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道家政治哲学”？

日期：2024-01-18 14:02:24 人气：栏目：道家哲学

什么是“道家政治哲学”？回答这个问题不能不诉诸哲学史研究。如若没有从古代到现代的历史纵深，我们几乎无法面对这样的问题，道理明摆着：“道家政治哲学”“政治哲学”的名称“古未之有”，它们都是近现代学术发展的产物，也是中西哲学比较会通的结果。

从古代到近现代的西方政治哲学展现了聚焦于政治问题的多元思考和多样化理论建树，百花齐放，形态各异。我们在阐释早期道家政治哲学的时候，显然需要参取西方思想资源，却没有必要盲目适从、刻意附庸某种政治哲学理论，无论它是古希腊的还是近现代的。在这里我们只能讨论什么是道家政治哲学，而不能、也没必要给出一个“政治哲学”定义。因而，我拟从“政治性”和“哲学性”两个方面推敲并且界定所谓“道家政治哲学”，权作“工作定义”：

第一轴心时代道家哲学代表人物，先来讨论一下“政治性”。从较宽泛的意义上说，政治哲学的问题意识以政治关系为前提，而政治关系则涉及不可摆脱的权力与支配等问题，当然各种各样的伦理、社会、国家、政府以及各种形式的权力与秩序都是政治关系的具体体现。毫无疑问，人只能生活于人类生活共同体之中，不能游离于社会，也无法逃避政治关系。道家哲人也很清楚这一点，不过他们怎样审视他们置身于其中的政治关系、如何表述其对政治关系的反思却很耐人寻味。

表面上政治哲学似乎只是对应于道家所说的“人道”，其实不然。道家哲学区分了“天道”“人道”，所谓伦理学和政治哲学显然属于“人道”范畴，但这并不意味着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仅仅涉及“人道”而已。实际上，道家哲学语境中的“道”往往是统一的，道家者流从来不认为“天道”“人道”是疏离的。即便是“人道”问题，也应该从天人之际的角度予以审视和理解。“天道”赋予“人道”以思想深刻性和理论复杂性：什么是“道家政治哲学”？，远不是“以天道推演人事”这样的陈词滥调所能涵盖。即便相比古希腊以来的自然法理论，道家（也许还应该包括儒家）政治哲学亦有过之而无不及。道家（特别是老庄）所说的“自然”与古希腊哲学概念庶几近之，然而古希腊深邃的原初意味，已经被柏拉图、柏拉图主义以及基督教神学的目的性、灵魂、上帝等观念加以改造，沦落为被动的、对象性的东西了，例如那个几乎等同于现象世界的“大自然”概念；而道家“自然”概念却由于交涉于“无”的观念，且在有无之间的复杂张力中生发出丰富多元的思想脉络。

有一种论调说道家人物都是些消极遁世的隐士，对此我不怎么以为然。道家的确厌倦了那种人间的、太人间的俗务，洞悉了社会政治生活中人性异化、价值沦丧的危险，然而却没有消沉颓废，更赋予了自身彻底（也许有点儿激进）的批判精神。从思想史研究角度看，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困惑于自身所处的时代，鲜有能超拔于其外者，例如古希腊哲人柏拉图《理想国》多少有点儿希腊城邦的影子，儒家的政治哲学思考亦以追摹理想中的三代（实际上就是西周时期奠定了基础的礼乐文明）为中心；道家却是不折不扣的异数，因为道家政治思想不依附、不匹配于任何一种社会政治制度，比如说老子提及的“小国寡民”具有明确的消解生活世界中的社会性、政治性的理论企图，庄子向往的“至德之世”也具有那种滑稽乱俗、虚无缥缈的特点，凡此种种：什么是“道家政治哲学”？，皆是想象的乌托邦，而不是构想某种可以成为现实的国家，尽管它们是针对现实而发的。实际上，儒家以天下为己任，道家亦不遑多让，他们比任何人都更热切地期望“天下归一”；只不过“道不同不相为谋”，儒道两家取舍不同，旨趣迥异而已。

