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瑾老师：隋帝国的残暴统治，唐高祖李渊女皇

南怀瑾老师：隋帝国的残暴统治，唐高祖李渊女皇

第十二章 隋唐时期佛教哲学思想的发展

公元 581 年，结束了南北朝对峙的局面，建立起统一的隋帝国。由于隋王朝的残暴统治，隋末爆发了以李密、窦建德为首的农民起义。这是秦汉以来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严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以李渊为首的封建贵族集团，又在镇压农民起义的基础上，建立了唐王朝。唐朝的统治者，在隋末农民起义打击后，吸取了隋朝灭亡的教训，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采取了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以防止农民战争的再起。同时在思想领域里，采取三教并用的政策，以调和三教的矛盾。以发挥它们各自的社会作用。唐太宗李世民自己并不相信佛教，可他却认为佛教对「治国」有利，并加以扶植。他说：佛教教义「慈善为主」，可以「膏润群生」；佛教讲因果报应，可以教人「积善」。因此他主张在「丧乱」之后，应令天下寺院，「度人为僧尼」（《广弘明集·度僧于天下诏》）。除太宗之外，唐高祖李渊早在反隋起兵时，他就立愿表示，他一旦做了皇帝，定要大弘佛教。则天女皇也利用佛教，来为她当皇帝制造舆论。她被佛教僧侣说成是「弥勒佛转生」。唐玄宗更是接受佛教的灌顶仪式，唐代宗则把李唐王朝的延续，当作佛教因果报应的验证，如此等等。这样在李唐王朝的倡导下，佛教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并出现了一大批僧侣贵族，有的被奉为国师，有的领地受封，形成了僧侣贵族的特权阶层。这样在朝廷的支持下，佛教在社会上就更加广泛地流行了起来。

唐代佛教的兴盛，还表现在唐代寺院经济的空前发展上。当时的佛教寺院垄断了大量土地和劳动力，拥有庄园、水硙、当铺和奴婢，享有免税和免役的特权。《旧唐书·王缙传》说：「凡京畿之丰田美利，多归寺观，吏不能制。」据说，唐武宗废佛时，曾「收膏腴上田数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旧唐书·武宗本纪》）。在山东有一个寺院，就有「庄园十五所」（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有不少寺院，「置田亩，岁收万斛」，而且「置无尽财」，大放高利贷（《宋高僧传》卷十五）。总之南怀瑾老师：隋帝国的残暴统治，唐高祖李渊女皇，许多寺院具有自己庞大的独立经济。寺院经济并得到贵族们的支持，史称：「中宗以来，贵戚争营佛寺」，「富户强丁多削发以避徭役，所在充满。」（《资治通鉴·唐记》二十七）辛替否曾说：「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旧唐书·辛替否传》）唐代寺院经济的空前发达南怀瑾老师：隋帝国的残暴统治，唐高祖李渊女皇，又为佛教的流行提供了物质基础。

唐代佛教的昌盛，更表现在佛学研究的空前繁荣上。唐代佛教在南北朝众多的佛教学派（或称「师说」）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了许多不同的佛教宗派。各宗派之间具有强烈的排它性，它们互相纷争又互相吸取，共同促进着佛学的昌盛繁荣。在隋唐主要流行的宗派有：三论宗、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密宗等。这些宗派，其中有的在唐朝以前便存在了，到了唐朝又得到了新的发展，有的则是唐朝才兴起的。这些宗派又与寺院经济相结合而得以巩固与发展。由于寺院有自己的独立经济，寺院的首领实际上还是大庄园主，首领死后，又需要有人来继承寺院的财产，以此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更促使了佛教宗派内部的剧烈竞争。

隋唐佛教诸宗派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异和对立。每一宗派都有自己崇奉的经典，如三论宗尊奉《中论》、《百论》和《十二门论》，天台宗尊奉《法华经》（故又称法华宗），华严宗尊奉《华严经》，净土宗尊奉《阿弥陀经》等等，各派还对佛教经典都做出综合的评价，认为各类佛教经典都是佛说的真理一部分，同时又都将自己这一派所尊奉的经论置于最高的地位，标榜自己这一派的教为最圆满完全之教。这就是所谓「判教」。各宗派又都自立门户，为自己安排了祖师，并编制了一个教理传授的系统，一代一代相传下来，这就是所谓「法嗣」。在竞争中，各宗派之间，互争佛教正统地位，每一宗派内部又争「法嗣」，争做本宗的继承人。因此他们之间纷争十分激烈。

