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结束之前中国的主流哲学就是儒家的 （每日一题）“棉裤”精心收集投稿6篇

在清代结束之前中国的主流哲学就是儒家的 （每日一题）“棉裤”精心收集投稿6篇

“棉裤”通过精心收集，向本站投稿了6篇浅议墨家法哲学思想对儒家法哲学思想的抗争，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后的浅议墨家法哲学思想对儒家法哲学思想的抗争，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篇1：浅议墨家法哲学思想对儒家法哲学思想的抗争

浅议墨家法哲学思想对儒家法哲学思想的抗争

儒家法哲学思想博大精深,令后世顶礼膜拜,但墨家法哲学思想对前者的.批判和抗争也非常激烈,由于特别贴近社会大众的思想,所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墨子的许多思想后来都成为国际法的“理论先导”.

作 者：何勤 詹婷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法学院,浙江,杭州,刊 名：武汉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英文刊名： OF WUHAN CADRE'S 年，卷(期)：“”(z1)分类号：B224关键词：墨家 儒家 法哲学 抗争

篇2：对波普尔哲学思想的一点看法

对波普尔哲学思想的一点看法

波普尔的认识论思想是复杂的和不彻底的,既具有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又带着不可知论的色彩.

作 者：付德军 作者单位：温州大学社会科学教学部,温州,刊 名：温州大学学报英文刊名： OF 年，卷(期)：(4)分类号：B561关键词：真理 可知论 不可知论

篇3：儒家法与西方自然法的本质区别/刘炳杰

徐州师范大学法律政治学院级法学（3）班 刘炳杰

[内容摘要]：“儒家法与西方自然法的本质是否相同”这个命题困扰学界多年，本文主要通过考察《法哲学论》一书提出的观点，运用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的方法，在肯定两者是具有本质不同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出了两者还具有有无斗争性和存在的时间段的不同的地方。

[关键词]：自然法的本质、儒家法的本质、斗争性、存在的时间段

“儒家法与西方自然法的本质是相同”的定论大概肇始于维新巨子梁启超先生的观点。[1]此后，法学界对于两者的本质关系皆以梁先生论断为准。近来，学界始有不同的声音，其中论证最具有权威性的莫过于吕世伦教授主编的《法哲学论》（在该书的第16章重点比较了两者的本质不同的地方）。伯恩.魏德士教授在其《法理学》（法律出版社出版）一文中认为，法学理论的生命在于批判和为新的替代性的理论做铺垫。因此在清代结束之前中国的主流哲学就是儒家的，对于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笔者通过比较梁启超先生和吕世伦教授的观点和论证发现，梁启超先生在论证时其实只注重了两者的外在表现而忽视了其内在的不同（但笔者以为，由于当时中国对于国外的理论的认识尚处于一种起步阶段，国内研究的力量很不足，加之可以掌握的资料匮乏而导致的，所以，梁启超先生当时有此认识已属不易，我们不能以今日之标准苛求梁启超先生。），而吕世伦教授提出的观点是在中国学界对国外的理论基本透彻的基础之上。所以，笔者认为，吕世伦教授结论是在肯定了梁启超先生在形式上基本相同的论调的基础之上，在实质上对两者进行比较的结果，可以说是前者观点的进一步的演化和深入。但是，笔者也发现，对于这个问题，学界还不是很重视，偶有像吕世伦教授这样较真的人谈到这个问题也是一笔带过，泛泛而谈。笔者对于这个问题基本上赞同吕世伦教授的观点，但是，对于其中的一些问题，笔者认为还有待于商榷和进一步深入研究。黄仁宇先生在其《万历十五年》提出的基本论调是希望看待历史事件要用“大历史观”，这样才能够更加清晰地看清历史的真相。所以，笔者在本文也采用黄仁宇先生的方法来考察儒家法与西方自然法的本质是否相同这个问题。

