔泰、魁奈、狄德罗、霍尔巴赫，英国的坦普尔等。他们大多是17、启蒙思想家和18世纪启蒙运动的中坚力量世纪欧洲。他们推崇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历史文化，也有近乎崇拜孔子及其思想的人。

伏尔泰在礼拜堂里挂着孔子的画像；魁奈因赞扬孔子而被授予“欧洲孔子”的称号，歌德被称为“魏玛孔子”。受儒家哲学思想的启发，康德创造了一种从辩证、关系和发展的角度审视自然世界的科学方法。费尔巴哈认为，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是“健全、朴素、正直道德的体现”，是一种崇高的哲学伦理。曾担任清朝皇帝外语“老师”的英国传教士约翰斯顿 儒学之盛的变迁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图)，在教导清朝皇帝时意识到了儒学的价值。一刻也不能分开。”

儒家思想为中国封建文明的高度发展做出了贡献，也给西方思想家带来了很多启示和动力。至今，西方学者仍将孔子列为世界第一哲学家。

（本文图片均来自网络，部分文字来自滕文生《文明互学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