老子哲学具有政治哲学的面向，即以无为概念为核心的政治思想。还有论者以为，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就是“自由及其实现方式”，不妨用以说明庄子的“逍遥”，虽然“逍遥”是一种古代自由形式，与现在意义上的“自由”反差较大。

以上的简单梳理与讨论提示出，道家固有的伦理学本身包含了政治哲学的维度；而且道家对伦理、政治、国家、文明、人性和价值的理解自有其独到之处。我们还是通过分析几个例子以说明问题吧。《老子》出现的“圣人”（时或称“我”“侯王”）与“百姓”（有时写作“民”“万物”）之间的关系显然就是某种政治关系，“我无为而民自化”恰是一个政治哲学命题。老子既言“绝仁弃义”，又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暗示了某种原初伦理，超乎仁义价值之上。“治大国若烹小鲜”是老子的名句，同“小国寡民”的说法一样，折射了道家无为政治的旨趣。“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表达了老子价值判断，显然他并不认为天下、国家是*重要的，尤其是相比生命本身而言更是如此。老子亦曾正面提及政治关系抑或政治秩序的合理性，比如他说：“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更值得注意的是，《老》《庄》诸书不仅提到了“国”（邦，实际上就是诸侯国），还提及了“天下”，后者乃是战国古代政治思想的一个关键词。

最为重要的是，道家政治哲学问题还应该从更抽象的“有无关系”层面予以阐发。“有无相生”“道生万物”以及名-无名之间张力关系（“镇之以无名之朴”）多少能够表明老子的辩证法思维，具体到政治哲学，可以说老子一方面没有断弃现实政治秩序，另一面又去掉了“名”的价值优先性。老子政治理念集中体现于“无为”概念。从“无为”是对“为”的否定（哲学意义上的否定）角度分析，举凡一切社会、伦理、政治、国家、文明、秩序、权力等都出于“为”——即某种人文动机驱使下的社会行动；那么“无为”似乎就是把常识反转过来，借助“无”的否定或扬弃，反思了理性成长、文明进程投射于人性和人心的阴影。老子想表达的准确意思是，“为”固然重要，然而“无为”更加重要。失去了“无为”的节制，“为”必将失控；反之，缺失了“为”的“无为”则流于空洞，丧失其均衡感。这就是老子无为政治哲学之辩证法。我特别希望能够从“之间的张力”出发更内在把握道家思想逻辑，而相反相成、相辅相成乃是道家哲学的重要法则。

现代政治哲学的发轫与生成，据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分析，伴随着基督宗教的世界帝国之瓦解和终结，西方政治思想由“一神统治”旧状况进入到了“诸神之争”新阶段，世俗化的政治理论逐渐兴起，个人权利（特别是个人财产）、契约主义、权利分化等问题成为现代政治思想关注的焦点，从而与古典时期的国家、政治、伦理等观念划清了界限。“如果说一切关乎价值主张的论说都是‘政治的’，那么，‘诸神之争’就是现代西方政治理论价值之争的鲜明体现。” 这就是出现于西方的现代性。从世界历史的纵深考察，现代告别前现代的现代性建构过程，似乎重演了早期中国“哲学突破”以及“进一步突破”时期的推陈出新的哲学思考，包括政治哲学思考。孔子曾以“礼崩乐坏”描述春秋末年战国初期的政治失序状态，庄子则以“道术将为天下裂”“道德不一”的深切忧思，洞见到了战国以降的历史趋势实际上已不可逆转。如果说孔子以来的儒家学派的政治思想是对当时历史趋势的“保守的回应”的话，那么，道家（特别是道家黄老学派）却对此浩浩荡荡历史潮流做出了冷静、积极的响应，他们提出的“帝道”恰是针对“王道”的，而他们*为关注的“道-法”与儒家标榜的“德-礼”犹如针尖对麦芒。如此看来，道家、道家黄老学派（又称道法家）及其思想伴侣——法家，也许*能代表政治和国家转型时期的时代精神。这不正表明了道家政治哲学值得深入探究吗？我还是想强调一点：近现代以来的西方政治理论一方面能够赋予我们以历史纵深的视野，另一方面却由于它纠结且偏重于政治学理论而不能为道家政治哲学提供合适的参照系。比如说，道家政治哲学语境中的“政治”“国家”终究不能仅仅从近现代政治学意义上的“政治”“国家”予以了解和把握；而超政治学意义上的“政治”（君道治术）、“国家”（比如说道家著作中也经常出现的“天下”）只能出现于政治哲学语境之中。