尽管佛教内部纷争，各立门户，互争高低，但这仅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它们又都是佛教，是佛教内部的斗争，因此彼此之间在教义上又互相影响，互相吸取，共同促进着佛教思想的发展。不仅佛教各宗派之间互相吸取互相补充，而且还大量地从中国传统的儒家和道家道教思想中吸取养料，以发展自己的教义，使佛教进一步地中国化，使儒、佛、道三教进一步圆融合流，从而产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不同于印度的隋唐佛教诸宗派的佛学思想体系，大大地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在隋唐佛教诸宗派中中国的禅宗最为突出，它可称之为佛教中国化的典范，是我国佛教中国化（或称本土化）圆满成熟的标志。它在我国历史上影响亦最大。此外，华严宗对宋代的程朱理学、唯识宗对近现代中国哲学，也都产生了深远的思想影响。因此我们在下面将对这三个宗派作专节的研究，至于三论宗、天台宗、净土宗等，在历史上亦有较大的影响，现作简略的介绍如下：

三论宗 以主要研究印度的佛教论著《中论》、《百论》、《十二门论》三论而得名。创宗人为隋代的安息国侨民吉藏。他主要活动于陈隋时期。三论宗的基本思想是「二谛八不中道」说。认为宇宙万有皆是因缘和合而生，虚妄不实，但在世俗人看来它们是真实的存在，此为「俗谛」，而从佛教的「真谛」看来，皆虚幻不实，诸法为空。然而真俗二谛又是「二而不二」的，二者不可分离。空不离有，有不离空，应是假有性空，非有非无。这就是所谓「中道」。万法既为「非有非无」，那么生非真生，灭非真灭，而应是不生不灭、不常不断、不一不异、不来不去的。这就叫做「八不中道」。

天台宗 创宗人为陈隋之际的智

加载中...，因他常住浙江天台山，故名天台宗。又因该宗以印度的《法华经》为主要的教义根据，故又称「法华宗」。该宗倡导「止观双修」，止即禅定，观即智慧。南北朝佛学有所谓南义（南朝重义理讲智慧）北禅（北朝重禅定）之分，天台宗则主张止观双修，不可偏废。在佛教的基本教义上，天台宗提出了性具说和一心三观、一念三千等著名的佛学思想。所谓「性具说」，性即是法性、真如，即认为一切诸法皆为真如法性之体所本具，因此他们提出众生本性即具一切善法和恶法，佛与众生本无根本差别，「即能修成，全是本具」。所谓「一心三观」，即是说一心能观空、假、中三谛。这是智

加载中...根据印度龙树的《中论》的「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名中道义」的所谓「三是偈」思想发挥而来的。智

加载中...说：「若一法一切法，即是因缘所生法，是谓假名假观也；若一切法即一法，我说即是空，空观也；若非一非一切者，即是中道观。」（《摩衍止观》卷五上）这即是说，「一法一切法」，即指真如随缘形成一切现象，皆不实在，故为假，观此即为假观；「一切法即一法」，指一切现象皆真如显现，无有自体，故为空，观此即为空观；「非一非一切」，指同时包含有以上两个方面即假即空，故为中道，观此则为中道观。同时此三者圆融不分，举一即三，虽三而常一，观假即观空、中，观空即观假、中，观中即观空、假，是谓「一心三观」。所谓「一念三千」，一念即一念心，三千即指三千世界，总括一切法之谓。智

加载中...说：「此三千在一念心，若无心而已，介尔有心，即具三千。」（《摩衍止观》卷五上）这是说，三千世界即一切现象皆存在于一念心中，这是因为「三千同一性故」，皆为同一真如本心之显现，所以说「一念三千」。

