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儒家思想 就算有权力,这样的人生又有什么意义?(深度好文)

道家儒家思想 就算有权力,这样的人生又有什么意义?(深度好文)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谈到了中国力量和战术的理论体系。今天,我们就来谈谈权力和权力的真实性和意义,以及如何对待和使用权力和权力。

当我第一次接触韩非子的理论时,我感到很不舒服。一是汉学太残忍太残忍,不仅对大臣和庶民残忍,对国王本人也很残忍。他要求国王不偏袒,不表达个人喜好和情绪,不贪图享乐,时刻提防被篡夺。就算国王有权力,这样的生活又有什么意义呢?其次,韩的理论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定义为只有有用的和有害的。他甚至将父母、兄弟、夫妻、孩子定义为危害权力的通奸。完全抹杀了人类的情感需求。

韩非子凭什么提出这样一个违背人性的理论?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从人性的角度谈韩非子理论的理论基础和权力策略的本质。

韩非子理论的理论基础在前两篇文章中已经讨论过了,这里不再赘述,简单说一下,按照老子“太高忘忧”的理论,韩非子要求君子无情,而根据荀子的“人性本恶”理论,韩非子的理论选择了极端残忍。在这里,我们从人性的角度来关注权力的本质。

权力和魔法的本质是用人性中的恐惧和恩惠来驱使人。畏惧和偏爱是人类最根本的两个弱点,但实际上它们是同一个身体的两个方面。商鞅变法中,用人民的利益来调动老百姓的积极性,用人民的恐惧来逼迫旧贵族去遵从新的法律。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好利是人之常情,君王也必好利。君王利用利益动员他人为自己所用的同时道家儒家思想 就算有权力,这样的人生又有什么意义?(深度好文),也将一部分利益让与他人。这不符合人的善良本性,也不利于王权的稳定。因此,韩非子提出以恐惧作为主要的力量手段,以至于大臣和百姓都以为最好不要受罚,根本不敢奢求赏赐。这导致了严厉的惩罚。为确保严刑和法律的效果,国王必须无情。因为国王不能无情,他会偏心,从而失去权力,导致“法律”不起作用。

如此看来道家儒家思想,韩非子的残暴论似乎是有道理的。但还有一个更有趣的现象。创造和奉行这一理论的人,往往出身于儒家,往往下场并不好。例如,李逵(又名李克)师从夏羲和儒家,吴起师从曾慎儒家,商鞅在劝说秦孝公时首先谈及儒家学说,秦公改为当他不感兴趣的时候,权力战略的艺术。他和李斯都是儒家荀子的学生。而吴起、商鞅、韩非子、李斯这三人的人生结局都不好。

这是巧合,还是存在某种内在的必然性?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吴起、商鞅、韩非子、李斯等人的理论,都是基于人性的极端自私(利己主义)。儒家思想是建立在人性中“自私”(self-)与“利他”()的平衡之上的。这种平衡体现在儒家对“利益”的强调上。墨家理论是基于人性中的“无私”(利他主义),所以墨家的核心是“普爱、不攻”道家儒家思想 就算有权力,这样的人生又有什么意义?(深度好文),墨家不注重利益。道家教义摒弃人性,以天道反人性。

简单来说,韩非子的理论强调人为我,墨家强调我为人道家儒家思想,儒家强调我应为所有人,人人都应为我。应与天相合。

儒家的基础是平衡人性中的“利己”和“利他”。实施起来太难了,很少有人能真正用儒家思想来解决具体问题。因此,研究儒家的人在现实中面临利益冲突时,往往会表现为伪君子或书呆子。战国时期是一个非常悲惨的历史时期,杀人不只是一个形容词。在生命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吴起、商鞅、韩非子、李斯自然发现,别说平衡“利己”和“利他”,只有极端的利己才能保证最大可能的生存。在残酷的环境中。所以他们从儒家追求“利己”与“利他”的平衡转变