第二，从比较严格的意义上说，政治哲学之为政治哲学的本质在于其“哲学性”。近现代政治哲学研究者都很清楚政治哲学和政治学（包括政治思想史）之间的分野，当然要在两者之间区划一条泾渭分明的边界也没那么容易。近现代西方政治哲学濡染了强烈的实证主义的色彩，难免有社会科学化的趋向；而古典时期的政治哲学则呈现出另一种样态，具有明确的人文学属性，*初的政治哲学乃内在于伦理学。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古代道家思想里面有没有伦理学，能不能开掘出政治哲学？有的人以为道家没有伦理思想，因为他们反对仁义。这种看法早已不值得一驳。自老子以来的道家，始终警惕并且反对把“道德之意”庸俗化、浅薄化为仁义，因为他们认为道德大于且包含仁义，而不是相反。从另一角度分析，哲学史上的反理论不也是某种理论形态吗？反伦理学也是一种伦理学。儒家立足于仁义之际，道家反诘之，开出了另一种伦理学，而且加深了与儒家之间对话。有意思的是，战国中期以降儒家和道家殊途同归，都开展出来了德性伦（论）理学，只不过思想内容各有特色而已。更进一步分析表明，儒道两家的德性论乃是人性论深化发展的结果，而他们创发的具有实践智慧特征的心性论-境界说则是德性论的具体内容，也是孔孟之间、老庄之间人性论思想的升华与转化。

另一方面，道家似乎比儒家更多谈论治道或治术，《汉志》把道家（实际上是黄老）的思想宗旨归结为“君人南面之术”也不无道理。然而，我以为，道家独具那种以哲学方式思考伦理（含政治）问题的精神气质，一方面道家哲学著作中弥散着关于伦理政治诸问题的思考，另一方面道家又诉诸哲学语言阐述了其伦理政治和社会思想，例如道、德、名、理、执一、浑沌、太和等概念或语词建构的理论语境，恰呈现了其伦理学（含政治哲学）之形式与内容。我的意思是说，道家对政治问题的关切与讨论借助抽象概念展开，即便是讨论治道、主术、君道、臣道甚至兵法时，很少流于阴谋诈术，反而语涉高深莫测之抽象理论及表述，可以说“以道为常”（韩非语）就是其底线。《韩非子》里面的两篇重要文献《扬权》《二柄》轴心时代道家哲学代表人物，从题目上看，似乎流于阴谋和诈术，实际上却包含了深闳的理论思考。“法”是道家黄老学派关注的焦点之一，他们所说的“法”却不尽出于世故，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性，因为“法”奠基于“道的真理”，渊源于“道德之意”。参透了这一层，就不难较为准确地把握道家政治哲学思想了，比如说，“执一”的意思颇近乎“抱道执度”，然而“道”和“度”究竟指什么呢？我们倘若能够在道法之间考虑问题，则思过半矣。更有可说者，道家著作中充满了政治隐喻和政治寓言，比如说浑沌、乐、御、钓等，都指向伦理和政治。奉行理性祛魅的现代政治理论之主流尤其倚重社会科学如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然而讨论涉及价值判断的政治哲学，怎能缺省人文学术而归诸社会科学？道家政治哲学独特的精神气质是不是能给我们更多启发呢？爱因斯坦曾说，政治是暂时的，方程是永恒的。把这句话移植到我们讨论的问题里面，似乎可以说，政治是暂时的、流变不居的，而政治哲学却涉及了持久乃至永恒。换言之，道家政治哲学本质上是“道”的展现，而非“术”的应用。也许是中西文化的不同吧，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哲人的围绕政治性问题的思考更多裹挟于政治思想、学说和理论，而道家政治哲学则展现了更为明确、更为深入的哲学性。