净土宗 创宗者为唐代僧人道绰与善导。此宗以信仰「西方净土」而得名，追求往生西方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其修行方法主要是「观想」（作各种净土极乐世界的假想）和「念佛」（口念阿弥陀佛的名号）。他们认为只要一生至诚念佛，临终时即可仰仗阿弥陀佛的愿力往生西方净土。由于此宗修行方法简单易行，因此该宗在我国民间社会中得到了广泛流行。

隋唐时期思想界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儒、佛、道三教的融合与纷争。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学派，但自魏晋以降直至隋唐时，由于老庄玄学的兴起和外来佛教的昌盛，儒家失去了往昔（汉代）的盛势。然而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是我国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集中反映，是我国封建社会治国安邦的基本指导思想，而佛教与道教都是宗教，宣扬的是出世主义思想，这就与儒家的伦理政治（忠孝之道）发生了矛盾。因此，隋唐的儒学家们，从巩固封建社会秩序的根本利益出发，掀起了儒学的复兴运动，力排佛老（道教）思想，以恢复儒学昔日的盛势。然而自魏晋以来，儒学处于「中衰时期」，哲学思想一直未能得到多大的发展，与佛、道两教的哲学比较而言，尤其与佛教的心性学说相比，儒家的哲学就显得十分贫乏。因此，为了提高儒家的地位，发展儒家学说，就必须吸取佛、道两教的哲学思想佛家哲学经典书籍，以充实儒家自己的心性论和宇宙论的哲学思想。这样儒家与佛道之间，除了有排斥纷争一面之外，又有着儒家吸取佛道思想，融合佛道的一面。同理，佛道两教，尤其是外来的佛教要在中国得到发展，就必须与我国的正统思想——儒家思想相适应，因此佛道两教除了坚持自己的出世主义的宗教世界观之外，还必须大力吸取儒家的伦理政治思想，容纳儒家的忠孝、仁爱等思想佛家哲学经典书籍，以调和与儒家的矛盾，以便与整个我国的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相适应。因此佛道两教与儒家学说之间，既有着排斥纷争的一面，亦有着互相吸取、互相补充融合的一面。至于佛道两教之间，由于两者都是宗教，在宗教教义和理论方面，自然可以互相效仿、互相吸收、取长补短，以促进两教思想的发展，但他们两者在基本教义上又存在着差异和不同，从而在思想上发生了分歧，同时有时又为了争夺宗教地位而发生激烈的纷争。总之，隋唐时期是一个儒、佛、道三教既纷争又融合的时期，纷争中有融合，融合中又有纷争。但总的趋势是以融合为主，所以我们常说隋唐时期是一个三教合流的时期。

三教的纷争与融合也并不是到了隋唐时才产生的。早在佛教初传和道教刚产生的东汉时期即已出现。据东汉末年的《理惑论》记载，当时的儒家即对佛教提倡的「出家落发」，「弃妻子」，「绝后嗣」提出了批评，认为这些都是违背了儒家孝道的，并对佛教所宣传的生死轮回（「人死当复更生」）等思想提出了质疑。之后，东晋时还爆发了一场「沙门」（佛教徒）应不应致敬王者的辩论，为此庐山名僧慧远还专门写了《沙门不敬王者论》一文，提出了在家与出家的区别：在家「则是顺化之民，……有天属之爱，奉主之礼」；出家「则是方外之宾，……不顺化以求宗」，故不应致敬王者，但「一夫全德，则道洽六亲，泽流天下，虽不处王侯之位，亦已协契皇极，在宥生民矣」（《沙门不敬王者论》）。以此企图调和佛儒之间的矛盾。稍早于慧远的佛教信徒，文学家孙绰则著有《喻道论》，提出了「周、孔即佛，佛则周、孔，盖外内名耳。……其致不殊」的思想，亦是为了调和儒佛的思想。至于对于佛教宣扬的三世因果报应和神不灭论的思想，从儒家立场进行批评的，则有著名的天文学家何承天和战斗的无神论者范缜等人，他们思想在前面已谈了，这里就不再赘述。隋唐时期反佛教的著名儒家学者，应首推韩愈。他针对着当时的唐王朝提倡佛道两教说：「释老之害过于扬墨」，因此他效法孟轲排斥扬墨的精神来与佛道两教进行坚决的斗争。唐宪宗李纯于公元 819 年想迎「佛骨」入宫中供奉，韩愈立即上《谏迎佛骨表》表示坚决反对，结果被贬了官职。韩愈一生为了复兴儒学，力排佛老，写下了《原道》、《原性》、《原人》等著作，驳斥了佛老的出世主义思想，高扬了儒家的道统说和伦理政治学说，在当时的反佛老斗争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另一方面儒家为了发展自己的哲学思想，还大量地吸取了佛道二教的思想，以充实自己的思想。在这方面当推柳宗元、刘禹锡等人。柳宗元不同于韩愈，他并没有公开地批评佛教，他对其「无夫妇父子，不为耕农蚕桑而活于人」，也不赞成，但认为佛教思想「与《易》、《论语》合，虽圣人复兴，不可得而斥也」（《送僧浩初序》），认为佛教讲性善、讲孝道讲仁爱都是与儒家思想相一致的。刘禹锡则称赞佛教有助于教化，说它能起到「革盗心于冥昧之间，泯爱缘于死生之际」，有「阴助教化」（《袁州萍乡县杨歧山故广禅师碑》）的作用等等。可见，柳刘两人都是主张「统合儒释」的。

