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理思想与文明传承观念：中华文明不断传承的观念深入人心

历史地理思想与文明传承观念：中华文明不断传承的观念深入人心

摘要：历史地理思想与文明传承观念，是维系中华民族团结和统一的一个重要因素。从地理思想的角度宣扬大一统政治观与历史观的传统由来已久，而宋、元、明、清时期的表现则更加突出。中华文明不断传承的观念深入人心，则是这一社会现实在史学领域的一个突出反映。无论是全国各族统一时期周易学院，还是地方割据政权并列时期；无论是汉族政权，还是少数民族政权，只要是建立在中国疆域之内，无一例外地都以中华文明的传承者自居，历史地理思想与文明传承观念进一步发展与深化。宋、辽、金时期学者对于“正统”问题的讨论，元代统治者注意从历史地理角度认识元朝所处的历史地位，以及明清时期对于传承和发扬中华文明认识的深入，都是对这一观念的诠释。而这一观念的深远影响，反过来又对维护祖国统一与国家稳定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历史地理思想；文明传承观念；中华民族；民族团结；国家统一

中图分类号：K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0)02一0223—03

中华民族源远流长，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在中国境内，创造出绵延不绝的古典文明。在这个文明内涵之中。历史地理思想与文明传承观念，无疑是维系中华民族团结和统一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中国历史上，从地理思想的角度宣扬大一统政治观与历史观的传统由来已久。西周时期人们已经具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小雅·北山》)，战国时期又出现天下“定’于一”的主张(《孟子·梁惠王》)。尤其是在封建社会后期的宋、元、明、清时期，逐步实现了国家疆域的空前统一和政治局面的空前稳定，表现更加突出。这一社会现实反映在史学文化领域，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中华文明不断传承的观念深入人心。无论是全国各族统一时期，还是地方割据政权并列时期；无论是汉族政权，还是少数民族政权．只要是建立在中国疆域之内，无一例外地都以中华文明的传承者自居，历史地理思想与文明传承观念进一步发展与深化。而这种观念的影响，反过来又对维护祖国统一与国家稳定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两宋时期，中原汉族政权和少数民族建立的辽、金、西夏、大理、蒙古政权共存，从而深刻影响到历史的发展面貌。宋代经学家和史学家欧阳修、朱熹等人分别从地域观念强调宋代居正，是中华文明的传承者。北宋时期，尽管有辽、西夏、大理等民族政权并立，然而宋朝毕竟统一了中原地区，勉强能够成为天下一统。因此，欧阳修说：“伏惟大宋之兴，统一天下，与尧舜三代无异。”(欧阳修：《居士集》卷一六《正统论·序论》)他还进一步强调北宋统一形成的“天下为一，海内晏然”(欧阳修：《居士外集》卷九《本论》)局面，突出了北宋“王者所以一民而临天下”(欧阳修：《居士集》卷一六《正统论·序论》)的地域观念。他把中国历史上能够传承中华文明的朝代区分为三种类型，“得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者自然不必说了，即使“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于一者”，同样属于正统王朝，甚至“合天下于一而不得居其正者”，也应当包括在正统王朝的范畴之内(欧阳修：《居士集》卷一六《正统论上》)。由此可见，在欧阳修的“大一统”观念中，地理思想与文明传承观念占据重要地位，具有突出特点。

南宋时期，朝廷偏安江南一隅，受到西方和北方疆域辽阔的强邻西夏和金的威胁，居天下之正的意识更加突出。胡安国解释《春秋公羊传》，于隐公元年《传》说：“谓正月为王正，则知天下之定．于一也。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道无二致，政无二门。”(《春秋·隐公元年传》)胡安国认为肩负“大一统”使命和传承中华文明的内涵之一就是“土无二王”，仍然把地理条件看做一个重要因素。朱熹撰《资治通鉴纲目》，认为闰位之国虽然统一中原，但不是中华文明的传承者；而天统所属之国虽僻处～隅，却是中华文明的统系所在。他把宋以前的历朝历代区分为正统、列国、篡弑、建国、僭国、无统、不成君小国等统系，指出：“凡正统谓周、秦、汉、晋、隋、唐。列国谓正统所封之国。篡弑谓篡位干统，而不及传世者。建国谓仗义自王，或相王者。僭国谓乘乱篡位，或据土者。无统谓周秦之间、秦汉之间、晋隋之间、隋唐之间，五代。不成君谓仗义承统，而不能成功者。”(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凡例》)例如，在三国问题上，朱熹认为蜀汉虽非一统国家，但出于汉室宗亲，传承汉代文明为正统皇朝；而曹魏虽统一中原，却是篡夺汉朝而来，所以只能算做闰位皇朝，不是中华文明的嫡传。朱熹的观念中仍以周、秦、汉、晋、隋、唐等统一国家作为中华文明所系的正统朝代，其新思想在于主张像蜀汉这类继承正统国家而来的分裂之国，同样包括在正统朝代之内。明人汪克宽认为朱熹撰《资治通鉴纲目》的书法义例是：“凡天下混一为正统。正统者，大书纪年。继世虽土地分裂，犹大书之。其非一统，则分注细书之。虽一统而君非正系，或女主，亦分注书之。”既然蜀汉作为两汉的“继世”可以成为传承中华文明的正统朝代，那么南宋继承唐和北宋而来，同样可以作为正统皇朝的“继世”，那么顺理成章也就能够传承中华文明了。朱熹以“大居正”补充“大一统”，旨在说明中国境内疆域分裂之时，政权可以暂时分立，文明却不能中断；而传承文明的载体与疆域的广狭，地理条件的优劣没有必然联系，关键在于传承中华文明的统系正与不正。由此看来，虽然朱熹和欧阳修在具体结论上并不相同，但在重视地理条件与中华文明传承关系问题上，又表现出希望国家统一和中华文明传承不绝的共同愿望。