以上我们分别从哲学性和政治性两个方面稍微明确了道家政治哲学的边界与特色。接下来，我想明确一下，这里所说的“道家”也是广义的，包括老庄、黄老（秦汉时期以此为道家主流），以及那些与道家（主要指黄老）思想交涉较深，思想边缘不怎么清晰的法家（特别是韩非、慎到等）、阴阳家等。黄老学盛行于战国中期之后轴心时代道家哲学代表人物，绵延于秦汉时期，时间跨度超过了六、七百年之久，怎能说它无足轻重甚至无足挂齿？但是，黄老学历史脉络错综而且凌乱，思想内容驳杂而且边界不清，难以梳理和分析，再加上学派、人物和著作等问题扑朔迷离，使黄老学研究十分棘手。现在看来，无论黄老学再怎么复杂，再怎么兼综杂糅，其思想主旨还是比较清楚的，那就是以老庄哲学为基础，围绕着“道德之意”，兼综百家之学，尤其是熔冶儒墨名法阴阳诸家思想于一炉。例如《淮南鸿烈》内容虽然广泛驳杂，高诱指出其宗旨“归于老子”，可谓切中肯綮。值得一提的是，阴阳家和黄老学彼此难解难分，特别是五行月令、阴阳刑德等理论似乎是他们共同的思想资源。如《吕氏春秋》是黄老著作还是出于阴阳家之手？类似的问题还包括，渗入董仲舒《春秋繁露》之中的那些齐文化因素，表明了董仲舒受到阴阳家影响呢还是汲取了黄老学思想呢？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判断月令体系归属，属于黄老学派呢还是阴阳家？韩非子当然是法家的*重要代表，然而《韩非子》里理论性比较强的几篇，例如前面提到的《扬权》《二柄》还有《解老》《喻老》，都可以并且应该视为黄老学派思想文献更为确当。

前面稍微厘清了“道家政治哲学”这个术语的含义。接下来，我们勾勒一下道家政治哲学所由生发的历史契机以及推进道家政治哲学不断发展的思想动机。

道家政治哲学酝酿发展，穿越了几条重要的历史分界线，比如说春秋战国之交（哲学突破）、秦汉之际（周秦之变）；从思想史层面分析，道家政治哲学思想空间里面还容纳了对更早期的殷周之际政治思想观念的反思与批判，其理论深化更伴随了战国中期哲学进一步突破，甚至还反映了两汉之间学术思想的嬗变。我认为，如果从早期政治及国家形态的转型作为切入点，也许能够更好地展现并把握自先秦至两汉思想史、哲学史的内在规律。就是说，早期政治哲学思考的历史背景与思想动机首先应该是西周时期确立的成熟形态的“早期国家”转型为秦汉以来的“王朝国家”之历史进程；其次就是体现这两种形态的国家、两种政治理念建构于其中的思想史主题——即礼与法之间的矛盾关系。