这也是春秋战国时期闻名于世的儒墨两大名门,从战国晚期到汉初持续衰落的原因。因为儒家墨家都讲利他主义,但环境不允许。为什么后来儒家又重新成为正统,墨家在司马迁时期就绝迹了,直到《史记》记载墨子一生只写了24个字?因为儒家也包含了利己的一部分,而墨家则是完全利他的。在秦始皇对韩非子理论的社会实践之后,人们不再相信利他主义可以达到终极的利己主义,墨家学说被彻底抛弃。秦始皇对韩非子学说的实践也让后人看到,韩非子学说虽然有效,但也有很大的后遗症。在这种情况下,阳儒阴法成为必然选择。

可见,韩非子的学说对儒家和墨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韩非子学说的实践,直接铲除了墨家存在的社会土壤;韩非子的理论反向证明了儒家思想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为儒家思想的最大弊端(缺乏实用性)提供了解决之道。

比如齐桓公趁着燕国内乱,占领燕国。他面临两个选择:一是彻底吞并,二是设立傀儡燕王。齐桓公不知如何是好,问孟子,孟子说:“燕国人民拥护你,吞并你,你不拥护吞并,你立燕王。” 孟子对桓王的问题没有明确的回答,只是给出了一个标准,而这个标准没有具体的操作方法,怎么能算是燕国人民的拥护呢?再来看看韩非子的理论,不仅有道理,而且针对各种情况提供了详细可行的操作指导。上一篇举了很多例子,我就不说了

为了使儒学更加实用,后来又分为两个学派。一是理学,讲究认识事物,即了解事物的终极真相,以利己利他;,也就是只要从自己的内心出发,自然会自私自利。

奉行韩非子之说的秦二皇死后,韩非子为何自尽?从人性的角度看,怕利、贪利虽然是人的本性,但人是有感情的,是受文化教化的。因此,惧怕和贪利并不是万病的灵丹妙药。

韩非子之所以自杀,是因为他的身份(韩国儿子)和他的情感(韩国的归属感),让他面对秦王英政时无法按照自己的理论说话,而是要违背自己的理论。道家儒家思想,希望为自己的国家争取生存空间。韩非子的理论,自己的国家不用,秦国想用,韩非子却不想让秦国用,因为秦国用了之后,韩国灭亡的更快。在这种困境中,韩非子没有自杀,过着非常痛苦的生活。

秦二石死的原因,从人性的角度来说也是一样的。孟子说:“君待臣如兄弟足,臣待君如心,君待臣如犬马,臣待君如国,君待臣如君。芥末,臣子视君为强盗。” 如果法律不将六国之民视为人,六国之民自然不会将秦国的统治者视为国王。如果你用权力用果断的手段对付别人,自然也会面临被果断对付的局面。

这也是为什么《紫芝通鉴》是最好的战术书的第二个原因。《资治通鉴》不仅体现了韩非子的权力体系和具体的操作事例,还融入了儒家的利他主义。它是关于将权力思维从零和博弈发展到平衡博弈思维。这也是当权者的初衷。权是尺度的意思。就像我们常说的,取舍和权宜之计有这个含义。所谓对,就是在称量东西的时候,拉动天平的重量,找到最佳的平衡点。那一点是一种微妙的称量感。

今天,我们正处于物质丰富的时代。在学习和研究权力时,最好从平衡自私和利他的方法入手,尽量避免让自己陷入生死的零和博弈思维。这也是我想从阅读《资治通鉴》中学到的智慧。否则,我们可以直接研究《韩非子》。

再解释一下,我们所说的力量与魔法学派的创始人都是法家。从哲学的角度看,法家是不存在的,这也是胡适在《中国哲学史纲要》中的观点。李克、吴起、商鞅、韩非、李斯都受到儒家和道家的影响。他们的思想没有偏离儒家、道家、墨家。他们只在解决具体问题时提出具体的操作方法。所以只能称之为技术。因为韩非子的理论主要讲的是国王如何牢牢掌握权力的方法,所以叫做权力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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