一、对《法哲学论》一文的回顾

西方的法哲学思想发端于古希腊在清代结束之前中国的主流哲学就是儒家的 （每日一题）“棉裤”精心收集投稿6篇，而作为西方法哲学中资历最老的自然法也自然诞生于古希腊。据学界考证，最早使用自然法概念的是古希腊的思想家，但是真正把自然法作为一个明确的概念、一种学说的是斯多葛学派[2]。吕世伦教授在《法哲学论》一书中大致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证两者的不同的。笔者想结合吕世伦教授提出的论证，在现有的论证的基础之上从其他角度重新尝试做个论证。

（一）、从中、西方文化差异的角度论证了西方自然法是天人分离，而中国儒家法是天人合一的区别。[3]

“西方自然法观念是以天人分离为前提，并通过逻辑的方法加以认识和认证的”。[4]实际上，早在公元前500多年的古希腊，就有思想家赫拉克利特提出了“逻各斯”（也即逻辑）这一范畴。在当时，逻各斯就是指万物变化的普遍的成度，指贯穿于一切运动变化中的共有的、常往不变的、永恒存在的东西，因此，也可以称之为“必然性”或者“命运”。[5]当时的自然法学说是以以下两个根本观念为基础的。

首先，是对自然、自然法则的崇拜与信仰。对于这一点，我们大可以从古希腊的神话传说（主要是荷马史诗）中看出。这种宗教信仰与中国的传统的宗教信仰不同，笔者认为我们不妨可以称之为“混合的宗教信仰”。一方面、它承认奥林匹克众神，尤其是宙斯对人的权威。认为当时的法是由诸神颁布，通过神意的启示为人类所知的。另一方面，它又相信人和神（即使是“众神之王”的宙斯也不例外）都要受某种运命的支配。我们在上面谈到“逻各斯”时已经发现，“逻各斯”就是“命运”。另外，在西方，神其实是跟人一样，都是具有人格的主体。所以，吕世伦教授提出的自然法是“天人分离”的观点中的“天”即为“运命”（或者说是“自然法则”，抑或者说是“命运”），而人则包括了神在内的一切人类。因而，西方最早的自然法的本质实际上是自然的理性。

其次，早在伯里克利时代（公元前461-前429年）已经形成了宗教性法与世俗性法并存的二元论思想。博登海默教授在其《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版）就曾经生动的描述了古希腊的悲剧《安提戈涅》。因此，“天人分离”也必然意味着自然法与人定法的分离。

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的儒家法是以“天人合一”为前提，通过经验来认识的。所以，在儒家那里，“天道”（或者说是“天法”）存在于圣贤书，寓居于“先王之法”中。理所当然地，后人只要苦读圣贤书或者谨遵“先王之法”即可获取“天道”。此外，在中国，君主就是“天子”（上天的儿子），而“天”就是“神”，因此，儒家追求“天人合一”也就毫不奇怪了。

（二）、自然法是先验的，而儒家法是经验的。[6]

对于“西方自然法是先验的，而儒家法是经验的”这个论证，中国学者往往忽视从宗教角度来看待这个差异。但是，宗教在西方是一种历史渊远、影响巨大，而且是西方文明或者说是文化中最为特殊的一部分，忽视西方宗教的影响是论证不充分的表现。

西方社会对宗教的狂热信仰是我们中国所无法比拟的，虽然在中国历史上，统治阶级从来是对宗教采取宽容的政策，但是民众对宗教的信仰程度却并没有因为统治阶级的宽容政策而泛滥[7]。在西方，人对自然法的信仰来源于对宗教的信仰，人只要信仰了宗教，那么对于自然法就不用去认证了，就自然而然的被接受了。伯恩.魏德士教授认为，宗教信仰只有对于宗教分子才能言，在他们眼里，宗教信仰就是客观的，是不需要论证的。

儒家法与西方不同，因为上述我们已经提到了，中国的宗教信仰程度不如西方，所以，儒家法难以靠先验来认证，而需要通过先知圣贤通过躬身体验的实践来获取。

（三）、自然法是人定法的评断标准，是与人定法对立而存在，它一般不直接进入司法领域，而儒家法强调的“天道”是最高的行为准则，可以直接进入司法领域。[8]