西周时期政治与国家以宗法封建制度为核心基础。宗法封建制度试图将基于血缘的宗法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嵌套在一起，塑造了一个无所不包的礼乐文明体系，奠定了早期国家的基本规模，也催生了以“德”（明德）为核心的政治思想。“德礼体系”就是“王道”，或者说就是“王道”的内核。秦汉以来的王朝国家被认为是高度集权的统一国家，帝制-郡县制-法制乃是其立国之本，也就是说，从政治关系角度分析，帝道（政治制度）与法治（政治思想）体现了秦汉国家的主要特征。这两种形态国家及两种政治思想系统差异较大、区别明显。在它们之间的推移、转型过程中，恰是诸子百家蜂起、思想争鸣的活跃期，如果说诸子百家之学的现实针对性就是“救时之弊”的话，那么他们的沉思和诤辩都多少应因了上述恢弘无情的转型进程，是这一历史进程的思想形式。我们由此入手探寻早期政治哲学的开展，特别是道家政治哲学的独特机杼，则是理所当然。

道家哲学（含政治哲学）独具那种逻辑性、包容力和均衡感，这一点诸子百家无出其右者。依据这种包容力和灵活性，道家实现了自身内部的分化整合，并且形成某种有效的对话关系，汲取和吸纳儒家、法家、名家、墨家等各家思想。老庄与黄老之间的关系再怎么复杂，也不能摇撼他们之间的共同点——“道德之意”，虽然黄老在“道德之意”之外还发展了“刑名之术”。韩非子法理学的基础亦是“道德之意”。然而管仲学派（即围绕在管仲周围的推行“变法”的知识群体）由于更张周礼而催生出来的“法”——相对于“礼”而言，真正具有异质性的制度设施其实就是管仲“变出来的法”——是不是属于“道德之意”范畴，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如果说春秋时期的政治秩序进入了一个管仲开创的霸（伯）业的话，管仲学派（以及齐法家）的政治思想则以标榜“霸道”为天职。问题是黄老学派推崇的“帝道”，试图寻求王霸之外的新政治思维，所以“帝道”之宗旨既不同于传统的、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王道，也有别于流行一时的、极端现实主义的霸道。当然它们之间关系仍需要继续讨论。

儒道两家之间的思想对话关系*耐人寻味。比如说孔子曾提到的“无为”，显然就是资取于老子。更重要的是，“无为”观念渗透于儒家思想的深处，深化了儒家思想，成为了儒家思想精微深邃的组成部分。再比如说，庄子特别重视中正之道，隐然具有比拟于儒家“中庸”思想的意义。当然还可以进一步指出：董仲舒《春秋繁露》参取吸收了不少黄老学派的思想，尤其是“无为”观念和皇帝王霸的政治观念等；《礼记·礼运》同样借鉴了道家政治哲学创发的帝道观念，其中的“大同”观念莫非也是受老庄“玄同”概念的启发？

接下来，不妨围绕着道家政治哲学的若干关键词，例如“玄德”“自然”“无为”“浑沌”“帝道”“执一”“道法之间”“内圣外王”等，覃思独照，发微阐幽，展开进一步的讨论，展示儒道两家之间的思想对话诸问题，提示古代政治哲学创发、形成时期的人文动机和思想价值。

【内容简介】

道家政治哲学乃是比较纯粹的、严格意义上的甚至真正的政治哲学，自有其边界明确的内容范围、理论特征，还发展出某种非常理论性的哲学语言思考和阐述政治性问题。如果说孔子以来的儒家学派是对当时历史去世的“保守回应”，道家政治哲学则提出了“玄德”“帝道”“执一”等概念，对浩浩汤汤的历史潮流做出了冷静积极的响应。

《道家政治哲学发微》全书分为四编，内容涉及老庄、黄老和儒道会通等，深入掘进、阐幽发微地抉发出道家政治哲学的深邃内容、理论旨趣和精神气质。

【作者简介】

郑开，祖籍安徽合肥，1965年生于呼和浩特，199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宗教学系，哲学博士。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现任北京大学哲学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教研室主任、北京大学道家研究中心主任。著有：《道家形而上学研究》（2003年）、《德礼之间——前诸子时期思想史》（2009年）、《庄子哲学讲记》（2016年）等。发表论文数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