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的福山和听到他娓娓道来的为纯粹荣誉之战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的福山和听到他娓娓道来的为纯粹荣誉之战

邹钢

黑格尔、马克思和福山

1988 年秋，一名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兰德公司邀请我参加关于黑格尔关于苏联政治改革工作的讲座。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年轻的福山黑格尔。戈尔巴乔夫在 1988 年 12 月 7 日宣布苏联不再干涉华沙成员国的事务之前，至少还有一两个月的时间。

1989年1月16-19日，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发生示威，最终演变成当年11月17日的天鹅绒革命。同月，柏林墙被拆除。正如福山在他的文章“历史的终结”中所预言的那样，夏季刊结束了。亨廷顿讽刺地评论道：“同一个世界：欢乐与和谐”。

三年后，长达近40万字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以下统称《终结》）出版。拉入涉及数百名哲学家和政治学家的政治思想史的“终结”版本，让黑格尔历史的神秘结论变得模糊。本文剥茧，还原黑格尔、尼采、福山的终结。

福山的论点是面对20世纪出现的自由民主、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三大社会形态。与20世纪初完成语言转向的分析哲学相比，福山开启了被主流政治学长期遗忘的“精神现象”。 20世纪，在三大思潮的斗争中取得了20世纪的胜利。黑格尔/马克思定义的大历史以全球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制告终。最终，人类不再需要为更理想的社会形态而奋斗，这是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所定义的。最后一个人”。

考虑到理论界可能存在的疑惑，当时默默无闻的福山将历史终结的范式和结论归于黑格尔。

黑格尔于 1806 年在拿破仑耶拿战役的枪声下完成了历史终结的精神现象学。福山进一步强调，黑格尔和马克思都认为历史会以某种社会形式结束，区别在于马克思的历史应该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后以共产主义社会结束。福山认为，他唯一的贡献是提醒历史不要走得太远，人类社会应该在 1806 年耶拿战役中尽早下车。

读懂《终结》不禁打开《精神现象学》，而这正是三十余年来《终结》50余种文本、近千篇书评所缺失的。

首先，《精神现象学》中没有自由民主，距离自由和民主结合形成这个词还不到一个世纪。 “自由”作为一个范畴几乎与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同时诞生，民主还没有被挤进哲学范畴。法国大革命的信条是自由、平等和博爱。民主的缺失并非偶然。那个时代的思想家，包括黑格尔在内，总是从消极的角度来讨论民主，但“自由”是建立在绝对的自我认识之上的，贯穿《精神现象学》。 ，但哲学上的“自由”和用来形容民主的“自由”不是一回事。

其次，在《精神现象学》中找不到拿破仑的名字。事实上，即使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来看，拿破仑的名字也与法国大革命的胜利无关。黑格尔钦佩法国大革命，从他的窗口看到拿破仑在耶拿战役后骑马进城的观点都来自传记材料。尤其是黑格尔不能无知地利用1806年后的拿破仑来证明历史终结时的自由和民主。当拿破仑于 1804 年 12 月 2 日强迫教皇来到凡尔赛为他加冕时，这已经是法国大革命的结果。 “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正式宣告终结。

最后，断言马克思也是历史终结结论的粉丝会令人失望。翻遍了50卷马恩全集，找不到任何依据。相反，曼的纲要指出，黑格尔的体系和方法在很多地方都陷入了一个不可解的矛盾，即黑格尔的“历史终结”体系与他的辩证方法论相矛盾。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形式，但从未说过它是“最终”形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也会因为共产主义阶段生产力的不可阻挡的发展而产生紧张。马克思摒弃了黑格尔的历史终结体系，吸收了他的辩证法来演绎无法终结的历史。 “历史和知识一样，永远不会以完美的人类理想状态结束。”

历史终结的真正发源地和秘密

马克思发现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哲学的“真正的发源地和秘密”。福山版历史终结的“真正的发源地和秘密”是科耶夫的《精神现象学》课堂笔记——《黑格尔导论》（以下简称《导论》）。

《终结》中有一个页面评价了近两个世纪以来的思想大师。每位大师都有几句话，批评孔德的实证主义、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斯宾格勒的“西方”衰落、汤因比的历史研究、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的现代化理论。令人惊讶的是，在《终结》的 400 多页文字和注释中都找不到对科耶夫的批评，这与福山一贯严谨的大师和范式相矛盾。

