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的“常道”与“新命”》自序

《儒家文化的“常道”与“新命”》自序

儒家文化的“恒道”与“新生”自序

李存山

几年前，一位办学校友请我写几对学思对联，送给即将毕业的学生。我拒绝了，就写了几篇，其中一篇是“综合创新永远在变，旧状态与新生活不同”，他批评“文化复兴”。这对联在形式上是未完成的，但从内容上来说传统儒家生命智慧的当代价值论文，确实是我想了很久的事情。

“全面创新”是张岱年先生的文化命题，而这一命题的理论基础是张先生对“文化的现实”的理解，即运用辩证法，“既在文化完整性上，又在文化上”可见于文化的变迁，也可见于文化的不变；可见于文化的差异，可见于文化的同一性。”在张先生提出的文化“统与分”、“变与恒”、“同与相似”的辩证关系中，我认为“变与不变”占据核心位置，而“变”指时代，分阶段，“常”是指文化发展的传承和延续。张总认为，文化发展是“在变化中不断”。“知常变”是指既要知“常”，又要知“常”。文化的“变”，这两方面的辩证统一缺一不可，只知“变”而不知“恒”，就无法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如果只知“恒”传统儒家生命智慧的当代价值论文，不知“变”，就无法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发展。

“旧国新生”出自《诗经》，“周虽旧，但生新”。冯友兰先生在1946年为西南联大所作的碑文中引用了这句话，此后他一再评论。 “旧州，新生活”被阐释，并以此作为他人生写作的“如此痕迹”。这里的“旧国”是为了保持中华文化的延续，“新生活”是为了实现现代化。冯先生所说的“旧状态”与“新生活”的关系《儒家文化的“常道”与“新命”》自序，类似于张先生所说的文化“恒”与“变”的关系。 “异共异”是冯先生在《新世论》中的重要思想，“共”是指文化现代性的共性，“异”是指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异共”是指文化现代性的共性。中国倡导的文化不仅要实现现代化，而且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保持中国文化的特殊性。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对当代中国文化“恒”与“变”的认识，主要是对儒家文化“恒”与“新”的认识。什么是儒家文化的“永恒之道”，儒家文化在当今时代需要实现的“新生命”是什么，这些都是我最近经常思考的问题。基于此，我整理了这本学术论文集。录用论文的写作时间各不相同，当一篇新论文围绕某个主题撰写时，不可避免地会重复前一篇论文的部分内容。平时写的多是感慨，有些论文也是针对参加学术会议的主题写的，所以论文之间没有逻辑和系统的联系。这套随笔集只是我的思想和研究领域的一个概括性表达，随笔分为五组。

第一组是“理解中国文化的‘变化’和‘不变’”。其中包括两篇阐述张岱年先生文化观的文章和一篇阐述冯友兰先生文化观的文章。这三篇之后是我近年发表的四篇，包括《对儒家文化的“恒常道”的反思。我从学术起家，师从北大哲学系的各位先生。毕业后硕士期间遇到了1980年代兴起的“文化热”，我对未来文化问题的思考主要是受到张老师文化观的影响《儒家文化的“常道”与“新命”》自序，“旧国新生活不一样”的思想类似于张先生倡导的“综合创新，不断变化”，他们对中国文化问题的看法可以说是我对儒家文化‘恒常’的反思”，讨论了“‘变化’和‘变化’。中国文化的‘恒常’”，以及“儒家文化的‘恒常’与‘新生命’”的理论基础。基于这一理论，本组以下四篇文章是我对“中国文化中的‘变’与‘恒’”、“儒家文化中的‘恒道’与‘新生’”等问题的主要观点。