辽、金统治时期，契丹族和女真族分别在中国境内建立了地方政权，具有与汉族政权统治者同源共祖的意识。在少数民族统治者看来，既然中国境内各族居民都是炎黄二帝的子孙，那么就都有资格在中华大地上建立统治政权，把自己视为担负中国文明的正统代表。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非常重视本民族的历史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从地理条件的角度看待文明传承问题。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把契丹族的历史放在《四夷附录》里，此事引起辽朝统治集团的不满。刘辉上书辽帝说：“宋欧阳修编《五代史》，附我朝于四夷，妄加贬訾。且宋人赖我朝宽大，许通和好，得尽兄弟之礼。今反令臣下妄意作史，恬不经意。臣请以赵氏初起事迹，详附国史。”(《辽史·刘辉传》)刘辉上书辽帝的这番话语，从表面上看起来是在为辽朝争门面，实际上反映出辽朝统治集团对自身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地理位置的认识，不

甘屈居被视为边徼“四夷”的地位。金朝建立以后，继承中华文明的修史传统，积极撰修本朝史，把女真贵族建立大金朝视为中国的文明正统所系。海陵王完颜亮“耻为夷狄，欲绍中国之正统”(佚名：《中兴御侮录》)，欲以统一天下和传承中华文明为己任。金世宗甚至指出：“我国家绌辽、宋主，居天下之正。”(《金史·礼志一》)上述认识固然有多方面含义，但无疑包含着明确的历史地理思想与文明传承的观念，在关于历史文化认同和传衍继承的思想认识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元朝建立之前，丘处机之所以“不惮岭北三千里”。应成吉思汗之招，来到“圣贤不得垂文化” (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的蒙古地区，其主要动机就是“道德欲兴千里外，风尘不惮九夷行”(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下)，在蒙古地区传播中原文明。元朝建立起大一统国家后，所辖疆域不断扩大历史的发展道家思想以，使元朝统治者更加注意从历史地理的角度认识元朝所处的历史地位。虞集在《经世大典·赋典·市舶序录》中论元朝海外贸易时说：“或者以损中国无用之资，易远方难至之物为说，而不思夫国家声教绥怀，无远不及之效，孰谓何为知所当宝者哉!”他认为中国地处优越地理环境，承继历代文明传统，“国家声教”远远优越于周边国家，应当把华夏文明推广开来，以“绥怀”世界各国。汪大渊认为“皇元混一声教，海外岛夷无虑数千国，莫不执玉贡琛，以修民职，梯山航海，以通互市”。及时记载中外交流情况，“非徒以广士大夫之异闻，盖以表国朝威德如是之大且远也。”(汪大渊：《岛夷志略·后序》)也是同样把元朝看做中华文明的继承者，表现出强烈的传播中华文明和记载中外交往的愿望。元代地域的扩大，使中原士大夫能够从各个层面接触域外文化，了解世界的机会增多。中原士人“西游昆仑之圃，北望大荒之野，涉黄河之流，而寻瑶池之津”，所到之处，“无阃域藩篱之间也”(虞集：《道圆学古录》卷八《可庭记》)，把中国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与此同时，各个地区的人因为“无此疆彼界”的限制历史的发展道家思想以，所以“适千里者，如在户廷；之万里者，如出邻家，于是西域之士，仕于中朝，学于南夏，乐江湖而忘乡国者众矣”(王礼：《麟原集前集》卷六《义冢记》)，纷纷来中原学习儒家文化，使中华文明在元代不仅延续下来，而且进一步发扬光大而走向世界。元朝统治集团还以极其开阔的视野，认为实现了中国疆域的空前统一，因而继承辽、金、宋三代正统，成为中华文明的唯一与合法的传承者。他们指出：“庖牺氏降历史的发展道家思想以历史地理思想与文明传承观念：中华文明不断传承的观念深入人心，炎帝氏、黄帝氏子孙众多，王畿之封建有限，王政之布滢无穷，故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孙，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也。”(《辽史·世表序》)他们把中国境内不论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都视为中华文明的继承者与创造者，共同推动了历史发展进程。这是从中国历史地理范围和文明传承关系来考察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理论意义。