在描述20世纪三大意识形态的决战时，福山指出纳粹党的名称和轮廓都是“国家社会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的福山和听到他娓娓道来的为纯粹荣誉之战，人们很难将希特勒与斯大林区分开来。自由民主实际上打败了同一个专制社会的两个实体。让福山感到不安的是，科耶夫历史的终结不是在1806年拿破仑之后的欧洲，而是在斯大林1928年开始农业集体化和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的苏联。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必须包含在《终结》的评论中，福山本可以在评论中轻描淡写地批评科耶夫的不自由主义倾向，但他却指出科耶夫为资产阶级法国和美国服务。代表历史终结愿景的预言“使科耶夫作为自由主义者看起来比作为斯大林主义者的科耶夫更可信”。

让科杰夫深入研究精神现象学，并与 1929 年的全球资本主义大萧条联系起来。科杰夫在德国过着“浮士德式”的生活，珠宝从流亡俄罗斯走私，剩下的财产都被倾销了一种在大萧条中蒸发的乳制品。同样是十月革命的流亡者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的福山和听到他娓娓道来的为纯粹荣誉之战，曾在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校任教的克瓦莱特救下了一名科耶夫，并向法国教育部提议，让 31 岁的科耶夫接管他的“黑格尔宗教”。哲学”课程指针。

克瓦雷特留给科耶夫的最宝贵财富是这个班的二十多位学生，他们后来成为法国思想界的明星。科耶夫使用了一种理解黑格尔的方式，然后创造了黑格尔。 ，并在每周一晚上开始折磨这些学生的灵魂，让巴塔耶、阿隆、拉康等后来声名鹊起的法国知识精英愿意在每节课上经历“十多次被打碎、被打碎、被杀”。 ，甚至“窒息而动”。从1933年到1938年，科耶夫花了五年时间教授《精神现象学》的前七章，在翻译成中文之前历史，总共有318页的课堂笔记经常出现在“拿破仑”、“普遍常见的定性状态”等字眼或类别中”、“黑格尔”，并穿插着主奴辩证关系所带来的“欲望”、“对欲望的欲望”、“承认”、“劳动”等，由此推导出历史终结的结论。 notes 大体上符合福山的理解和概括。

首先，福山所说的“综合哲学家黑格尔-科耶夫的结果”显然不会导致黑格尔的历史终结社会形态。黑格尔留下专着《法哲学原理》讨论他的理想状态。黑格尔的“历史终结”确实具有一定的社会形态，但与科耶夫-福山的话语体系有很大不同。在黑格尔看来，《精神现象学》中的“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范畴并没有出现在主从意识阶段。只有在客观的精神阶段，才能从范畴自由的普遍性、特殊性和个体性中衍生出法律、道德和伦理。伦理生活的三种形式是家庭、公民社会和国家。每种形式的伦理生活都从其固有的矛盾中被扬弃为更高层次的伦理生活历史，三者的动态融合就像“上帝亲自踏上地球，这就是国家”。黑格尔明确表示，在历史的终结时，他的理想状态是日耳曼民族的君主立宪制，最终实现了《法哲学原理》论证的核心自由，而不是自由民主。

其次，几乎所有与 Kojev 交谈的人都能感受到他特有的讽刺幽默。包括福山在内的许多保守派学者一直认为，科耶夫的共产主义信仰和对斯大林的赞美并非讽刺。历史终结结论诞生的最大秘密在于，拿破仑在科耶夫的巴黎研修班上反复讲授的1806年耶拿战役，与他认为苏联领导下的苏联形成了悖论。斯大林可以实现一个普遍同质的状态。 1968 年，当科杰夫去世时，他接受了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采访。在《文学双月刊》吉尔·拉普吉的采访报道中，科杰夫不仅展现了他坚定不移的社会主义信仰，还指出了黑盖尔-拿破仑历史的终结只是“一句空话”。

在 1968 年的采访中，科耶夫说：“简而言之，黑格尔错了 150 年。结束历史的不是拿破仑，是斯大林；我有责任声明，不同的是我没有没有机会看到斯大林从我的窗边走过。”如果科杰夫在发表他的《精神现象学》之前心中有一个自由民主的信念，他应该看到华盛顿的骏马在美洲大陆上驰骋，但华盛顿/黑格尔的星座几乎没有让斯大林/科杰夫的历史最后，有机会再停下来。

