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博:“学以成人”可以分为两个语境

王博:“学以成人”可以分为两个语境

编者按:2018年8月13日至20日,由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FISP)及北京大学主办的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在中国国家会议中心举行。本届大会是世界哲学大会历史上第一次以中国哲学思想文化传统作为基础学术架构,第一次将中国精神秩序中核心关注的自我、社群、自然、精神及传统作为核心议题,以“学以成人”( to Be Human)为主题展开全方位的哲学研讨。会议期间,凤凰网文化中心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副校长、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中国组委会执行主席王博教授,以下为访谈实录:

王博:“学以成人”可以分为两个语境

北京大学副校长、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中国组委会执行主席 王博

凤凰网文化:本届的会议主题是“学以成人”,从中国不同的时代语境改变来看,这个主题怎样体现?

王博:我觉得“学以成人”可以分为两个语境、两个角度。一个角度是历史的,另一个角度是传统和现代会通的。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中国哲学本身自己有不同的传统。比如说我们一般讲三教——儒家、道家和佛教。当然,诸子百家还有更多。其实,每一个哲学传统,本身就是一种对人的理解。而这种对人的理解,毫无疑问会影响到人的自我思考和自我塑造。比如,“成人”也是儒家里面很重要的观念。作为一个名词的“成人”,在《论语》中就出现了,它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人”,或者说是一个比较完美的“人”。儒家更多的是突出人的伦理本质,所以它其实可以说是一个“伦理人”。但是道家就不一样了,道家是要成就一种独立的价值。我想不出一个什么样的词,用“自然人”也容易误解,我们知道在道家里面“自然”有特殊的含义。那也许我们可以使用另外一个词,叫“独立人”,这也是老子使用过的,老子把“道”描述为“独立而不改”,这也是人存在的一个状态:独立人,每个人都是他自己。跟儒家相比的话,这是两种不同的“成人”的典型。

其实古典时代的中国,我们生活在一个有儒家、道家,当然包括佛教或者法家等等共同塑造的一个对“人”的理解之中。但是如果我们把时间不局限在古代,到了近现代,以中华民国的成立作为标志的话儒家处世哲学的现代社会应用价值,那我们对人无疑有了一个重新的理解。我们知道民国初年实际上是我们对自己传统进行深刻反思的时候,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态度,比如非常激进的反传统的态度,它具有很大的声音。当然,我们也有致力于中西会通的态度,有文化保守主义的倾向。但是有一个根本的东西改变了,就是我们对“人”的理解。如果看当时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后来叫《新青年》,最初讨论比较多的,其实就是与对“人”的重新理解相关的,比如讨论到家庭内部的关系,例如父母亲和子女之间的关系。子女仅仅是一种角色的存在,还是作为独立的人本身的存在?当时一个很重要的社会现象,就是对家庭的逃离,或者说对家庭的“背叛”,包括传统婚姻形式的解体。当然,还包括其他广泛的领域。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讨论“成人”,很显然超出了传统,不管是儒家的“伦理人”还是道家的“独立人”。这样一种心态会接近于现代人,事实上,我们现代中国对“成人”这样一个重新的理解,是在中国和世界的互动、互相影响中实现的。所以不可避免的,世界的思潮与整个世界范围之内对“人”的理解会影响到中国人对“人”的理解。归根到底,人是文化的动物,也是文化的产物儒家处世哲学的现代社会应用价值,而文化本身是处在变化的过程里面。

凤凰网文化:无论是何种文化背景,想要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您觉得需要具备哪些素质?

王博:并不是生活在现代的人都叫现代人,对吧?我们现在很多人生活在现代,但是也许思想还停留在清朝。既然我们叫现代人,应该体现出现代世界中最具有标志性的价值,这种价值很多时候是通过教育来传递的。我举个例子,比如“公民”这个词,这个词我们以前没有,我们以前叫“臣民”或者“庶民”等。有一天突然出现了公民这个词,这个词当然是翻译的产物,但是翻译背后实际上是代表了一种现代的价值,是对人的重新理解。那么这个时候,公民意识,这就属于对现代人来说是很重要的。

另外一点,对于他者的看法,包括对于陌生人,对看起来跟你无关的人的看法,其实也是作为现代人很重要的一部分。在传统社会,我们更多地生活在一个小的圈子里面。我们对熟悉的人很亲近,但是我们面对陌生人会觉得充满了危险。比如,我们中国传统里面,旅行其实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出门之后,是不是能够回来?不知道。但是现代社会对“陌生”的理解不同,因为现代人生活在一个更大的世界里,我们会经常主动或者被动地面对不同的人。我们会遇到陌生人,但是同时对别人来说,我们也是陌生人。这个时候,我们该如何建立起陌生人之间的互相信任、如何理解他人?我们能不能够在把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同时,也把他人确立为一个“人的存在”?这时会遇到对人的权利、人的存在本身相关的理解。对于现代社会共同价值的认知,这是成为现代人最重要的东西。要具备哪些人文的素养?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一种价值观,价值观是定义我们成为我们的最重要的东西,也是把我们现在和前人区分开来的东西。

凤凰网文化:在您看来,中国的哲学还有哪些困境需要突破?它在当今世界的学科体系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今后该如何自立和发展?

