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眼中的“中国哲学”究竟何指呢在哪？

日本学者眼中的“中国哲学”究竟何指呢在哪？

我们都知道“哲学”一词的英文是，其希腊文原义是爱智慧。中文的“哲学”则来自日本明治时代启蒙思想家西周的翻译。当然，对最早的中文翻译实际上可以追溯到明末耶稣会的传教士。艾儒略（1582-1649）著有著《西学凡》一书，这部在明清之际士大夫中产生过广泛影响的西学概论，将哲学音译为“斐录所费亚”，意译为“理科”，或径直解为“理学”、“义理之大学”。可见在艾儒略眼中，西方的哲学约等于中国传统的义理学。

而西周最早亦将音译为“斐卤苏比”，或意译为“希哲学”，但最终他还是选择了“哲学”一词。他原本想通过这种翻译以指出西学中有一种不同于日本传统学术或儒学的新学问，但此词一流行，就在日本学界出现了“儒教哲学”等提法。而传到中国之后，中国思想界也出现了“中国哲学”这一概念，一直延续到今天。

这便是“中国哲学”的前世今生。然而，相比于“中国哲学”概念的出现，更曲折的是对“中国哲学”内涵的探索。“哲学”既然原本是属于西方的学问，“中国哲学”究竟何指呢？上个世纪的学者们对这一问题做了深刻的探索和反思，以下我们借助郑宗义的分期对这些学者的思想进行简单介绍。

1.格义时期

所谓“格义”，原指汉代佛教初次传入中国时，一些学者为了方便国人理解来自不同语言和传统的佛教思想，而采用道家概念对其进行翻译和解释的做法，这种做法只是权宜之计。然而在两种文化碰撞之始中国哲学就是儒家哲学吗，无论是为了加速新文化的传播而进行的有意曲解和比附，还是由于知识的匮乏和理解能力的不足导致无意地望文生义，“格义”似乎在所难免。

王国维主张：“夫哲学者，犹中国所谓理学云尔。”

陈黻宸则云：“欧西言哲学者，考其范围中国哲学就是儒家哲学吗，实近吾国所谓道术。”

他们只是把西洋哲学理解成一种讨论义理的学问，因此自然以此比附中国传统的理学或道术。这对西方哲学的理解不免过于浅显。

2.以西方哲学为参照

1918年，胡适出版了借用西方哲学之“形式”写成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胡适在开篇就对“哲学”做了一个众所周知的界说：

“哲学的定义从来没有一定的，我如今也暂下一个定义：凡研究人生切要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中国哲学就是儒家哲学吗，这种学问叫做哲学。”

胡适通过重新定义“哲学”而肯定了中国的义理学也是哲学，但是他对“哲学”这一概念并未充分反思，其定义亦过于宽泛。与之相比，冯友兰的反思则更深刻。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说：“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

冯友兰虽然也把“哲学”理解成一种普遍的学问，因此中国义理学也可纳入其中，但是其对“哲学”的理解仍然是依傍于西方传统。这便遇到一个困难：对于中国义理学中特别突出的工夫论问题，西方哲学的架构却难以容纳。可见冯友兰在思考何谓哲学时，对中国哲学特殊性缺乏足够关注。

同时稍后的张岱年在《中国哲学大纲》中定义哲学为：“哲学是研讨宇宙人生之究竟原理及认识此种原理的方法之学问。”

他认为中国旧有学术，即先秦时所谓“学”、诸子之学、魏晋玄学、宋明道学、理学与义理之学等日本学者眼中的“中国哲学”究竟何指呢在哪？，“意谓约略相当于今之哲学”。面对中西哲学的特殊性时，他提出可以将哲学看做一个“类称”，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都是其中的特例。然而这个类仍然是由西方哲学来建立的，中国哲学与之在何种意义上相近而可归于哲学，仍然晦暗不清。

3.对中国哲学特殊性的探求

相比于前期更多依附于西方哲学，这一时期的学者则更突出中国哲学的特殊性。

梁漱溟在其《中国文化要义》中清晰地表明他“严辨东西”的态度日本学者眼中的“中国哲学”究竟何指呢在哪？，他认为中国传统之学（以儒、释、道三家为主）强调“亲证离言”，西方哲学则“对于宇宙根本问题揣测卜度”。他认为西方哲学强调的思辨恰恰会阻碍中国传统强调的亲证，所以他要反对“随俗漫然以哲学称之”而“失掉自家立场”的做法。

相反，与此相反，熊十力则强调“证会”（体悟）与“思议”（思辨）二者间的辩证关系，他指出哲学要“不遗理智思辨，要不当限于理智思辨”，从根本上说是“思辨与修养交尽之学”。在这种观点下，熊十力并不排斥“哲学”，由于儒学擅长实践体认，他甚至有儒学“当为哲学正宗”的说法。

4.统摄性“哲学”概念的建立

牟宗三则继承熊十力对思辨与实践的统合，他说：“无生命之圣证，则道不实。无名理之凌空，则道不开。哲学辩而开之，显无幽不烛之朗照。圣证浑而一之，示一体平铺之实理。”

他还用“通孔”做比喻，认为中西哲学都是从不同的通孔来理解普遍的真理的，正因为“通孔”之不同，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所发展的主要课题也有所不同，中国哲学的课题是生命，西方哲学的课题则是自然。

而唐君毅在《哲学概论》中说：“哲学是一种以对于知识界与存在界之思维，以成就人在存在界中之行为，而使人成为一通贯其知与行的存在之学。”他也把思辨和实践、知与行都收纳到哲学的概念中，兼顾了中国哲学的特殊性，由此建立了具统摄性的“哲学”概念。

总之，唐君毅和牟宗三建立了普遍的“哲学”的观念，中西方的思想均可以归属于“哲学”，他们既避免了用西方哲学裁剪中国义理学造成的割裂，也继承注重中国哲学特殊性的成果，从而扩大和改变了“哲学”的涵义，真正把中国义理学纳入“哲学”之名下。当然，中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远远没有停止。在唐牟之后，还有许多学者提出他们自己独特的见解，这里就不再介绍了。

总之

在近百年来中西交流碰撞的背景下，何谓“中国哲学”，乃至如何建立“中国哲学”的学科，成为数代学人不断思考的重要话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代代学者们逐渐摆脱了与西方的简单对立，也摆脱了对西方的单方面依靠，思想越来越独立和成熟。当然，如何理解“中国哲学”并没有最终的答案，这个问题仍待人们继续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