最后，福山谴责波普尔在《终结》中对黑格尔庸俗化的批评，这与科耶夫一贯的关怀态度不同。波普尔的批评确实表明他不了解黑格尔，但这并不妨碍他的证伪理论在人文和自然科学领域的广泛应用。科耶夫，或者说黑格尔-科耶夫综合范式下的历史终结结论，可以用一套共同的主从辩证法来演绎出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目的形式——自由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没有波普尔的手，历史的终结将把他送上他伪造理论的断头台。

基于普遍同质状态的矛盾

The End 的第 19 章使用 的术语“普遍同质性”作为标题。科耶夫历史结论的最薄弱之处在于他的国家理论，而“自由民主”在黑格尔和科杰夫能够找到的国家理论或其他文献中是找不到的，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黑格尔的国家理论只关心他绝对知识哲学范畴内的自由，而赞扬斯大林的科耶夫在他对普遍同质国家的解释中根本不关心自由、民主或自由民主。

1943年，科耶夫在《法理学现象学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中写了1200多页手稿历史，以弥补《导论》中国家理论的不足。科耶夫在《纲要》中明确解释了普遍同质的国家，强调只有社会主义世界国家才具有普遍性，同质性体现在这样的国家没有排他性的社会群体，每个人和每个人的经济条件都得到优化。

编写大纲的阿隆一直希望自称“斯大林主义者”的科杰夫是一个讽刺，但从大纲手稿中他失望地看到科杰夫认为斯大林的铁腕统治是他自己的普遍的同质国家的历史必然性。

将黑格尔和科杰夫描绘成“自由民主”的守护者，是福山的一厢情愿，而科杰夫“失败”的地方，则是福山的贡献，黑格尔在《终结》第十九章，或者科杰夫对普遍存在的创造性解释自由民主的同质状态应该归功于福山。 Kojève 使用主从辩证法的神器停止在普遍同质的状态。 ”横扫历史终结所有门类的最后一角：“历史终结出现的普遍同质状态可以看作是建立在经济和承认这对支柱之上”。将普遍同质与普遍承认联系起来“解决了各种奴隶社会及其变种眼中的识别缺陷问题”，而历史的结论是，每一类都是用主从辩证法推导出来的，在逻辑上是自洽的。

可见，在历史的尽头，什么样的社会形态，取决于如何定义一个普遍同质的国家。科耶夫经历了十月革命后富商和家庭失去财产的苏联平等同质社会，并用他通过经历20世纪三大主义的生活来解释和理解他所定义的普遍同质国家，如俄罗斯、德国和法国依次36岁的黑格尔将他新完成的《法哲学原理》献给了普鲁士首相哈登贝格，并获得了政府的“国家哲学家”地位和“红鹰勋章” ” 由皇帝授予；福山同龄，1979年毕业于哈佛，后在美国兰德智库担任苏联问题专家。 1989年2月，任美国国务院冷战大师乔治·凯南创立的智库政策规划部副主任。他们各自生活和领悟了自己对普遍同质国家的定义，推论了自己站在历史末日的社会形态，陷入了不可分割的循环论证。

什么样的社会形态最终会站起来

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和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可能是从不同角度分析冷战后世界最具创新性的理论框架。后者已成为众多学者追随的理论平台。没有人跟进。亨廷顿没有大惊小怪，他甚至不需要读汤因比或斯宾格勒来谈论文明的冲突，范式直截了当，易于使用；历史的终结是博大精深的，从一开始就到科耶夫和黑格尔。上至柏拉图，下至尼采，和解者将丧偶。

打开书本是有益的。跟着“参考文献”的参考书目和“末日”中的字名词“索引”，我重温了福山的《伊利亚特》，发现要理解福山，只需要读“导言”，而去黑格尔。迷路;看透福山，掌握《精神现象学》是不够的，至少要回到康德、费希特、谢林。福山最近接受采访时仍在抱怨没有人了解他。本文试图“了解”福山，寻找历史终结的发源地和秘密，以期破除历史终结的魔性。自称信仰马克思的罗素，在其著名的《西方哲学史》中感叹，马克思可以不依靠黑格尔的逻辑更清楚地解释马克思主义。自由民主历史终结的枷锁是福山落入自相矛盾陷阱的茧。