至于佛教与道教之间的关系，由于两者都是宗教，在宗教教义和理论方面佛家哲学经典书籍，有着互相仿效、互相吸收的一面，但在根本教义上又存在着差异和矛盾的一面，有时为了争夺各自的宗教地位而互相攻击，造成了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佛道两教的斗争。佛道两教互相吸取和融合的情况，由来已久，佛教初传中土时即已开始，在汉代人们心目中的佛教如同我国秦汉以来的神仙方术差不多，视为当时流行的各种道术之一种，故人们称佛教为「佛道」。所以，最初人们对佛教与道教分得并不很清楚，好用中国的神仙思想理解佛教。因此东汉明帝时，楚王刘英就既「诵黄老之微言」，又「尚浮屠（佛）之仁祠」（《后汉书》本传）。桓帝则在「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后汉书·襄楷传》），并祀两氏。但佛教与道教在教义教理上存在着许多根本不同的思想。如在生死问题上，佛教以人生为空幻，生死无常，所以主张「无生」追求超脱生死轮回，进入涅槃寂静的境界。道教则主张「无死」，追求养生延年，长生不死成神仙。在宗教修炼方面，佛教偏重精神解脱（炼神），道教则重炼形。当然这种区分是相对的，道教中也有注重养神的。如《西升经》中说：「伪道养形，真道养神。」后来的道教更主张形神双修。同样，佛教中也有注重养生的等等。

由此，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佛教开始摆脱汉代依附道教的情况，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两大宗教各自为了争夺自己的宗教地位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西晋发生了道士王浮与佛教徒帛远的争辩，王浮为了抬高道教的地位而作《老子化胡经》，谓老子西游化胡成佛，以佛为道教弟子，贬抑佛教，以此开启了历史上的佛道两教之争。于是，佛教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编造了所谓「佛遣三弟子震旦教化，儒童菩萨，彼称孔丘。光净菩萨，彼称颜回。摩诃迦叶，彼称老子」（《清净行法经》）的无稽之谈，把儒家的孔子、道教教主老子，都说成是佛的弟子等等。在我国历史上，还爆发了著名的所谓「三武一宗」（指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和周世宗）的灭佛事件，这些事件的发生除了有当时的经济政治原因之外，亦常与佛道两教的纷争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北魏太武帝的灭佛，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由于司徒崔浩信仰寇谦之的道教，极力劝说魏武帝拓跋焘放弃佛教而改信道教。又如北周武帝宇文邕之所以信道反佛，亦与「（道士）张宾谲诈罔上，私达其党，以黑释（当时僧人着黑衣）为国忌，以黄老为国祥。帝纳其言，信道轻佛」（《广弘明集》卷八《辩惑篇》）有直接关系。至于有名的唐武宗灭佛，史称「会昌法难」，除了有「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旧唐书》卷一八上《武宗本纪》）的经济上的原因之外，也还由于武宗自己相信「长生之术」与道士赵归真大力加以劝谏，遂实行灭佛的。此次灭佛，凡毁寺四千六百余，归俗僧尼二十六万余人，给予了佛教以沉重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