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孔子犹如西方的耶稣，中国不能失去山东

顾维钧：孔子犹如西方的耶稣，中国不能失去山东

据说，巴黎和会在讨论山东问题时，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的顾维钧有一个精彩发言。

顾维钧说，山东是中国文化的摇篮，中国的圣人孔子和孟子就诞生在这片土地上。孔子犹如西方的耶稣，中国不能失去山东，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

我们不是在这里讨论顾维钧的发言与巴黎和会的得失，而是觉得顾维钧的精譬之语道出了孔子、懦家对中国及世界的意义。作为圣人，孔子与耶稣地位相埒；作为圣地，山东与耶路撒冷同等重要。

这个判断，也最简洁地说出了这部《中国儒学三千年》的写作旨趣。孔子、儒家，对于中国人来说，不是简单的文化现象，而是与生命相关联，是中国文明的根，其意义、表征，就像耶稣、基督教在西方人心灵深处那样，是一体的，而不是外在的依附关系。

▌儒学的起源，曾建构了一个新的文明体系

从历史学的视角说，孔子并不是儒学的最初创造者。儒和儒学的起源，都远在孔子之前。

孔子只是懦家典籍的整理者，儒家思想体系化的创建者。但“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道”，儒家经典经过孔子之手，后世儒生一般不会提出疑问，足见后世对孔子所谓的“顶礼膜拜”、“马首是瞻”，也反映了孔子、儒学、经典对我们民族的巨大影响力。

据研究，儒的发生大约在殷周之际。在那个天崩地裂的大变动时代，官学解体，学术重心下移，渐渐转移至民间。

儒的前身大约是负责礼仪典章的文化管理者，原本依附于殷商王朝，然而在殷商王朝灭亡后，很多殷商遗民也因周朝统治者的安排，离开故都，迁往宋国等地，集中居住，便于管理。

贵族的文化传统养成绝非一朝一夕，而彻底丧失更非易事。于是，这批殷商遗民在宋国一定程度上反而自得其乐，传承着自己的文明，尤其是在殷商那几百年来形成的制度、典制、礼仪、习俗。

反观周朝的统治者并不是一批起自乡野的文盲，在漫长的“先周时期”，周人的祖先也在创造、传承着自己的文明，因而当周人取代殷人统治时，他们并不是只顾着庆贺、狂欢，而是有着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他们思考的问题是，如此强大的殷商王朝为什么不堪一击，周王朝如何才能避免重蹈殷商王朝的覆辙?

思索的结果是我们看到中国历史至此出现了第一次大的转折，根据王国维先生《般周制度论》的研究，就是一个全新的宗法社会体系由此建立了起来。

其要点有：立子以嫡的嫡长子继承制，比较稳妥地制定了一个政治权力传承、经济财富继承的基本规则；以嫡长子继承制为中心，又衍生出一系列宗法社会规则，诸如尊尊、亲亲、长长、男女有别，直至以个人为同心圆的五服制度，同姓不婚的婚姻制度等。

这些制度不仅结束了此前中国社会的无序、混乱的面貌，而且建构了一个新的文明体系。

新兴的周王朝统治者确实有大格局，有长远的考量，特别是周文王姬昌倡导笃仁、敬老、慈少、礼贤下士，为周王朝网罗了一大批有用之才。

而他的第四子周公旦更是任劳任怨，竭尽全力协助幼主周成王执政，既让周王朝平稳度过了建立之初的困难时期，更为周王朝的长治久安制定了一套文明制度。周公之所以被誉为儒家功臣，孔子之所以时常梦见周公，其实都应该从制度层面给予解读。

周公主持制定的礼乐制度，主要凭借的还是那些迁徙至宋国的殷商遗民，这些遗民拥有渊博的知识。而周朝统治者的礼遇，让他们有了一个传承文明的机会，儒家文化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得以产生的。

据太史公《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的先人就是迁徙于宋国的殷商贵族，拥有较高程度的知识、教养，精通股商的礼乐制度。

经过周朝八百年发展，政治架构、社会经济、文化思想诸多方面都获得了极大的提升。特别是周王朝政治架构上的双层体制，既有以周天子为中心的联邦要素，又有以各诸侯为中心的地方自治。各诸侯国的政治制度绝无完全相同，它们之间相互比较、相互竞争、相互激励。

周天子有自己的经济来源，除了象征意义，用以维持“天下共主”身分而令各诸侯国按礼制进贡方物外，周天子实无力向诸侯国摊派更多的费用，但周天子、周王朝是正义的化身，率有道伐无道，占据道德至高点。

因而各诸侯国不论国力强弱，在很多时候仍愿意与周天子一起，“同仇敌忾”。所谓“挟天子以令诸侯”，从另外一个角度观察，周天子确有可以利用的价值。

这种双层政治架构既维持了一个大的共同体以应对新的挑战，又使各诸侯国因时因地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己的主动性。

孔子后来动辄赞美周制，梦见周公，是因他确实看到了周制的价值与意义。

然而，周朝的这种政治制度发展到中途，也遇到了新的问题，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周天子的实力和影响逐渐式微，诸侯弱肉强食儒家思想历史作用，遂相继形成了几个大的诸侯国。

所谓“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其实就是这些诸侯国在丛林规则中的胜出，征服、兼并其他诸侯国的结果。

假如周王室仍然能维持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体制运行，并始终占据主导，那么即便出现几大诸侯国相继或同时争雄称霸的政治格局，也并不是绝对的坏事。