在祛魅《终结》之后，历史的终结顿时失去了黑格尔的光环，然后脱掉柏拉图的鞋子和尼采的帽子，自由民主也不会丢失。事实上，在由第 5 章到第 12 章组成的《终结》的第二部分中，福山为自由民主的历史终结的结论添加了一条平行线：因为战争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迟早会以经济发展为动力。现代化，导致需要更多政治参与的中产阶级的产生，政治参与日益增加的结果只能是普遍“公认”的自由民主。即便在这条传统的现代化理论道路上加上一点对主从意识的“认可”，也比依靠对民主漠不关心的柏拉图、黑格尔、尼采更加清晰流畅。时代畅销书。

祛魅后的自由民主同样光荣，但也更容易放在理性的天平上被追随者批判。首先，福山与亨廷顿争论的焦点回到了价值一元论和多元论的经典命题，即自由民主，以及平等正义等核心价值观不一定具有普世性；其次，从哈耶克和波普尔的角度来看，历史终结的结论让自由民主沾上决定论的污点，而不是他们强调的“自发形成”，即使福山在《终结》中布置了辅助道路，他们肯定会被指责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多元主义的斗争必然导致柏林的两种自由受到折磨。历史主义将自由民主推向积极自由的范畴，这是柏林最令人担忧的部分，这将导致专制主义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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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否正面临“历史终结”的终结？

历史的终结不是在象牙塔里进行纯粹的学术研究。这句话一出现就成为一种新保守主义根源的叙事方式。 With the of W. Bush as in 2001, , the end of , began to the and of the .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2003年3月开始的伊拉克战争。福山等新保守派极力推动这场战争，是为了践行新保守主义向外界输出自由民主的干预主义目的。 2009年3月，福山在看到向阿富汗和伊拉克输出自由民主的困境后，公开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他出版了新书《十字路口的美国》，对新保守主义进行了回顾和反思，并宣布自己不再是新保守主义者。

福山转向的众多原因之一是重读了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但真正预见伊拉克战争本质的是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恢复》，尽管他不喜欢并认为没有必要的伊拉克战争来得太晚了十年。亨廷顿认为，美国有些人在国内宣扬多元文化，在国外宣扬普世主义，结果将是灾难性的。按照文明冲突范式，美国应该对外承认价值观的多样性，对内倡导普世价值，这样才能在维护全球安全稳定的同时，保持美国的大熔炉性质。可惜福山已经转身，但美国的内政外交依然在朝着亨廷顿批评的方向滑行。

今年2月24日，亨廷顿1993年预言的俄乌战争爆发。福山再次抓住机会，将俄乌战争趋势与“历史终结”的学术命运联系起来。否定将决定是否结束“历史的终结”，或者用他2022年3月30日接受《-人》网络杂志采访的标题的话：“我们正面临着‘历史的终结’（ dof'-ry')"

首先，福山一再强调，普京的出现，和土耳其的埃尔多安、印度的莫迪一样，都是历史终结后民主体制下的强人。在伟大主义对抗的平台上的折磨。福山引用康德的《普世史》，强调战争一般不被用作解决民主国家之间争端的手段，而且俄罗斯和乌克兰在苏联和东欧剧变后进入了同一个体系。民族国家的混战、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的三场战争、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战争等十余场战争。

其次，福山常说专制国家有好天皇和坏天皇，那么民主国家就不会有好总统和坏总统的问题吗？在八国集团国家中，按照福山的标准，有一半的主要自由民主国家都有“坏”总统，而俄罗斯被撤职后的七国集团，其中三个已经从自由民主走向了无法自行纠正的法西斯主义。战争来纠正。

最后，《历史的终结》押注冷战的结束，哈佛大学教授梅南德评论道：“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这样的押注风险极大。”在《终结》之后的十几本书中，福山总是“玩这个套路，因为他想复制《历史的终结》一文的辉煌”，但他一生中的好运气毕竟往往很少见。以福山在过去三十年赢得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为筹码，如果美国政府买单，亨廷顿赢得福山至少7万亿美元。俄乌战争还能成为讨价还价的筹码吗？如果至少不能放在三大学说的牌桌上，那么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俄乌战争都是一场没有学说的无冕之战。

“早晨的太阳与康德一起升起，自由地贯彻所有的哲学，永远。”但是不到一个世纪以来，自由还没有被用来描述民主。纵观30年历史的终结，自由民主不是在1806年或更早诞生，1806年也不会是历史的终结。亨廷顿在他关于西方复兴的文章中引用了 2019 年去世的日本哲学家梅原武史的话：“自由主义远不能取代马克思主义和在历史末日统治的意识形态，它将成为另一块崩溃的多米诺骨牌”。

（作者为泛美投资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文章发表时已删除部分注释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