第二组是《儒家文化的普世道德价值观》。本组七篇论文着重从先秦儒家的角度探讨儒家道德的普遍性，这也是儒家文化“常道”所包含的主要内容。首先，孔子创立的儒家主张“仁者爱人”，而这个“爱人”包括爱全人类的人，也包括爱物的人。因此，孔子的学说是世界性的。儒家的仁爱精神是建立在孝道或亲情的基础上的。从道德产生的角度来看，这是合理的。但是，儒家的道德并不仅限于血亲之情，而应该拓展到“仁于民”。普遍爱“爱物”或“物与”。中国古代形成了“唯有天地为万物之父，唯有人为万物之神”的思想，人的道德意识是要有“取天下”的崇高道德境界。一家人，中国一个人”。儒家对“天”的信仰本质上已经成为一种道德信仰，性善论为儒家的仁义道德提供了自然的合理性，也为人的道德修养和学习成为大人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先秦儒家中，道德信仰、情感和理性是相结合的。仁义之道，是仁义之道，是人类道德最基本、最普遍的法则。因此，忠恕之道古今皆宜。保护等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三组是“汉代儒学”。本组六篇论文重点探讨了在秦汉“变迁”中，汉儒学实现了从秦代“法为教，官为师”到汉代“行仁义，法”的转变。和正义”。第一圣人”，乃至汉武帝“左然弃百家，列六经”。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汉初陆嘉有开创性，贾跃居次之。易、董仲舒取得了这一转变的巨大成功，董仲舒继承了先秦儒家的“长道”，但为了适应“汉承秦制”，他也得益、失传先秦儒家。董仲舒首先提出“五常”和“三纲”的概念，由先秦的“四德”发展为“五常”，主要是因为“五行”理论被容纳在汉儒思想，“三纲”。“主要原因是为了适应秦以后的集权。 “五常”和“三纲”并非都是“道之大源天”，而是具有汉儒思想建设的性质。如果说“五常”还属于儒家文化的“常道”，那么“三本”就是汉儒为适应“汉承秦制”而做出的一种“变”。在当今民主社会，我认为“三本不能守，五常不能失”。

第四组是“宋代理学”。本组七篇论文重点探讨了宋代新儒家在儒释道模式下实现的儒家文化复兴。范仲淹和“宋楚三先生”作为宋代的开山鼻祖，可以说属于广义的“新儒学”。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在整顿官政短短一年内就去世了传统儒家生命智慧的当代价值论文，但他的“慎选、慎育”和胡渊“学风行”的推动，对宋朝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将来。影响。周敦颐的《太极图说》，通过朱熹的阐释，包含了二成、张载的哲学思想，从而形成了理学的“莲洛观民”谱系，最终完成了以“理、气、心”为基础的理学。 ”。 、性”作为思想体系的核心范畴。理学的泛性善论和“用性、用身、用情”思想是先秦儒家思想的发展，由此产生了“性情辨”和“异同辨”之分。中韩儒学中的人性”。张载的《喜命》“备仁身”，程毅、杨适对“喜命”的探讨，涉及儒家道德的“一理”与“分别”的关系。成朱理学将“君心之过”视为治世的“大根本”，而此在在君主制下的失败预示着近代儒家政治哲学的转变。胡渊的《学以致用》和朱熹的《私议学礼》成为近代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理性基础。

第五组是“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本组收录的十篇论文中，第一篇是我在1980年代的《文化热》上发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由此可见，我对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有一些初步的看法。观点。中华文化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提倡民主和科学，但将中华传统文化与民主和科学绝对对立是错误的。从明代两位儒家王廷祥和黄宗羲的思想可以看出，科学与民主是符合中国文化走向近代的逻辑的。黄宗羲的《访明义》，因为提出了以权相克的思想，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从民本走向民主的开端。它发生在晚清的改良派和革命派身上。显着影响。洋务运动的失败暴露了“中西合用”的历史局限，而严复提出的严复“症候”实际上是提倡“文体并用”。中国传统文化讲究“义、用、福”，但在“立”和“知”方面存在缺陷。民主与科学是对现代转型中“制度”与“知识”两个方面的补充，从“三物”论发展到民主与科学的文化五要素。中国文化发展的逻辑。因此，如何正确认识儒家传统与五四传统的关系，是中华文化传承与创新面临的重要课题。关于中华文化中的民本与民主的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具有多种模糊性。自 1997 年以来，我发表了几篇主题相同但理解稍有进步的文章。 .

简而言之，理解中国文化的“变”与“恒”，儒家文化的“恒道”与“新生命”，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意义重大，范围广泛虽然我本着“不诽谤古人，不冤枉今世后代”的精神，根据史料，实事求是对此做了一些阐述，但毕竟我的学术能力有限，我的视角可能有偏见。因此，书中的错误和不足之处，受到学术界方嘉的批评和指正。

2019 年 3 月 30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