对于西方自然法的这一特点，我们基本上也大可从《安提戈涅》中感知。安提戈涅在回答国王的问题时是这样回答的：

人们不知今天与昨天

但生命永恒：（无人能确定自己的生日）

我并惧怕任何人的狂怒，

（和革冒神的报复）因为蔑视的缘故。

在中国古代的儒家法中强调“天人合一”，人的行为应该顺应“天道”，“天道”是最高行为准则，当法律没有相应的条文调整时就可以用“天道”来调整。所以，中国古代儒家强调“礼”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二、对《法哲学论》一文不足的反思

用“大历史观”来看待西方的自然法的发展，我们大致可以把它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古希腊时期），自然法的本质就是自然的理性，此时的自然法叫“古代自然法”。第二阶段（中世纪），自然法的本质就是上帝意志的体现，此时的自然法叫“神学自然法”。第三阶段（近代），自然法的本质就是人的理性--自由、平等、人权和财产权等等的体现，此时的自然法叫“古典自然法”[9]。第四阶段（二战后），这个阶段我们称之为“新自然法学”。而如果用“大历史观”来看待中国儒家法的话，也可以划分若干个阶段。《法哲学论》一文忽视了两者的这一前后变化，而主要在静态的层面上将两者作了个比较，因此在清代结束之前中国的主流哲学就是儒家的，这种论证从历史的向度上讲是论证的不充分。基于此，笔者结合自身的所学与认识，从动态上宏观地比较认为两者有以下两个本质的不同。

（一）、西方自然法具有斗争和革命的性质，而儒家法则不具备这一性质。

仔细观察西方自然法，我们会发现，它每一次的.发展与变化总是与斗争或者是一场革命相联系起来。西方自然法的斗争与革命性的淋漓尽致地体现于资产阶级革命和二战结束后对战犯的审判当中。

在资产阶级革命前期，古典自然法学派的思想家为革命提供了古典自然法学理论的工具，据此，资产阶级高举“自由、平等、博爱”的大旗，在革命的道路上前进，最终获取了革命的胜利。到了二战胜利后，对于战犯的审判就成为战后的一件棘手的事情，此时，人们自然而然的再次请出了自然法与法西斯纳粹的“恶法”作斗争，向世人强调了“恶法非法”的亘古不变的道理。反观中国儒家法往往是治国安民，注重调整社会的稳定，不具有革命性和斗争性。

（二）、西方自然法与中国儒家法存在的时段是不同的。

正如我上文所言，西方的自然法具有革命和斗争的一面，而自然法本身又往往只探讨法律与其他社会现象（即探讨的是法的外部），而不是主要研究法律本身的内容和形式。[10]所以，当革命一旦胜利或者不存在斗争，那么自然法学就会完成历史的使命而推出历史的舞台，所以，我们就不用惊奇古典自然法学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不久就被实证主义法学占领阵地的现象。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看，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法律本身的内容和形式的研究就成为法学研究的主要矛盾，而这个矛盾只能够由当时的实证主义法学。

中国的儒家法正如上面所说的，是治国安民之法，因此，它在太平盛世往往能够得到长足的发展。这个现象我们完全可以从我国古代儒家法的发展历史看出来，最典型的，我想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当今中国在法治现代化的建设道路上提出了“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的口号，而其中的“德”正是我们中国古代儒家法的一个思想。这个大概也可以算是中国儒家法思想在当代的一个体现吧。

三、结尾的一个反思与检讨

写到此，笔者忽然想到了冯友兰先生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再次回到当年读博士学位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冯友兰先生早年读博士的时候就比较了东、西方在近代来的重大差异，最后，他认为造成中国近代的差异是中国近代哲学没有构建起来。今天的西方已经有逐渐地把自然法和实证法融合的倾向。这说明西方的自然法本身也并非完美无缺的。因此，今天我们在法治现代化的建设道路上没有必要“固步自封”（顽固地抵制西方先进的法学思想），也没必要搞纯粹的复古主义。儒家法与自然法虽然各有所长，但是，它们都不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灵丹妙药。

注释：

[1]、吕世伦 主编《法哲学论》在清代结束之前中国的主流哲学就是儒家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P.441

