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要复杂得多，就是文本选择和文字训诂

《道德经》要复杂得多，就是文本选择和文字训诂

道德经要复杂得多。

首先是文本选择和文本解释的问题。近几十年来，《道德经》中出土了重要的地下文献，包括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郭店战国楚墓出土的竹简等。这些文本挑战了对某些问题的传统解释。与此相关，有学者注意到，按照古文的某些原则，《道德经》的文本可以完全不同于前人的理解。比如“道可以道，很道”应该读作：“道，何道也很道”。如果引用更多新的文本和新的解释，这本《指南》的出现将显得更加新潮。而且真的没关系。

马王堆帛书《老子》

但这里其实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传统经典。一部经典作品之所以能在中国文化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是因为它以稳定的文本形式流传已久，而其原始形式并不那么重要——或者那是另一个问题。这是包鹏山的基本观点（我的观点是同意他的），所以他根据流行的王笔本做了这个“介绍”。在王本能听懂的情况下，少引用外文，让自己读起来神清气爽。

还有一点需要认真处理的是原文的注释。

本《导论》每章由原文、现译、评注、导读四部分组成。其中注释是基础。《道德经》在历史上的地位虽然不及汉武帝之后成为民族意识形态的儒家经典，但其智慧和神秘却不弱于儒家经典。老庄还说，《庄子》的很多篇章都是老子书的延伸；《韩非子》有“界老”和“于老”两章。这是最早的。从此，和尚公主、王弼的评论被现代文人所继承，对这短短的五千字的诠释道家智慧的当代价值，不绝于耳。

今天的人做《道德经》导读，当然可以充分利用前人的成果。但是如果你比较每个家庭，你会发现存在意见分歧。所以，包鹏山要让批注很耳目一新，实属不易。来看看他引用了各个流派的话，不是说它眼花缭乱，至少可以说是有钱的。然而，经过精心挑选，适当的介绍，以及圣人回到他们的座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话，并且是连贯的。有时还会提出几种不同的理论，分别指称其优劣，感觉并不复杂。

要做到这一点，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相信原著本身就是合乎逻辑的。虽然由零散的篇章构成，各篇章之间的关系不是很清楚，但它的思想结构比较完整。其次，作者对全书有完整的理解，有清晰的价值判断。有了这两个项目，再加上严谨的工作态度，可以让批注耳目一新，在此基础上写出的《晋译》会清晰易懂，《导读》会把握要点、脉络是流动的，目的是明确的。

敦煌遗书《道德经》

《道德经》是玄学之源，其玄学的解读也是本《指南》的重点。但是，这些奥秘很难说清楚，很难用日常生活的经验去理解，也很难把奥秘变得肤浅。

例如，“道就是道，但道就是道”。彭山首先用语言学的概念说：当你使用一个概念时道家智慧的当代价值，你已经是一个“能指”，而不是一个“所指”，你只能是对的。本身; 再借用禅宗“指月”的比喻：手指可以指月，但手指不是月亮。话虽如此，应该很清楚。但还有更多。彭山在书中的“导论”部分中说，道家强调道家作为世界的起源和绝对的“不可质疑”，即不能有最终的解释，从而“终结人类中的野心家和原教旨主义者” 意识形态制定终极定义，垄断解释权。” 这阐明了道家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意义。以前看过《史记风禅书》，觉得司马迁对汉武帝的自神行为充满了讽刺。一想到一个熟悉道家的人，想在世俗的人面前装神，他自然就忍不住笑了起来。他忍不住笑了起来。而且我觉得司马迁对汉武帝的自我神化行为充满了讽刺。一想到一个熟悉道家的人，想在世俗的人面前装神，他自然就忍不住笑了起来。他忍不住笑了起来。而且我觉得司马迁对汉武帝的自我神化行为充满了讽刺。一想到一个熟悉道家的人，想在世俗的人面前装神，他自然就忍不住笑了起来。他忍不住笑了起来。

这部《道德经概论》还有一个小特点值得一提。《道德经》共有八十一章。在过去的版本中《道德经》要复杂得多，就是文本选择和文字训诂，数字用于划分没有章节名称的章节。彭山仿《论语》的格式，每章以第一个数字为章名。这是一种新的格式。这个改动其实很实用。这本书我看了很多遍，能背很多字，但有时候还是记不住某个句子的章节。按照彭山的方法，看到章节名就记住了，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

在先秦数百个学派中，对未来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三个学派应该是儒、道、法。三人都讨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建设良好社会的根本基础是什么？在儒家看来，这是人的美德。如果大多数人都成为有道德的人，那么这个社会当然会成为一个好的社会。我们说“以德治国”，根源就在这里。道家不同意。他们认为，不受外力影响的事物的自然状态本身就是充分的、合理的。人遵循生活的自然本性，即使有矛盾和冲突也能调整自己。这样才能达到平衡，创造和谐社会。法家不相信人。他们认为，人的本性就是趋利避害。统治者只要充分利用人性，就可以控制人类，从而实现自己的意志《道德经》要复杂得多，就是文本选择和文字训诂，创造一个令人满意的社会。这三个中的每一个都有意义。

鲍鹏山在读竹子时流连忘返，对三所学校进行了关注和评论。感觉彭山尊儒道家智慧的当代价值，喜道，恨法。这有点像苏东坡。苏轼曾说司马迁有两个“大罪”。班固批评司马迁“先黄老后刘靖，退官叛徒”。他说那是小事。“所谓第二大罪，就是商鞅和桑弘阳的功劳。” 其实司马迁并没有多说商鞅和桑弘扬的好话，但在苏轼看来，认为他们立功是一种罪过，因为这两个法家所代表的人物是乱世害人，他们为后代树立了一个坏榜样。王安石 新法的一流实践者向他们学习。但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以法家治民治国的手法最为常用，法家也需要认真研究。（本文为鲍鹏山《道德经概论》序）