王博:中国哲学确实有很多困境。有很多困境是客观的,有很多困境是我们自己制造的。因为我们现在讲中国哲学传统,如果从老子、孔子算起的话有2500多年吧。我们都能说出中国哲学历史的大概的面貌,从先秦、两汉、魏晋、隋唐,再到宋明等等,能记住很多伟大的名字,对他们充满敬意和尊重。但是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讲,哲学这个学科其实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我们现在都知道其实是日本人首先把“”翻译成“哲学”。曾经有不同的翻译,比如玄学、理学、义理学,或者其他说法。最后,“哲学”这个词流行开来。这个学科能不能够进入大学,一开始是有争议的,1912年北大哲学门是一个在大学里开创在哲学学科。我们首先就面临了一个现实:2500年的哲学历史,和只有106年的大学正式设立学科之间的差异。这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说明中国哲学本身所遇到的困境,其实包含着身份的认同。一直到现在,有一些学者并不是特别认同把中国的义理传统称为“哲学”。当然,有更多的学者在哲学学科、领域里重建中国的思想传统,并且在和外部世界的对话里创造当代意义的中国哲学。这是我们正在做的非常重要的事情。

事实上,回顾中哲学科出现的几十年,也是成果非常辉煌的几十年。首先是胡适,其次是更被人熟知的冯友兰等等,他们从对中国哲学历史的梳理中,在中国和西方世界的哲学对话过程里王博:“学以成人”可以分为两个语境,试图创造自己的哲学体系。我觉得这个哲学体系本身有双重自觉,第一重自觉是“哲学的自觉”,第二重自觉是“中国的自觉”。所谓哲学的自觉,就是把这个东西当做哲学,从来没有质疑、纠结是不是这么定义或者描述这传统,而是很自觉地用哲学来描述历史,并且进行自己的构造。我特别想说这个“中国的自觉”,我们一直想重新让中国哲学确立它在世界上的地位。这不止是冯友兰的理想,也是那一代很多哲学家共同的理想。但是这个过程中,无疑我们会“牺牲”掉很多东西。我所说的“牺牲”,是指我们中国文化中间缺少这个学科的框架,整理我们自己历史的时候,就好像出现了一个“闯入者”,这个“闯入者”有它自己的一套工具和方法。我们原本看起来是一个系统的整体的存在,被伤害的感觉一定是存在的。所以,某种意义上讲,我个人理解这样的一种纠结。这种纠结的实质是,我们如何让自己的精神传统、思想传统、义理能够以完整的合乎自己逻辑的方式呈现出来。哲学的名义能不能够达到这样的目的?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有足够的智慧来解决这样的问题。一旦我们承认,哲学有不同的形态,比如有德国哲学、英国哲学、非洲哲学、阿拉伯世界哲学、中国哲学,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缓解这样一种紧张。换句话说,我们仍然可以借助于哲学这样一个名义,以及这个名义本身给我们带来的一种思想的工具,用它的问题意识,更加整体地发掘、呈现我们自己的文明传统。所以我倒不觉得应该放弃这样的一个名字。我更愿意从积极地方面去思考“哲学”这个名字。这个名字所代表的学科,对我们来说具有积极的意义。

中国哲学目前面临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更好地在中国和世界的交往中间,来确立自己的独特性,以及对话的能力。从专业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个需要持续的知识和学术的积累,需要我们有更自觉的开放意识,才能够去完成。

我们现在也看到国际哲学界对中国哲学越来越浓厚的兴趣,这是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我们怎么样让这样的兴趣在中国学术界中得到积极的回应?进一步塑造共通的学术共同体,从而为中国哲学学术的发展提供一个更世界性,同时也是更中国性的形态,这可能是中国哲学未来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凤凰网文化:从哲学这个角度来看,当我们面临着无法改变的现实的时候王博:“学以成人”可以分为两个语境,应该如何展开行动、如何安顿自己的身心?

王博:这个问题挺有意思。在我们面对无法改变的、我们又不喜欢的世界的时候,可能有三种态度。第一种是接受,把它作为命运来接受。我们传统哲学里面也有很多这样的资源。第二种是改变,既然它是不完美的、有缺陷的,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去改变它呢?当然我们知道改变是一件很辛苦的工作,即便你努力了可能也不能实现,可能越变越糟糕。就像面对癌症的时候,有时越治疗它越活跃。这可能也是一个方式,而且一旦改变的话,是需要某种机制,需要某种合作的方式来进行。第三种是挣扎、纠结,我既不能改变、我又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一种处境。马克思好像很不喜欢接受现状。马克思曾经批评传统的哲学,说过去的哲学仅仅是要解释世界,而更重要的是改变世界。马克思的这种理解,事实上我们看直接的后果就是必然会走向社会实践,以工人运动和包括后来我们看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所进行的社会革命方式来展开。但是我倒毋宁相信这个世界上,其实有很多人处在一个挣扎的状态。尤其是在现代的世界,我们越来越感受到技术对人的控制儒家处世哲学的现代社会应用价值,当然包括权力和资本对人的各种各样的控制。个体本身似乎是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但是也更明显地感受到无力。大概有的哲学会告诉你,在这个情况下你应该努力实现自己跟世界之间的和解、自己跟自己之间的和解。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钱理群先生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是作为一种个体选择,我个人认为它可以是多样的,每一个人都可以选择他跟世界、跟自己的相处方式。这可能就是现代社会本身应该具有的一种价值。也许有人选择接受,有人选择改变。世界上只要存在着不同的态度,就一定会有体现这种不同态度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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