[2]、孙霞 著《法哲学纵横》，香港文学报社出版公司，P.13

[3]、同[1]，P.442

[4]、同[1]，P.442

[5]、同[2]，P.3

[6]、同[1]，P.443

[7]、

[8]、同[1]，P.444

[9]、这里的“古典”具有标准和正统的意思，以此区别于其他阶段的自然法。

[10]、沈宗灵 主编《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在清代结束之前中国的主流哲学就是儒家的 （每日一题）“棉裤”精心收集投稿6篇，P.8

篇4：熊十力对牟宗三哲学思想的开启

熊十力对牟宗三哲学思想的开启

熊十力对牟宗三的生命格范与思想智慧的影响是极大而深远的,在牟宗三的一生中都有明显的'表现.熊十力的思想智慧是牟宗三的哲学思想的最重要、最直接的来源.因此,熊十力对牟宗三的心路的开启之极是无人可以企及与代替的.牟宗三对熊十力的继承是忠实地批判继承,牟宗三所继承的不是熊十力的哲学系统,而是熊十力的哲学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牟宗三是熊十力衣钵的传人.但是,牟宗三青胜于蓝,在学力与睿识上远远地超过了熊十力.牟宗三在生命格范与哲学智慧上继承、高扬、拓展、推进与超越了熊十力.

作 者：王兴国 WANG Xing-guo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经济政法学院,哲学系,云南,昆明,刊 名：玉溪师范学院学报英文刊名： OF YUXI '年，卷(期)：19(5)分类号：B08关键词：熊十力 牟宗三 外延真理 内容真理

篇5：我国对波普尔历史哲学思想研究述评

我国对波普尔历史哲学思想研究述评

本文对近来我国对波普尔历史哲学思想的研究作了一番梳理:波普尔历史哲学思想研究概况,波普尔历史哲学思想研究的主要方面及基本观点,波普尔历史哲学思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这对波普尔历史哲学思想的深入研究是有所裨益的.

作 者：谭扬芳 Tan 作者单位：中南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院,湖南,长沙,刊 名：甘肃社会科学 PKU CSSCI英文刊名：GANSU 年，卷(期)：“”(5)分类号：B08关键词：波普尔历史哲学 “三个世界”理论 历史决定论 历史规律 渐进社会工程 证伪主义方法论 历史预测

篇6：托尔斯泰对中国哲学思想的推崇和研究

托尔斯泰对中国哲学思想的推崇和研究

世界文豪托尔斯泰对我国古代伟大思想家孔子、老子的推崇和悉心研究，实为中俄文化交流中的一段佳话。

19 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发生了激变。他认识到他所属的俄国上层贵族地主阶级的剥削、寄生生活是可耻的，他们的信仰、道德是虚伪的，因此与这个阶级的一切传统观念决裂了，而将立足点转移到宗法制农民一边。他在记录自己思想转变过程的《忏悔录》中说过：“信仰是生活的力量……没有信仰就无法生活下去。”为了确立新的信仰、新的生活和新的行为道德准则，他曾几次中断小说创作，潜心研究哲学和宗教问题，他探讨了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的教义以及东方古典哲学。就在这一时期，即他的世界观转变时期，他对我国孔子、老子等人的学说产生了浓厚兴趣。托尔斯泰

1884年初托尔斯泰开始研究中国的宗教和哲学。从此直到逝世，他在这方面的兴趣一直未减。1884年3月初他在给好友切尔特科夫的信中写道：“我正忙于研究中国的宗教，吸取了很多好的、有益的、使我感到欣悦的东西。如果上帝帮忙的话，我很想与别人分享。”3月11日，他又写信给切尔特科夫“：对中国明哲的研究搞得我很忙，我很想将这些书所给予我的道德上的裨益传达给您和所有的人。”