明朝取代元朝以后，结束了少数民族作为主体统治民族的历史，重新确立了汉族为主体统治民族的地位。由于元朝实行赤裸裸的民族分化和民族压迫政策，大大激发了汉族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在元末农民大起义的过程中，刘福通、陈友谅和明玉珍几支农民军都以恢复汉族政权的统治秩序号召民众，分别以大宋、大汉、大夏为国号。反映出强烈的复兴汉族政权的民族意识。汉族内部的这种文化认同意识，在反元斗争中汇聚成一股巨大的洪流，对推翻元朝蒙古贵族的腐朽统治产生了极大作用。汉族这股民族意识浪潮的增强，最后汇集到一起，催生出朱元璋在讨元北伐檄文中“驱逐胡虏，恢复中华”(高岱：《鸿猷录》卷五《北伐中原》)的明确目标。明朝统治者继承了中国历代汉族统治者尊奉的“内中华而外夷狄”思想，努力建立以汉族为中心的政治格局。洪武九年(1376)，曾秉正上疏朝廷：“臣闻《易》之为书也，贵阳而贱阴。《春秋》法，内中国而外夷狄。盖中国者，阳也；夷狄者，阴也。”(《明太祖实录》卷一。九)朱元璋非常赞许这种观念，指出：“朕历览群书，见西南诸夷，自古及今，莫不朝贡中国，以小事大，义所当然。”(《明太祖实录》卷一四O)明初奠定中原统治以后，势力随即向边疆地区扩展，力图重建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民族格局呈现出与元代完全不同的特征。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经过元代不平等民族政策的刺激，中国北方的契丹、女真、党项各族和南方某些民族受汉族先进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逐渐接受和认同汉族的生活方式和民族特征，最终融合到汉族之中，使汉族增添了新鲜血液而得到了新的发展。总之，经过民族压迫磨炼和反抗斗争洗礼的汉族人民，在明代的历史中获得了更加顽强的生命力，不论是本民族自身发展的意识，还是团结中华民族为一体的意识，都比前代有了大大的增强，为传承和发扬中华文明作出了更大的贡献。

清朝在入关前，已经统一东北地区。在清朝的管辖范围之内，“自东北海滨，迄西北海滨，其间使犬、使鹿之邦，及产黑狐、黑貂之地……厄鲁特诸部，以至斡难河源，远迩诸国，在在臣服”(《清太宗实录》卷六一。崇德七年六月辛丑)。清朝政权不仅已经取代了明朝在东北的统治，而且开拓了从鄂霍茨克海到贝加尔湖的广大疆域，远远超出了明朝的管辖范围。与此同时，清朝在政权组织上认同汉族历史文化，翻译汉文典籍，并仿照中原皇朝官制和兵制，建立起一套比较完备的官僚机构历史地理思想与文明传承观念：中华文明不断传承的观念深入人心，具备了立国规模。清朝在进人中原以后，为争取广大汉族士大夫的支持，大力宣扬“满汉一家”的理论，加快认同儒家传统文化的步伐。因为清朝统治者深深懂得，仅仅依靠满族贵族自身的力量，无论如何无法实现对全中国的治理和管辖。清世祖顺治二年(1645)，朝廷下诏宣布归顺清朝的汉族官员“地方官各升一级”，“各衙门官员，照旧录用”，即使“隐居山林者，亦具以闻，仍以原官录用”。随后又吸收汉族官员进入高级统治阶层，允许“在京内阁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官员，俱以原官，同满官一体办事”。清初确定中央职官系统的内阁六部均设满阙与汉阙，分别任用满洲人和汉族人担任官长。地方职官系统的总督、巡抚及其所属各级官员，也是满汉兼用。清代“满汉一家”还表现为汉族绿营兵的设置，利用汉将与汉兵协助满洲／k旗兵又,-j-各地进行镇抚。顺治五年(1648)，清朝为使满汉官民“各相亲睦”，达到“满汉一家，同享升平”的目的，规定满汉官员可以互相通婚。皇帝诏谕礼部说：“方今天下一家，满汉官民皆朕臣子，欲其各相亲睦，莫若使之缔结婚姻。自后满汉官民有欲联姻好者，听之。”(《清太宗实录》卷四O，崇德三年正月甲申)通过实行“满汉一家”的政策，清朝笼络了大批汉族官僚士大夫，利用他们对广大汉族人民实行有效地统治，为安定地方秩序，统一全国起了很大的作用。这项政策的实施，有利于加强满汉民族的团结，共同继承和发展中华文明，对历史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总而言之，关于地理条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是历史理论研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而历代史家对这一关系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认识过程中，人们的观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逐步向真理趋近。因此，借鉴和吸取中国古代史家在这方面的认识和理论建树，对于今后的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两方面都会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