毕竟许多事情超出了一个小的诸侯国范围，诸如治水。可惜的是，到了战国晚期，秦国异军突起，以武力征服诸国，一统天下，进而彻底废除了具有象征联邦意义的周天子。

▌遭遇秦朝致命打击，儒学反而发扬光大

秦帝国的统一，对于后世中国确实具有许多意义，但秦帝国的政治架构是对周朝双层政治架构的彻底破坏，以单一架构取代双层架构，完全废除了诸侯国的自治权，天下一统；又以郡县制替代封建制儒家思想历史作用，对全国实行垂直管理。

对于秦帝国的政治选择，当年的争论不可谓不激烈，但统治者无视反对者的意见，一意孤行。

统一帝国建立了，但相应的问题其实两千年来并未获得真正解决。这是中国历史上继“殷周之变”之后发生的第二次大变动，许多历史学家称之为“周秦之变”。

殷周之变产生了儒家，周秦之变遏制了儒家。在周秦之变争论最剧烈的时候，力主维持双层政治架构的仍是那些儒家学者，只是秦王朝的统治者没有接受他们的建议，而坚定不移地废封建、行郡县，甚至不惜以“焚书坑儒”的极端方式解决了持不同政见的儒者。

这是儒学史上最惨烈的一幕，被坑杀的儒者不算多，但焚书确实是对文明的摧残，给后来的儒学发展，甚至儒家学术史留下来许多持续争论的问题。

后来所谓的“今古文之争”、汉宋之争，尤其是清代学术的内在理路，其实都与秦王朝的坑焚之虐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关联。

我在这本书里解释了， 焚书坑儒的实际结果与动议者、批准者、执行者的愿望完全相反，坑焚之虐反而提升了儒家的地位顾维钧：孔子犹如西方的耶稣，中国不能失去山东，推动了儒家典籍更大范围的流传。

到了汉武帝时期，儒学甚至被提升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儒术独尊，一家独大，而且持续了两千多年。直至20世纪儒家思想历史作用，儒学的地位才受到冲击。

▌近代中西文化的碰撞，反而促成新儒学的崛起

晚近儒学受到冲击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大变局，即继“殷周之变”、“周秦之变”之后，因大规模的中西文化交流而引发的大变局。这个变局至今没有结束，如何定位还可以研究。

中西文化交流引发的对传统价值的再思考，其实是晚近的事情。在中西文明交流之初，双方彼此间都抱持着一种欣赏的态度。

本书中就专门讲述了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的情形，不论是最早的利玛窦、徐光启、李之藻、王徵，还是稍后的汤若望、南怀仁、梅文鼎、方以智，他们似乎都没有像佛教东来之初儒佛之间那样的相互敌视。

中国的儒家学者谨记圣人“儒者以一事不知以为耻”的教诲，对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人带来的西方文化抱着一种急切的学习态度，他们发誓与西儒合作，用二十年时间，将西儒带来的六千部西方典籍，就像《几何原本》那样全部译成中文。果真如此，中国的面貌将焕然一新，西方也将在文化交往中受益良多，比如中国文化中的人文主义也确以某种形式参与了西方的启蒙运动。

换言之，起初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在与西方文化交流时，并没有感到丝毫不适和无所适从，但中西文化后来发生冲突也是事实。

18世纪中期之后，英伦三岛的工业革命给全世界注入新的动力，遥远的东方也被波及。因工业革命而产生的工业社会、工业文明，与中国旧有的农业文明、儒家文明，并没有结构性的冲突，工业文明并不是要直接取代农业文明、消灭农业文明，即便融合到后来，也不过是用工业文明的手段去调整农业文明。

用从事农村建设的专家梁漱溟的观点解释，引进吸收西方工业文明之后的中国，工业文明的好处不妨应有尽有，中国固有的农业文明也会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调整自身。中国是在农业文明基础上增加一个工业文明，而不是工业文明完全替换掉农业文明。

理解这个道理现在当然不是问题，充分工业化的西方成了世界最大的粮食生产基地，而现代农业机械化水平不高的中国反成了世界工厂。

但在过去很长时间里，人们并不清楚这些道理，因而当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缓慢不前，又不断受制于先发国家的丛林规则，处处吃亏时，一些思想者如陈独秀、吴虞等人将中国落后的责任推向思想文化，以为儒家伦理、孔孟之道必须承担中国落后的责任。

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正像贺麟后来在《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中所说， 陈独秀等人对儒家、孔子的责难，不仅没有将孔子、儒家打倒，反而从另一个角度彰显了孔子和儒学的意义。

“后五四时代”新儒学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五四新文化极端反传统的回应。这个思潮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走向。20世纪末再度掀起国学热、儒学热，以及对孔子地位不断的重新认同。

这些历史细节顾维钧：孔子犹如西方的耶稣，中国不能失去山东，书中尽量都予以描述与解释。由此可见，对于中国人而言，儒学就是类似于基督教在西方的意义，即便儒学不是宗教，但对中国人而言，它确实具有准宗教的意义。

书中没有从形而上的视角解读儒学、儒家与孔子、孔孟之道，因为纯理论的探讨、解读过于艰涩与枯燥，本书的主旨是希望从大历史的视角，给三千年的儒学发展史做一个鸟瞰式的描述，为读者诸君呈现一个宏观景象。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