研读孔子学说

托尔斯泰对孔子的研读始于19世纪80年代初。1882年6月他在给斯特拉霍夫的信中，对后者给他寄来有关孔子的书一事表示感谢，并且指出基督与尼哥底母谈话的意思在孔子的书中已明确表达出来。这大概是托尔斯泰最早接触孔子的著作。1884年2月末，他写信给切尔特科夫说：“我坐在家里，发着高烧，得了严重的感冒，第二天读孔子。很难想象，这是多么不同寻常的道德高峰。看到这一学说有时竟达到基督学说的高度，你会感到快慰。”在他这一年的日记中有阅读孔子著作的多处记载，并在3月30日的日记中表示：“应该使这一学说成为公共财产。”也就是这一年，他写了《论孔子的著作》一文，其中写道：“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他们不想占有别人的东西，他们也不好战。”可惜这篇文章未完成。托尔斯泰很想写关于中国哲学的著作，如他在1893年11月5日写给切尔特科夫的信中说道：“我重新阅读了老子……我想写一本关于中国智慧的书，特别是关于人性善与人性恶的问题的讨论……”他还从英国汉学家詹姆斯·理雅各的《中国经典》中翻译了《大学》。1900年11月12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身体不错。什么都没有写，研究孔子，感觉很好。吸取精神力量。我想记下，我现在是如何理解《大学》和《中庸》的。”此后，他把孔子、老子的许多箴言收入他编写的《阅读园地》《每日贤人语录》《每日必读》中。1904年“媒介”出版社出版了布朗热所著的《孔子的生平与学说》。此书由托尔斯泰编辑，书中附有《中国学说评述》一文，据说是作者在托尔斯泰一篇文章的草稿的基础上写成的。从 1884年到1910年的近20年中，托尔斯泰共写作和编辑了将近10种有关中国哲学思想的著作和论文。

托尔斯泰之所以对中国的哲学思想如此感兴趣并潜心研究，我们可在他本人的思想中寻找其内在根据。上面已谈到，在他的世界观发生激变的关头，他急切地在各种宗教和哲学学说中寻求信仰的根据和支撑点。此其一。其二，此时俄国也正处于“一切都翻了一个身，一切都刚刚开始安排”的急剧转变时期，社会矛盾复杂而尖锐，国内形势紧张，革命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忧国忧民的托尔斯泰苦苦地寻找着解决社会矛盾的办法，探求着社会出路。总之，不论是为了拯救自己，还是为了拯救社会，托尔斯泰都需要一种思想作为疗治的“药方”。其三，托尔斯泰的思想中早就蕴藏着与中国古代贤哲类似的观点和发展趋向。如博爱、不抗恶、道德自我修养等，在他早期思想和创作中就已初露端倪。当他接触孔子、老子的著作之后，他的这些观点与这两位哲人的某些类似的思想一拍即合，于是他欣然接受了儒道学说的思想影响，并融会贯通其他东西方哲学思想，加以发展、提高，最终形成了包括政治哲学、道德伦理和社会理想的托尔斯泰主义的完整体系。

那么托尔斯泰主义与孔子学说有何内在联系呢?

面对春秋末期礼崩乐坏、诸侯纷争的**社会现实，孔子提出了一整套匡时济世的社会主张和道德伦理原则。概括起来，这套学说的核心就是“仁”。孔子所说的“仁”含义甚广，既是世界观，又是社会理想、道德准则。作为道德伦理学的“仁”，其主要内涵就是爱人和修身。而吸引托尔斯泰、对其产生最大影响的，就是孔子提出的这种爱人、修身的道德准则。

“仁”的第一层含义是 “爱人”。毋庸讳言，孔子的“爱人”是有等级观念的，他不是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提出的，但这一主张要求尊重人的人格和地位，要把奴隶当作人看待，反对将其当作牲畜而随意处置。所以说“仁”是“人的发现”(郭沫若语)。从“爱人”的思想出发，孔子又提出实行仁政德治，反对暴政和残酷剥削，主张“施惠于民”。这固然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调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而提出的改良主义措施，但“爱人”的思想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在孔子时代不失为一种新思潮，其进步意义是不可否认的。

“仁”的另一层含义是修身。儒家非常注重道德的自我省察和修养，告诫人们要“吾日三省我身”;要轻利重义，安贫乐道;要“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不论顺势还是逆境，都要刻苦修养，毫不懈怠。

孔子把道德修养视为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决社会矛盾的关键，所以，爱人和修身作为道德准则的两个方面是紧密相连的。对内是修身，对外是爱人;只有克己修身，才能做到爱人。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正心修身是为了服务于社会和国家，“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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